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阶级斗争的内战：战略需要还是“左”倾过激行为？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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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力也许吓住了地主和自由派人士；亲国民党的作家在怯生生的论证中，提出中国的农业系统其实并不是“封建的”。也许通常他们是正确的。有人辩论道，将土地分成小块分给个体的农民没有意义，他们也许说得更在理。这些批评者主张：考虑到中国的人口密度和农业的落后，应该把集中化和现代化作为农村的当务之急。[109]然而，这些辩论忽略了一个基本事实：20世纪40年代的土改本身并不是终极目标，而是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的第一阶段。如共产党自己所说，土改还是这样一个政策：在共产党以斗争夺取政权的过程中，他们寄希望于它来解决当务之急。为了探讨共产党是否真能如愿以偿以及他们的目的如何达到，我们必须回到本章导论中提出的主要问题。

1946年10月，毛泽东总结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前三个月的经验（共产党将国民党在7月开始的进攻作为计算日期的起点）。在评价土改在共产党的防御战略中所扮演的角色时，毛写道：

三个月经验证明：凡坚定和迅速地执行了中央五月四日的指示，深入和彻底地解决了土地问题的地方，农民即和我党我军站在一道反对蒋军进攻。凡对《五四指示》执行得不坚决，或布置太晚，或机械地分为几个阶段，或借口战争忙而忽视土地改革的地方，农民即站在观望地位。各地必须在今后几个月内，不论战争如何忙，坚决地领导农民群众解决土地问题，并在土地改革基础上布置明年的大规模的生产工作。[110]

不幸的是，毛没有详细描述他所提到的土改过程。该过程似乎不像他在陈述中所说的那样简单和直接，但是手头现有的资料不允许我们对土改的政治军事上的重要性进行确切的分析。在这里我们只能评价有关土改的主张，区党领导让干部相信土改的正确性时使用的论证，以及1946—1947年在两个不同区域实行土改的结果。

<h4>主张</h4>

从延安传出的新华社电讯用具体的政治和军事用语描述了土改运动。主题自始至终是一致的：穷人和无地者聚集在共产党身边，试图为保护新分配到的财产与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做斗争。一则来自冀南邯郸的报道称，在土改后，10万农民加入了晋冀鲁豫边区的八路军。自1946年秋，国民党政府开始攻打该区域以来，土地被分配给了大约1000万农民，占该区域农民总数的1/3。报道评论道，土改将农民聚集在了一起，他们试图为保卫他们的家园和土地打退国民党的进攻。[111]

另一则报告称，在土改与战争联系起来的地区，获得的胜利是最大的。在山东沂源县，共产党一开始在雇用农民帮助军事运输上遇到了一些困难。在土改后，大量的农民自告奋勇地参与到这样的工作中来，他们中有些人甚至想要退还收到的工资。[112]高密镇附近的一个小村庄坐落在山东省胶济铁路沿线，与蒋军的距离近到能听得见他们的枪声，土改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完成了。当国民党军队进攻高密的时候，村里的一名地主威胁说要报复拿走他土地的农民。为了回应这个挑衅，农民又一次召集会议，进一步清算账目，将土地和粮食分给他们中最穷的32个。村民然后集中起来尽心尽力地保卫地方，将小孩和老人送到附近安全的地方，在通往村子的路口安排了志愿守卫者巡逻。[113]

鲁中的农民同时实行土改和发动对国民党入侵军队的游击战。在鲁北的渤海区，几千年轻人自愿服兵役。胶东区在重新分配土地后，自卫军队据说在战斗力上翻了一番。[114]

土改之后，2万名农民加入了苏北地方军队。在苏北，据报道每个村里都有志愿者作战。[115]在晋察冀边区，虽然该区域的重要城市张家口在1946年10月失守，预计土改还是加强了当地的防卫力量。[116]在西部的热河省，土地改革就在国民党军队行进进犯的路线上实施。几千名农民随后加入军队，又有几千名加入当地志愿军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117]一份来自延安的报道概述了保卫陕甘宁边区所做的准备工作——1947年3月延安被政府军攻克，称军队征兵和军事训练将和彻底的土改同时进行。[118]

记者李敦白从头到尾描述了发生在陕甘宁最西边的、一个叫蒙巴（音）的村子里的故事。在该村庄，超过160户佃农家庭与一名恶霸地主开展过清算斗争。地主的大部分土地被分给了他的佃农，地主则逃到了国民党管辖区的边境，扬言将打回来重新讨回失去的财产。“当我们打回蒙巴的时候，我们要宰了这些佃农，我还要开一家人肉馆子。”据说他是这么放话的。八路军和当地自卫部队的志愿报名者突然增多了。在共产党军队赶去保卫边境时，一位之前做了15年佃农的农民为军队组织起了一支担架队，而另一个农民建立起了一个食品站。[119]

<h4>论证和指示</h4>

党的文件和延安电台大致说的是一回事，但有两个例外。文件更为复杂地表达土改和农民积极参与战争的关系。还有，文件中经常使用“必须”和“应该”的字眼，使人很难确定哪里是指令的结束，哪里是成果汇报的开始。

<h4>任务</h4>

中国共产党所开展的作战方式家喻户晓。1945年之后，共产党依旧依靠群众形成广泛的联络网，以支持他们的军事行动，虽然这种形式的游击战在1945—1949年期间所起的作用已经远不如抗日战争期间重要了。实际上所有关于土改和农民参与“自卫反击作战”之间的关系的报道都来自被进犯的政府军队威胁的地区。在这样的地区，农民参与指的是动员起民众、保证战争所需的粮食和人力的供给。这样的动员有以下几点：

1．每个县组织几千人，理想状态是将每2万到2.5万人编成一支民兵部队。民兵扮演着直接支援前线常规部队的角色；负责站岗放哨，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对敌人后方的扰乱；驻守新占领的地区，包围被敌军占领的小块领域；协助战区的老百姓运输军用物资，运送伤员，押送战俘；毁坏或建设地方设施。民兵还负责保护当地党和政府机构；看守罪犯；镇压当地反革命活动；揭露敌军特务和保证通信线路畅通。

2．当地自卫队的主要任务是保证将粮食、弹药和其他军事物资运送到前线；将缴获的军用物资和伤员转移到后方。在战区，以村和区为单位成立自卫队，由县政府负责总的协调和指挥。在每个村庄，自卫队负责每户人力、畜力和物质实力的调查，以及在此基础上组织军事运输队、担架队、骡队、马车队、船队及其他。所有身体健壮的16岁到55岁之间的男性必须参加这样的常规军所需的运输工作。

3．除了别的工作以外，妇联负责维持哨岗系统，盘查在村间来往的人。妇女应该做的还有协助急救和护理，发展手工和其他支援作战的生产以及在征兵期间鼓励年轻人踊跃报名。

4．熟练工人负责邮路、电话系统以及公路的维护。

5．文工团负责前线和后方的宣传工作，目的是增进人民对战争的理解，从而使他们支持战争工作。

6．青联动员自己的成员从事后方服务工作和参军。

7．除了土改，村农会还要保证征兵运动的胜利完成，以及及时播种和收割以使得收成最大化。

8．最后，战区所有居民需要遵守前线军队和当地政治干部下达的下列命令：维修防御工事，推平障碍墙、战壕和碉堡，救助伤员，自愿报告敌方特务的行动，及诸如此类的行为。[120]

延安电台用直接的语言描述了土改和农民执行这些战时工作之间的关系。电台把物质上的动机和害怕遭到报复作为农民政治觉悟提升和他们后来支持共产党作战的主要解释。但是，不管毛有关穷人由于获得物质利益的回报作为“支持”共产党的说法有多么正确，它不一定能推出穷人将自然而然地给共产党所需要的各种军事支持。其中因果的关系并非那么直接，结果也不是轻易可以取得的。

尽管延安电台所持的观点与以上的结论相反，从党内报告和指示中包含着证明该结论的四个基本理由：（1）农民有根深蒂固的思想，不愿意离开土地和家庭参加战争，并由于以下原因变得更为复杂和顽固；（2）国民党1946—1947年对解放区进攻，造成当地巨大的损失；（3）干部缺少决心；（4）害怕国民党会回来，以及担心那些曾被批斗的地主将伺机报复。

<h4>当地的顽抗：干部与农民</h4>

宋任穷，晋冀鲁豫边区军队指挥官和政治部副主任，在1947年报告中提到：土改后有一大批解放的农民加入了军队，极其显著地提高了军队的阶级意识。但他也表达了对军队干部依旧存在的“地主和富农思想”的担忧。这使得他们在群众中不可能保持高度的阶级意识。他们中的很多人已经离开农业生产很多年了。

说到“地主和富农思想”的时候，宋特指的是一个由抗日战争遗留下来的问题。大多数军事干部在那个时期入伍，很多人入伍的主要动机是赶走侵略者保卫家园，或至少对家里有所裨益。很多这样的干部是地主或富农出身。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破坏封建制度，更不要说将他们自己的土地交给农民。干部们还对地主在抗日战争时帮助他们，提供信息，卖给他们急需的商品，藏匿和照顾伤员以及诸如此类的行为记忆犹新。就这样，老的干部心中并没有真正的阶级仇恨。相反，很多人甚至同情地主，试图保护他们。宋称1945年在冀南，这已经成为成功发动群众斗争的一大障碍了。[121]

对地主的同情不是唯一的问题。冀鲁豫的党领导人潘复生称，土改为群众真心响应征兵运动打下了基础。他的说法似乎被一则报道证实：1947年4月，鲁豫边境沿线12个县的5万名左右的年轻人自愿参军。此举发生在土改和1946年同一地区的征兵运动之间。后者没能发展成为“大规模群众运动”。[122]但是潘同志同样指出当干部们听到征兵时，这个消息“让他们很头疼”。农民听到这个消息，马上“把他们的年轻人送去走亲戚”。干部的头疼有几个理由：[123]

首先，干部反对让土改成为一种补偿手段，也就是党似乎用土地换取人们参军的笨方法。前面已经提到，黎玉主席已经发现在山东这是一个问题，那里的一些干部反对1945年清算斗争，将它看成是收买穷人的手段。据潘复生说，一些同志认为在重新分配财产后立即发起征兵运动，“让参军成为土改的目的”，这样的做法是错误的。干部“经常不理解”对国民党政府的战争是农民对抗封建势力的武装斗争，如果蒋介石和美帝成了胜利者，农民将不能保有他们的土地。潘同志的讲述没能清楚地使人明白：到底是我们的干部没能真正领会改善农民生活的斗争和与国民党作战之间的联系，还是在更抽象的意义上，执行政策的困难让干部们对执行这一政策的总体正确性产生了疑问。后者似乎更有可能，因为潘提到了他对干部两难处境的清楚认识：农民开始不愿意斗地主，因为害怕国民党会杀回来，干部必须说动他们；然后马上要求农民击退进犯的国民党军队，以保卫他们新得到的土地。其次，与这一问题相关的，干部还抱怨群众的阶级觉悟不是很高，他们既不需要土地也不想拿起武器保卫它。第三，有的干部抱怨土改后的征兵比之前更难了。农民想要待在家里，享受斗争的果实，特别是因为这成果中还包括一小块土地的时候。[124]最后一点，不管出于什么原因，在干部无法动员人们踊跃地自愿参军的地方，各种“老式”的方法——包括贿赂和强迫——都派上了用场，以确保能够招到规定数目的新兵。这种情况发生得较晚，发生在1946年。举个例子，在鲁豫边境沿线上面提到的各县中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1947年初，当又一轮征兵运动开始后，干部担心他们又不得不依靠同样的不得人心的手段了。

冀鲁豫党委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希望在征兵政策的缺陷对战争产生负面影响之前加以纠正。“保田参军”运动不应该被认为是党加诸群众身上的一个负担。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参军与土改一样，都是必须的。干部必须将村里对封建势力的斗争当成是全国范围内对蒋介石势力斗争的一部分。干部们得出农民不需要土地的结论是错误的。土地对于他们是关乎生死的大事。只是他们害怕蒋的部队杀回来，害怕受到报复。干部必须克服这些疑问，让农民懂得，只有愿意为土地而战，才能保卫他们的土地。

潘同志还反复强调了在征兵运动中走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因为要发展一场真正的群众运动，无论用强迫的手段还是依靠少数活跃分子的热情都是不够的。我们需要有几千名新兵，但是他们必须是真正的志愿者，不是那些一有机会就开小差的不情愿的牺牲品。振奋群众精神的第一步应该是召开一次县干部会议和一次随后的村党支部的会议，以确保干部理解这些原则。在这些会议之后，可以向县或区的群众领导人大会上明确征兵任务，当这些农民中的活跃分子回到村庄时可以向村群众大会解释征兵运动的重要意义，并承认过去犯下的逼迫和强制的错误，鼓励群众问问题，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同时，还应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宣传运动，打消农民的疑虑，说服他们参军是一件光荣的事，破除“好男不当兵”的传统偏见。所有的村机构应该为征兵活动服务。农会要讨论谁应该志愿报名，妇女会将讨论怎样送走丈夫和儿子。小学教师要写文章和办黑板报，教孩子们唱参军歌曲。

在绝大多数村民的认识充分地发展起来之后，就可以发起“革命竞赛”用先进村庄的榜样去影响落后的村庄，在村庄里树立模范家庭和模范农村志愿者，让别人效仿。在这一阶段，如果有必要，共产党员要自己带头参军。最后，全村人都要赞颂自愿者，并为他们安排光荣的欢送仪式。干部收到指令，认真对待农民的贪生怕死和不愿抛家舍业的问题。村和区干部要为应征者的家庭承担起照顾军属的责任。他们将提供书面保证：在应征者离开后有人会帮他耕种土地。他们还接到命令，令他们确保有很多人参军的先进村在农忙时也不会面临缺少人手的困难。

然而，在土改还没有彻底实行的村子，特别是在响应征兵运动上落后的村庄，当活跃分子从区开会返回村里以后，应该把土改作为中心任务。这样征兵运动就可以与分土地分财产同步进行了。

<h4>地方上的不服从：有权有势者</h4>

1947年3月，潘复生在一份报告中具体论述了将土改作为中心任务这一主题，其中详细地指出了党员在该地区质量和数量都不理想。当时，共产党员在当地总人口中占1.5%，而目标比例是3%。很多村庄没有党支部。而在有党支部的村庄，区干部到村庄后常常在着手工作的时候忽视了党支部的存在。

就像黎玉在山东提出的那样，潘强调了党建工作和征兵工作必须围绕着首要任务土改进行。他反复提到基本公式：分完土地、财产和粮食，农民有吃的穿的，他们的觉悟因此提高了。只有实行土改后，其他任务才能顺利完成。潘还提到这与抗日战争开始时的“平均主义”完全不同。那时候，每支军队各行其是，互不沟通，也不协调和区分主要任务和次要任务。每个人都觉得他们自己的工作才是最重要的。除非党学会把通过阶级斗争发动群众当成核心任务，否则它将寸步难行。[125]

或许因为这个问题大家都明白，潘明显略去了一个环节，没有说明下列工作的因果关系：重新分配土地，提高农民的觉悟，农民要求武装保护他们的土地与村庄党建工作的关联性。他只是附带提到土地重新分配的一个“更重要”的结果，那就是：农民一下子成了村里政治上的主人。他继续写道：我们必须控制地主和特务，防止他们破坏征兵运动。

另一位作者更直白。徐运北将征兵运动称为“土改运动的延续”，他强调在土改彻底实行的地区会有更多农民自愿参军。这不仅仅是因为地主的财产已经分给了农民，而且因为最坏的地主已经被处决或监禁了。经历了暴力和非暴力的斗争后，斗争对象不再能控制村庄，党可以夺取领导权。在这里，地主和敌方特务的谣言和破坏活动都得到有效控制，共产党的政策可以抵达群众。这里农民更能懂得参加军队保护田地的重要性。[126]

虽然党的声明强调要提供物质利益，它却不是土改的唯一任务，同样重要的还有运动所引发的破坏性力量。“土改的目的是消灭封建的村地主，”另一位作者称，“在这样的破坏中，需要消灭他们的封建统治。如果我们只在政治上打击他们而不分土地，我们完全不能完成土改的任务。经验证明了只有分掉地主的土地和粮食，他变成中农……他才不可能恢复自己以往在村中的态度。”[127]

农民并不会自动地要求配备武器保卫新分到的土地。主要的动机并非只是害怕地主报复，正如当时西德尼·里顿内格和其他观察者认为的那样。确实，恐惧远不能让农民横下心战斗，或许反而让他们受到惊吓。文献资料中常有农民害怕“变天”——即国民党杀回来——的叙述，用来佐证这是执行土改的初始障碍。另一方面，克服这些恐惧最可靠的办法，是向农民展示党具有震慑地主恶霸的力量，即使不能消灭他们。在目睹了新秩序有能力消除可能引起报复的直接根源之后，农民就可以一定程度上把自己的命运与新秩序连在一起了。

<h4>后果：国民党在1946—1947年的攻势</h4>

1946—1947年进犯的国民党军队占领了一些地区，在那些失陷地区，农民害怕的和干部担心的一切变成了现实。而这些地区，就是延安广播电台所报道的，通过重新分配土地动员农民最卓有成效的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