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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常洛面前,马堂开始他的表演。
“譬如临清钞关,奴婢试举一例。若有大商从江南运了价值万两的缎绢到了临清,按例该课税三百两。但是报关时,可谎报类目、谎报数目。钞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便只收三十两。那大商则可另备百两,上下打点。”
“殿下明鉴!临清钞关每年往来货船络绎不绝,然每年关银只八万两左右。陛下派奴婢们出去,就是见不得这些门道。凭什么该收的税银,十中只能得一?”
“再如开矿。矿禁虽严,可其利丰厚。地方大族,往往私采,打点地方,更无课税。矿禁也不可轻开,只因矿盗哨聚,易于招乱。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地方上不少人私采之余,却从不缴矿税,陛下如何能容忍?这才派了奴婢们出去,只允奴婢们开矿……”
朱常洛静静地听着,这些被派出的矿监税使当面说出来,这背后的脉络才更加清晰。
结果也确实佐证了朱常洛的判断。
大明财政的问题很多,但其中有一点是十分要命的,那就是赋税的定额制度。
明初时,经过几年的恢复,田赋收入达到了三千多万石,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随后宣布北方各省新垦田地永不加科。
到了后面,更是把每年的田赋定额到了两千七百万石。
从此,大明有了非常稳定的田赋收入。不论田地规模怎么变化,不论有没有天灾,不论劳力如何增长、耕作水平有没有提高,大明的田赋收入一直在两千七百万石左右。
与之一同贯彻到现在、成为祖训的,就是其他课税也大抵如此。
但大明是停步不前的吗?
表面上的数据是这样的,大明的人口和田土规模始终稳定,大明的收入当然也就很稳定。
朱常洛现在已经很清楚矿监税使被群起而攻之的原因:日益增长的财政支出规模与极为稳定的财政收入之间的矛盾。
张居正的新政还没触及深水区,人就没了。
三大征开打,两宫三殿没了,朱翊钧需要搞钱。
是为国家花还是为他自己花,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搞钱,是看不得钱都被官绅富户搞去了。
这一点他和他爷爷一样:都是朕的钱!
就是方法太粗暴了。
朱常洛看向田义:“听了他的话,你还是觉得矿监税使应该撤了吗?”
田义弯了弯腰:“殿下,臣以为当撤!这些奴婢派下去了,除了横征暴敛中饱私囊,却都是没真本事的。该征缴的税该出自富商、大族,然而到了地方上,除了闹得民怨鼎沸,却是治标不治本!”
他深深地看着朱常洛:“张阁老当年都没这本事。派这些矿监税使出去,难道就能够把该收的课税全收上来?”
朱常洛没说话。
田义倒是越来越掏心掏肺敢说话了。
田义建议撤除这些,他是站在维护皇权的角度,不愿皇权因为这些银子失了民心。
一年收到三十万两,放大到地方,恐怕普遍是这个水平:每一地都造成数倍的负担。
群臣不分党派出身,都群起反对这个,那是因为守着每年定额的赋税对他们有利。
大明的人口和财富规模增长了多少?多出来的那些,皇帝和朝廷官方,可都没见着。
矿监税使到了地方,横插一手搞到手的银子主要就是破坏现有体系。
虽然有许多办法可以把负担再转嫁给百姓,但规则被破坏,过去大家从中稳定得到的利益却在缩小。
过去“不必”交的税得多交,过去能收的钱被太监收走了。
而既然税监也是换汤不换药,同样只让皇帝拿到一两成,“劣迹斑斑”,那还不飞起来弹劾他们?
“那我就清楚了。”朱常洛看向了马堂,“父皇把你们派出去,你们不也与那些人一样吗?你点破这些,无非自救罢了。听说那利玛窦再经过临清时,你还真想扣下他那些东西自己献上来,知道是奉旨入京的你才放行。好歹还知道有天威,听侯落吧。”
天津税监在这些年的各地税监“进银”排名中只是中游。
朱常洛估计着这一回大概又将多一笔总计小几百万的收入。
区区一家外戚加一批外派太监,朱常洛的内帑余额就将迅膨胀到三倍有余。
他赚钱了,但他并不开心。
这可真是一个“贫穷”的大明。
钱都去哪了,还用问吗?
……
山海关那边,高淮在数银子。
今年已经收的还没解送进京,过去存下的银子大部分也都在这,还有一部分拿回老家买了田宅。
看着地库里这不到二十万两银子,高淮的脸色在烛光之下阴晴不定。
“告诉他们,君父病重,人人都要表表孝心忠心!家产五百两以上,家家都得拿出至少一成!”
“这两個月收的马、冬衣,再去各卫。孤山堡平乱在即,哪个卫兵备不齐,咱家都要回京呈奏!”
“还有朝鲜,让他们别等了,把好料都带回来,宫中自有巧匠造办成礼!”
如果真要回京,没有十万两以上,恐怕不显自己能干。
但要他分出一大半去,高淮肉疼至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