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运动以及内战政治 (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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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上海，人们感到了王芸生的不在场。他的朋友——《观察》的编辑储安平教授严肃地责备《大公报》上海版没有积极支持学生。他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王离城外出，撰写社论一事不落入保守人士之手，该报就不会犯下这样的错误了。见他的《论文汇·新民·联合晚报被封及大公报在这次学潮中所表现的态度》，1947年5月31日，《观察》，第5—7页。

[32]陈雷编著：《向炮口要饭吃》，第25—26页。

[33]美国驻北平领事馆，1949年2月3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

[34]尽管政府发出命令，责成其立即解散，该联合会依旧试图公开活动。当年夏天几个城市进行的声援学生运动就是以该联合会的名义组织的。而且，在北平，运动的名誉顾问是北大、清华和燕京大学的校长。虽然市府官员宣布运动为非法，他们并没有采取一致的行动来阻止声援运动。在北平筹到的约5亿新法币被分发给约1500名穷困学生。虽然与华北学生联合会有频繁联系的学生不断受到警察骚扰，联合会并没有遭到禁止。

[35]青年部的建立是为了在1947年9月——三民主义青年团重组并与国民党合并后，协调青年工作。这很明显是为了使得国民党的青年工作在1947年5月——此时示威和对青年团的批评正在兴头上——之后，更加有效地展开和减少对立面。

[36]张东荪：《开除·解聘·保送》，载于《时代批评》，1947年10月16日，第31页；文琪：《张东荪讲“南行见闻”》，《时代批评》，1947年9月16日，第23—24页；郝稼：《中大学生自治运动的新阶段》，1948年5月1日《观察》，第16—17页。

[37]在三篇尖锐的社论中，《观察》编辑储安平宣布了对学生的声援，心痛他们遭到的暴力，谴责引起示威的政府。1947年5月24日，《观察》，第3—4页；5月31日，第3—4页、第5—7页。

[38]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编辑委员会编：《华北学生运动小史》，第69—74页。这份有趣但有些散乱的评论发表于1948年，包含了一篇对北方运动不足之处的长篇评论，并提出这些不足之处的很多地方都已改正。书中指出：会议过分繁多，拖沓，冗长。领袖与普通学生联系不足，以致很多人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比如很多人不知道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和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分别。5月18日北平街头宣传活动准备不足，以至于一支宣传队被青年军袭击后，其他队没有被通知到，所以没有避开同一区域。还有，北平和南京的学生对士兵和警察的态度是错误的。他们的宣传充斥着“学生气”，不停地强调战争使得老百姓吃不到白米，因为大米都用来养兵了。这激怒了士兵和警察，引发了不必要的暴力。报道告诫，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学生不要与这些应征入伍、为谋生而工作的人产生争执。真正的斗争对象是统治者。

[39]这篇对反美示威和在此之前的反迫害反饥饿运动的概述依据：章回编：《上海近百年革命史话》，第201—208页；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第41—56页；《1949年手册》第112—118页；阿喆：《中国现代学生运动简史》，第158—173页；《中国白皮书》，第1卷，第276—277页、第387—390页和第2卷第869—871页、第901—919页；同时期的《观察》。

[40]《北平学生又被捕》，《观察》，1948年2月28日，第1、18页。灌水包括将水管强制插入罪犯的喉咙，等到肚子变得膨胀后，有人在上面踩，直到水从身体两头流出来为止。老虎凳审问是指受害人坐在一张凳子上，腿放在另一张凳子上。重物随后被放在膝盖上直到关节向后弯曲。中国警方据说从日本人那里学到了这些方法（根据提供消息者的说法）。

[41]参见此处。

[42]王芸生：《麦克阿瑟手上的一颗石子》，《国讯周刊》（由职业教育社的领导人黄炎培出版）第433号；1947年10月16日上海《大公报》转载。

[43]该集团更多信息以及其与大公报的联系，见书后关于征引文献的说明。

[44]上海《新民晚报》，1948年6月13日。

[45]在内战时期，有一些报道提到富同情心的朋友和教授帮助黑名单上的学生躲避警察的搜捕。一部分这样的学生的确逃到了共产党一边。事实上，几乎每个人都认识那么一个或几个人，为了防止被国民党警方逮捕逃到了共区。传教士教育家赖朴吾（Ralph Lapwood）讲了一个典型的故事。1948年夏，他回到燕京大学。8月份，警察加紧了对学生的监视，据泄露的风声说有38名燕京学生的名字在黑名单上。大学的代理校长将警察挡在寝室之外，38名学生得以逃脱。据作者个人所知道的，他的朋友刘适，一位名列黑名单的学生领袖及基督徒，在校园藏身3天后，逃进了附近的共区（赖朴吾（Ralph Lapwood）、齐兰畦（Nancy）：《亲历中国革命》，第37—38页）。

[46]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322页（第642页）。

[47]毛泽东：《一九四六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78页（第1174页）。“民主运动”这个词被共产党用来指代发生在国统区的所有民众抗议活动。它包括了学生和其他人的反内战示威及对国民党统治之其他方面的抗议。比如，在1945年下半年，重庆、成都和昆明发生一系列事件，涉及学生抗议政治当权者及学校当局的学术政策。延安将其总结为“在国民党压迫下的学生民主运动。”见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1月24日，第3页。

[48]延安《解放日报》，1945年12月12日，第4页。

[49]延安《解放日报》，1947年1月9日，第1页。

[50]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7页）。

[51]共产党对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更深一层讨论，见第六章和第九章。

[52]台湾官方和非官方的场合仍然继续坚持该指控。见“司法行政部调查署”编：《共匪学运工作的剖析》；王健民：《中国共产党史稿》第三编，第552—558页。

[53]王念昆：《学生运动史要讲话》；胡恩泽编：《回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上海学生运动》。

[54]一名学生一直以来不明就里，直到两年之后约20名学生在台北的台湾大学因为唱了这些歌曲中的其中一首《歌唱春天的到来》而被逮捕，才恍然大悟。“春天的到来”这一概念长时间以来被用作象征一个新社会和一个新中国的到来。但是在这首歌中，共产党用它来象征他们自己的胜利。（这些回忆来自1969年春季和夏季的访问）

[55]根据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任何具有50名或以上党员的村子以及任何具有100名或以上党员的工厂、机关及学校应建立党总支。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交大有100名共产党员，因为党章记载的党组织规则在地下党组织的案例中可以被变通执行。见1945年中国共产党党章第50条和第54条。党章的英文翻译见唐盛镐（Peter S. H. Tang）的《今日的共产主义中国：年表和文献补遗》，纽约：普拉格出版社（Praeger），1958年。

[56]出自华东人民出版社编辑重印的一篇文章《在斗争里壮大》，第86—100页。据报道，在美国的中国学生中，共产党活动有相似的模式。比如，一位作家能够在威斯康星大学150名中国学生中说出两名共产党员的名字。（罗伯特·洛（Robert Loh）口述，汉弗莱·埃文斯（Humphrey Evans）整理：《逃离红色中国》，第35页）

[57]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陕北新华广播电台讯，1949年2月3日。

[58]上海《大公报》，1949年5月28日；1949年5月29日北平普通话广播（《每日报道》，5月31日）。

[59]佩恩：《觉醒的中国》，第222页。

[60]谢伟思：《中国白皮书》，第2卷，第842页。

[61]北平《新路》，1948年8月28日。

[62]上海《中建评论》，1948年9月5日。

[63]《观察》，1948年9月4日，第3页；教授张志让在1948年9月18日《观察》第3页表达了相似的观点。

[64]案件关于该情节的背景在萧扬的《浙大学生被捕惨死案》中有描述。《观察》，1947年11月8日，第16页。

[65]“于子三案”受到广泛的报纸报道。这段的描述依据：上海《大公报》，1947年11月2日；上海《中央日报》，11月21日；上海《新闻报》，11月20日；上海《新闻报》，1948年1月8日。

[66]关于这段时期见易社强（John Israel）：《中国学生的民族主义（1927—1937）》，第五章和第六章。

[67]余才友：《谈今天的学生》，《观察》，1948年4月24日，第17页。

[68]这些论点出现在该时期自由主义的报纸和期刊上。老一代人对国民党统治，包括对政府干涉学术事务的评价，在后面第五章有论述。

[69]虽然日本占领和1947年春经济崩溃也许对我们讨论的时期内学生运动的发展可能有影响，但是他们不能充分解释上海青年相对更激进的原因。这一现象也存在于1949年之后党内知识分子中间。对上海知识分子来说，他们所处的环境中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在起作用，可能与上海是全国主要的工业中心有关，但是真实原因有待更细致的分析。

[70]上海《申报》，1947年7月19日；上海《大公报》，1948年6月15日。

[71]关于本问题的敏感回答见费孝通《没有安排好的道路》，《观察》，1947年5月3日，第6—7页；同时见天津《大公报》，1947年7月10日。

[72]鲍大可对陈立夫做的采访透露了逮捕学生的原因。后者是国民党组织部长和实力雄厚的“CC系”领袖。显然，政府领导不仅授权他们震慑学生，而且真的相信，如果“真正”的共产党能被逮捕，运动就在掌控中了。（《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50页）

[73]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70页（第1256页）。

[74]一位北京大学学生在1948年3月告诉鲍大可：在北大，至少50%的学生同情共产党，认为它比国民党好。但是在前不久，大使司徒雷登告诉鲍大可，70%—95%的学生反对中国的共产主义——虽然他承认反对政府的学生的比率也在这个水平上（《共产党接管前夕的中国》，第46—47页）。迪尔曼·德丁（Tillman Durdin）在1948年年中估计有70%的北平大学生“支持”中国共产党，但是在前一年这个数字为大约50%（1948年6月20日《纽约时报》）。

[75]上海《东南日报》，1948年12月24日。

[76]调查结果转载于1948年7月17日《观察》，第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