第十二章 谜一样的雍正和年羹尧之死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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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清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公元1722年12月20日），戌时，大约晚八点前后，康熙皇帝玄烨病死在畅春园。当日，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位。从十四日到十九日，北京九门关闭六天，十六日先皇帝遗诏颁布天下，二十日举行即位大典，在太和殿接受百官朝贺，改明年为雍正元年。
雍正皇帝在位十三年，于公元1735年即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子时，大约半夜十二点左右，猝死于圆明园，死因不明。
雍正在位时间不长，却是整个大清王朝，甚至是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重要地位的一位皇帝——
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最勤奋的皇帝，是实行了最多制度革新与善政的皇帝，他所实行的一些制度创新，对后世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些影响直到今天还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活。同时，在清朝的皇帝中，雍正皇帝也是在当时和后世挨骂最多的皇帝，是留下最多历史疑案的皇帝。在他执政的短短十三年间，他所做的几乎每一件涉及个人的事情——从他继位，到他死去，差不多都成了历史谜团。
围绕着雍正继位，在学术界和民间有无数争论和见解，作好作歹，说什么的都有。在有更新资料出现之前，恐怕永远都没有人能够权威到让所有人都接受的程度。我们无法知道雍正皇帝本人到底有多少委屈，以至于他要写出一本《大义觉迷录》来，全方位地为自己、为自己所代表的一切辩护。在中国历史上，皇帝这样做，尚属绝无仅有，遂成为雍正年间最为奇异的景观。
事情是从曾静投书岳钟琪引起的。
岳钟琪是继年羹尧之后最为显赫的汉族高级将领，康熙二十五年（公元1686年）出生在成都的一个武将世家，比雍正皇帝小九岁。他曾经指挥部队，在平定西藏叛乱、讨伐青海罗卜藏丹津等一系列战争中大获全胜，因此，雍正六年，四十二岁时受封三等公，官居川陕总督，加兵部尚书衔、太子太保，并授宁远大将军印，统领节制西北诸路大军。这是一连串极为崇高的头衔，除了年羹尧之外，还没有哪一个汉族人能够得到皇帝的如此宠信。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乃我国官场的常态，于是，围绕着岳钟琪便出现了许多传言。对他最不利的一个说法具有巨大杀伤力——岳钟琪是岳飞的后代。五百年前，岳飞对抗大金，壮志未酬；如今，大清朝正是大金的嫡系后代，岳钟琪要继承先祖岳飞“还我河山”、“痛饮黄龙府”的遗志，将大清朝赶回到东北的冰天雪地、深山老林里去。这些传言令岳大将军心惊胆战、寝食难安。当时，就有许多汉族重臣上疏皇帝，认为岳钟琪“不可深信”。据皇帝说，类似的书信装满了一箩筐。
偏偏不久前，雍正五年六月，有一个疯子，在成都的繁华街市狂歌而行，大叫说：岳公爷将带川陕大军造反，成都四门已经掌握在秘密组织手中，将同时发难，见人就杀等等。一时间，社会上广泛流传着一个说法：岳钟琪劝雍正皇帝修德，惹恼了皇帝，皇帝要召他进京，削夺他的兵权，就像当年岳飞被十二道金牌召回临安，最后冤死在风波亭一样。而岳钟琪汲取了祖先的教训，忠义爱民，坚不奉诏云云，传得绘声绘色，仿佛亲眼所见一般。
这些传说，使岳钟琪心惊肉跳、苦不堪言，谁知，却打动了一位湖南秀才的心。这位秀才，就是曾静。
曾静是湖南永兴县蒲潭村的一个教书先生。他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行动起来，派遣他的学生张熙前往西安，投书岳钟琪，准备和他一起共图大业——推翻异族统治，恢复汉家衣冠江山。永兴县蒲潭村，地处湖南省东南部的万山丛中，道路崎岖难行，是个人迹罕至极为偏僻的穷乡僻壤。雍正皇帝的种种劣迹传闻、岳钟琪大将军与皇帝之间关系紧张的说辞，能够穿透皇家凌迟灭族的天罗地网，跨越千山万水达于此地，并激起一位山村老学究的万丈雄心，可见我国到处藏龙卧虎，且自古以来信息传播技术便极为先进，效力惊人。看来，要想制止这种信息传播，仅仅依靠凌迟处死、抄家灭族还远远不够，需要制定更加严厉的法律和掌握更高超的技术手段才行。
岳钟琪看到那封投书，可能会吓出一身冷汗。其中，谈到雍正有十大罪恶：一谋父，认为雍正为夺帝位毒死了康熙；二逼母，认为雍正逼自己的亲生母亲自杀，原因是他的妈妈更喜欢雍正的同胞十四弟胤祯；三弑兄，前太子殿下胤礽死于雍正二年，是被害无疑；四屠弟，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是雍正指使人杀死的；五贪财，说雍正贩卖粮食发财；六好杀；七酗酒；八淫色，说雍正把前太子殿下的妃嫔收为己有；九怀疑诛忠，指的是雍正杀死年羹尧、隆科多；十好谀任佞——喜欢重用溜须拍马之人。在曾静的笔下，雍正无疑是集古今昏暴劣行之大成的超级暴君和坏蛋，因此，导致“天震地怒，鬼哭神号”，大清朝马上就要垮台。
曾静谴责岳钟琪背弃先祖之志，效忠大清，名声大损。臣子选择君主，就好像女子选择丈夫，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他忠告大将军：现在，唯有顺应天下大势，推翻大清，才能保住千秋名节。
岳钟琪一面火速报告皇帝，一面开始审讯投书人张熙。为了把自己择干净，他特地请一位满族高级官员在审讯室边上的暗室里旁听。
不料，那张熙坚贞不屈，不管岳钟琪怎样威胁利诱恐吓打骂，就是不肯透露自己和老师的真实身份与来历，经过三次审讯，甚至被毒刑拷打得死去活来，也没有吐露一丝口风。最后，岳钟琪告诉他：前任的大将军就是被人引诱着犯了罪，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所以不能不防。如今，看他这样视死如归，自己这才放下心来，可以相信他了。
据说，岳钟琪流着泪告诉张熙，他老师的信说出了自己日思夜想的心里话，自己决定甘冒风险，和他们师生共举大事。然后，在张熙的坚持下，岳钟琪对天盟誓，发誓永不背叛他们师徒，永不向任何人泄露他们之间的机密。就这样，张熙把自己和老师的情形一股脑儿地告诉了岳钟琪。
就此，曾静投书一案宣告侦破，地方官员们在皇帝的严密布置下，很快将最要紧的几个案犯一网打尽。随着被牵连进来人数的增多，侦察范围也迅速扩大到全国各地。最后，查来查去，竟然发现，那些关于皇家龌龊事儿的信息来源，居然来自北京，来自被皇帝陆续修理过的亲兄弟们。
官员们报告皇帝说：曾经有一批从北京流放到广西的罪犯，全部是皇八子胤禩、皇九子胤禟等人的亲近人士与太监，他们在皇帝的两位弟弟获罪幽禁后，便被判罪发配边疆充军。这帮家伙成了皇帝丑闻的宣讲团，在长达几千华里的流放路上，走一路宣讲一路。据说，一旦走到人烟稠密的城镇村庄，他们就大声呼喊：“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受了冤屈，要告诉你们大家，好让更多的人知道。他们只能判我们的罪，岂能封住我们的嘴？”（《大义觉迷录》卷三）于是，皇帝如何改诏篡位，如何毒死父亲、逼死母亲的特大新闻便迅速传遍祖国的四面八方。
雍正皇帝描述自己的心情说：“看着逆书，惊讶落泪，做梦也没有想到天下人是这样在谈论自己！”（《文献丛编》第一辑《张倬投书岳钟琪案》，第4页）他采用了一个极少见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儿：他一条一条地批驳曾静给他列举的十大罪恶，然后将关于这个案子的所有上谕——皇帝书写的批驳文章、曾静的口供和曾静被皇帝改造好后写的忏悔录《归仁说》等等，全部编辑到一起，取名为《大义觉迷录》，刊印成书，颁发给全国各地的学校，要求所有读书人都必须认真学习，领会其精神实质。若有哪个读书人没有读过这本书，就要将该省、府、州、县的教育长官从重治罪。（《大义觉迷录》卷一）
随后，雍正皇帝下令将曾静、张熙师生二人免罪释放。此时，在雍正的教育下，曾静已经幡然悔悟，痛改前非，决心用实际行动来挽回给皇帝名声造成的损害。他在《归仁说》里谈道，汉族人在漫长的岁月里，产生过许多圣贤，如今已经丧失了孕育圣人的能力，因此，圣人只能产生在异地，大清朝历代皇帝的作为表明了圣人异地而生的道理。雍正皇帝就像尧舜再生，实在是个好皇帝，至孝纯仁，受位于康熙，一举兼顾传子与传贤两个伟大传统。再加上皇帝勤政爱民，是当今圣贤无疑。（《大义觉迷录》附录《归仁说》）
于是，皇帝决定让这位曾静到南京、苏州、杭州去宣讲《大义觉迷录》，让他的学生张熙到陕西去宣讲，然后，各自回老家的衙门报到，随时听候指示。
皇帝采取的另外一项措施，则是组织了一个庞大的宣讲团，其成员全部在新考中的进士中选拔，派遣他们深入到西北地区去宣讲；同时，皇帝下令全国各地官员，必须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两天，向自己的属下人民宣讲《大义觉迷录》。据官员们向皇帝报告说，这种宣讲，擦亮了人们的双眼，极大提高了他们明辨是非的能力。许多听过宣讲的人都表示，今后自己决不会再轻易上当了。臣子们决定再接再厉，加大宣讲力度。（《雍正朝汉文朱批奏折汇编》卷二十八，第249页）
还有的臣子自己本身就被皇帝的高风亮节感动了，如云贵总督鄂尔泰在谈到自己的心得体会时，就很激动地表示：“捧读圣谕，在为皇上感动的同时，自己还感到很惭愧，不是为了一个曾静，而是为了天下千百万人民。如果不是有大智慧、大光明，无我无人、惟中惟正，有几个人能做到皇帝这样？”（《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七年四月十五日折）臣子们的这些报告，可能使雍正皇帝十分欣慰。雍正死后，鄂尔泰全力帮助乾隆皇帝销毁《大义觉迷录》一书，则是另外一回事儿。时代不同了，当然要有不同的表现，这本来就是帝国官员必备的基本功之一。
受此案牵连的其他人，可就没有曾静师徒那么幸运了。当时，有一位名气很大、但已经过世很多年的大学者，名叫吕留良，是浙江石门人。他援引圣贤的教导，认为“华夷之分，大于君臣之义”，因而，思念明朝，痛恨大清。康熙十八年开博学鸿儒科时，他也在举荐的名单上，但誓死不去参加考试；为了避免受到纠缠，他索性削发为僧，出家做了和尚。曾静对这位吕留良特别崇敬，在他的思想中汲取了许多精神力量。
张熙去西安投书前，专门前往吕留良的故乡，拜见他的后人和学生们，希望大家协力同心，实现老夫子生前的遗愿。这是一些手无缚鸡之力的书呆子，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慷慨激昂一番还可以，想看大清朝出洋相也是真的；但若论起干点什么，却谁都不知道从何谈起。这令张熙失望之余，可能还有点瞧不起他们。
如今，他们全部被牵连进来。吕留良及其儿子已经死了，但他们还有家族、亲人、后人、学生、学生的学生、朋友、刻印过他的书的人、购买和收藏他的书的人，还有他的追随者、崇拜者，譬如，有相当高级别的政府官员供奉着吕留良的牌位等等。于是，已经死的人，要掘出他们的尸体，把他们的尸体再杀死一次；活着的人，除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者外，大多受到了秋后处死、抄家为奴、流配千里、削职罢官等处分，人数众多，不一而足。
就这样，曾静的一个白日梦，带出了一个吕留良大文字狱案，又由此扯出无数小文字狱。纳兰性德的老师、备受康熙恩宠的徐乾学早已作古，他的儿子名叫徐骏，是个骄狂暴劣的高干子弟，年轻时曾经给自己的老师下毒，害死了责罚他的私塾学究。此人作诗一首，诗中有个对偶句，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我国文人对着那清风明月已经伤感惆怅了数千年，现如今很快被人举报，给这老掉牙的俗套赋予了崭新的政治内涵。举报者认为，徐骏他“思念明代，不念本朝，出语诋毁，大逆不道”。雍正同意这一判断，按照大不敬罪，将他斩首。（《清世宗实录》卷九十九，八年十月庚戌条）
这就难怪了，后来，有人写诗曰：“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倒还真把那陈词滥调写出了一点新意和情趣。谁知，大清朝的皇帝面对着这一联不错的佳句，看来看去，愣是从中看出来：这两句诗是在嘲笑他没文化，于是将那倒霉的诗人杀死。
沈在宽是吕留良学生的学生，曾经作诗曰：“陆沉不必由洪水，谁为深州理旧疆。”他还抄录了一位叫黄补庵的文人写过的两句诗：“闻说深山无甲子，可知雍正又三年。”如今，沈在宽被皇帝下令立即处死，黄补庵已死，家人妻子发配至功臣家中为奴，父母祖孙兄弟全部流放二千里。对于沈在宽教的学生们，皇帝念伊们尚且年幼，姑且饶过。（《清世宗实录》卷一二六，十年十二月壬子条）
在这风雨如晦，鸡鸣不已的时刻，偏偏有人在另外一个方向上让已经很辛苦的皇帝不能省心。譬如，杭州有一个叫陈诠的人，自称是读书人，也捐了一个秀才功名。此人属于那种满嘴跑舌头、特别能忽悠的混混。他本来靠给一个算命先生做“托儿”为生，听了《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忽然认定那个张熙是自己的铁哥们儿，在杭州就是自己陪着他逛街来着。几天后，他的事迹又升格为自己经常和吕留良的门下切磋诗文。如今，他们都栽了进去，多亏自己精明过人，才脱出法网。在大家惊诧的注视中，此人自我感觉极佳。忽一日，官府前来拿人，他不退反进，宣布自己根本就在杭州接待过曾静，两人彼此惺惺相惜，英雄爱英雄等等。经过反复侦询，最后，官府认定这厮是想以此扩大自己的知名度，遂革去他的功名，给他戴上一面大号枷锁，交给他的父亲管束，从此，不准他走出家门。（史景迁《皇帝与秀才》，第240—241页）
这样的事情虽然令皇帝哭笑不得，却也不会过于为此劳神。另外一种情形则更加令人欲说还休——
还是在浙江，有一个读书人齐周华，出身名门。他素来崇敬吕留良，听到《大义觉迷录》的宣讲后，认为自己有话要说，偏偏皇帝也下诏让大家直言无妨。于是，他就写了一篇文章，痛斥曾静，认为像曾静犯了弥天大罪都可以得到皇帝宽容，为何不能施恩于吕留良等受牵连的人呢，他觉得浙江人比湖南人好多了，至少浙江没有人跑到西安去向川陕总督投书。因此，如果皇上允许，他愿意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吕留良遗属中的年轻一代担保，保证教育他们绝不反清，誓为大清良民。
当时，各级官员谁都不敢替他把这篇奏折送呈皇帝。于是，这位读书人千里迢迢地自费来到北京，直奔刑部大堂。刑部官员也没有人愿意去触这个霉头，告诉他说，他的折子应该由浙江最高教育长官负责呈递。倒霉的齐周华只好返回杭州，来找浙江学政——省教委主任，结果，当场就被教委主任扣下，关了起来，一直关到了老皇帝驾崩，乾隆皇帝继位。
乾隆皇帝在销毁《大义觉迷录》的同时，下令将曾静和张熙抓回北京，凌迟处死。消息传进监狱，齐周华大喜，在日记中写道：“实在是太痛快了，可惜吕留良的子孙还没有平反昭雪。”
偏偏事情还没完。
据高阳先生在《清代的皇帝》一书中介绍，乾隆皇帝改元大赦天下，出了监狱的齐周华号称看破红尘，赴武当山修道。三十多年后，他竟然又思念红尘，回了老家。他的叔叔曾经是乾隆皇帝的文学侍臣，退休在家多年。齐周华去叔叔家探亲，有人恶作剧，在门上贴了一张纸条，上面写道：“僧道不许滥入齐府”。齐周华以为是叔叔指使的，大恨，遂整理出叔叔十大罪状，并告发叔叔暗中与吕留良一案有牵连。报告一直送到了皇帝案头，皇帝认为自己很了解齐周华的叔叔，相反，这齐周华揭发信中的狂悖之言倒很是令人讨厌。于是，只是把齐周华的叔叔革职，却下令将齐周华凌迟处死，其子孙充军黑龙江。那曾静于九泉之下有知，不知是否也会大呼：“实在太痛快了。”
就这样，由曾静投书案，牵连出的吕留良文字狱案，一直到三十年以后，还在余音袅袅。这还不算时间最长的。下面这件事情才称得上是世纪疑案，其错综复杂的程度，大约可以超过任何武侠或推理小说作家的想象力，直令今日之历史学家还在大费笔墨——
据说，在吕留良案的大抄家行动中，吕留良的一个孙女名叫吕四娘，侥幸漏网。从此，她隐身江湖，拜高人为师，学会一身绝顶武功。有民间传说认为，这位吕四娘貌美如仙，她所拜的师傅，曾经就是雍正皇帝的贴身侍卫，属于顶尖级的大内高手。吕四娘学成后，化名混进宫中，将皇帝迷得神魂颠倒，四娘遂趁机将他的脑袋割了下来，这是关于雍正猝死之谜中的说法之一。根据这种说法，清西陵中泰陵棺材里的雍正是没有脑袋的。或许将来有一天的考古发掘会予以证明，如今，姑妄听之。
雍正皇帝死后一个多月，他的儿子乾隆皇帝急急下令，先是停止每月两天的宣讲，然后，严令将所有《大义觉迷录》统统收回销毁。当时的命令很严厉，凡有胆敢私藏者，将是灭族的大罪。这样一来，本来令人烦闷不堪的一本破书，突然变得无比宝贵。许多人冒着灭门的风险，把它偷偷收藏起来。后来，有人觉得放在国内不安全，就悄悄把它藏在走私船里，带到了吕宋、日本等地，从此，一本从里到外透着龌龊的烂书风靡海外，变得身价百倍，并确实具备了无与伦比的史料价值。
二百多年后，一位美国汉学家带着揶揄的微笑评论说——
“雍正、乾隆皇帝父子都下了一着错棋。一个皇帝以为，只要将所有的诽谤公之于天下，就能澄清事实，谣言自灭，而子孙后代亦将因其坦荡诚实而尊崇他的英名。可惜，他的子民只记住了流言蜚语，而早已将这皇帝的恳切自辩忘得干干净净。另一个皇帝相信，只要将《大义觉迷录》荡涤殆尽销毁，就能让父皇英灵因此安息。然而，天下芸芸众生就是怀疑：毁书的唯一理由是其中透露了太多的真相。”（史景迁《皇帝与秀才》）
这位金发碧眼的大历史学家史景迁继续谈道：“面对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雍正皇帝挽救其一生英名的努力恐怕得付之东流了，而欲以禁书、毁书的手段杜绝皇室内幕一再曝光的乾隆皇帝也终究禁绝不了街头巷尾的口耳相传。”
帝国的皇帝和臣民们，仿佛生活在一种浓厚的行为艺术情境之中，这种情境能够令人情不能自禁地创作着许许多多令人啼笑皆非的事迹，让那些本来满怀敬意的老外先是看得目瞪口呆，然后，便在莞尔中，有机会说出如此机智的评论来。
就这样，围绕着一位仅仅在位十三年的皇帝，几乎流传着数不胜数的故事。这些故事差不多都有真实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其表述出来的内容和形式，则千差万别。甚至在同一件事情上，都会有完全不同的表达，其差距可以远到十万八千里。在我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一个皇帝能够像雍正一样，成为这么多不同故事的主人公，并具有如此多姿多彩的面目。由此，可知这位皇帝确是不同凡响。
除了篡改遗诏、毒死父亲、逼死母亲之外，人们特别津津乐道的，还有雍正修理他那些亲兄弟的故事、雍正杀死自己的大舅哥年羹尧的故事、雍正逼死自己的舅舅隆科多的故事等等。如同上面讲到的那样，在雍正皇帝本人和他儿子乾隆皇帝的努力下，这些故事统统变得让人完全无法分辨真假，使他无论多么勤奋地致力于国家治理、多么力图把大清朝的江山收拾得稍微像样一点，都注定了无法洗清罩在他头上的恶名。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他咎由自取。
在帝制传统下的中国，有一个普遍而又醒目的规律：政治地位与人性、人类情感呈反向的关系。就是说，一个人、一个家庭的社会政治地位越高，其人性与人类的情感就越为缺失淡漠。所以，苏东坡才会感叹：高处不胜寒。原因在于，这种政治文化传统崇尚的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崇尚的是实力加暴力原则。既然如此，阴谋与狡诈便自然而然地成为题中应有之义，因此，就在根本上排斥了对于人类普世价值的追求，排斥了人性和人类情感——这种东西只会坏事，在那里，只要有了利害的计算与利益的争夺就足够了。
同理，皇帝家骨肉之间的感情就更加不谈也罢了，那里根本就是最高级别的权力与利益的角斗场。胜利者标志着随心所欲，失败者意味着万事皆休。这就是我们拿着放大镜也不太容易找到皇室之间骨肉亲情的原因。
即便如此，像雍正那样摆弄自己同父异母甚至一母同胞兄弟的事例也还是不太多见。雍正皇帝胤禛排行老四，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在雍正的二十来个兄弟中，除了他的十三弟胤祥、十六弟胤禄、十七弟胤礼三人受到了不错的对待之外，其他差不多所有人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有时是极其无情的荼毒。
他的大哥胤褆早在康熙活着时就被幽禁起来，直到雍正十二年死去；他的二哥胤礽是前太子殿下，最早被幽禁在咸安宫，后来被雍正移居幽禁到山西祁县郑家庄，雍正二年死去。有人认为他的死与雍正有关。
诚亲王胤祉是雍正皇帝的三哥，他的遭遇，最能表现他的皇帝弟弟的阴狠残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