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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温卡感觉多特里奇的父亲好像永远都死不了似的。老人一直不停地喘，喘了两年，这两年为他做好的棺材，盖着油布，安放在在锯木架上，在斯温卡狭小的公寓里静候着。棺材占去客厅的一大半，与斯温卡同居的女人常常为此抱怨，说棺材盖是圆的，所以棺材连餐具柜都当不了。几个月后，她开始用棺材来储藏斯温卡从赫尔辛基乘渡船返回的人那里敲诈得来的走私罐装货物。
在约瑟夫·斯大林实行大清洗的两年里，斯温卡有三名同事被枪杀，第四位在卢比扬卡监狱被绞死。
斯温卡意识到该离开了，那件艺术品是他的，他不打算留下它。斯温卡没有接手多特里奇的全部联系人，但他可以拿到很有效的证件；他在瑞典境内没有联系人，但来往于里加湾[1]和瑞典之间的很多船只要在海上就能帮他带一件行李。
重要的事情先办。
星期天早上六点四十五分，女佣贝尔吉德从维尔纽斯的公寓楼里出来，那里住着多特里奇的父亲。她没戴帽子，好让别人看不出她是去教堂，她用头巾包着一本很大的书，是她的《圣经》。
她离开约十分钟后，多特里奇的父亲听到一个比她脚步沉重的人朝楼上走来，公寓门传来咔嗒一声，还有刺耳的刮擦声，有人把门锁打开了。
多特里奇的父亲用劲从枕头上撑起身来。
外面的门被推开前好像被门槛阻滞了一下。他从床边的抽屉里摸出一把“鲁格尔”手枪[2]。因为虚弱乏力，他用双手握住枪，把枪放在被单底下。
房间门被打开之前他一直闭着眼睛。
“您在睡觉吗，多特里奇先生？希望我没有打搅您。”斯温卡警官说道。他穿着便服，头发梳得很光滑。
“哦，是你。”老人的表情跟平常一样让人讨厌，但看起来很虚弱，这很让人满意。
“我代表警察和海关的兄弟来看您。”斯温卡说。“我们在清理一只带锁的箱子时，又发现一些您儿子的东西。”
“我不想要，你们留着吧。”老人说。“刚才是你开的锁？”
“没有人应门，我就自己进来了。如果屋内没人，我打算把箱子留下就走。我有您儿子的钥匙。”
“他从来没有钥匙。”
“是他的万能钥匙。”
“那你出去的时候应该有办法把门锁上。”
“多特里奇中尉交代过我一些您的……情况，还有您的最终愿望。您把它写下来过吗？您这儿有没有证明文件？兄弟们认为我们有责任看到您将自己的愿望写在纸上。”
“是的，”多特里奇的父亲说，“签过字也有人见证了。给克莱佩达[3]寄过一份，你什么都不需要做了。”
“不，我得做。就一件事。”斯温卡警官放下箱子，微笑着走向床前，从椅子上拿起一个靠垫，从床边将靠垫一下子扣在老人脸上，同时上床跨到他身上，用双膝压住他的双肩，斜过身，再用肘顶住，将整个重量压在靠垫上。要多久呢？老人终于不再剧烈扭动了。
斯温卡胯部感觉到有个硬硬的东西抵着，床单在他身下拱起来，“鲁格尔”手枪响了。斯温卡先是皮肤感到灼烧，然后灼痛往身体里面钻，他朝后摔倒了。原来是老人抬枪射穿床单，打中了他的胸部和下巴。枪口然后下垂，最后一枪打在了老人自己的脚上。老人的心跳得越来越快，最后停止了跳动。床上方的钟在七点时敲响，他听到了头四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