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利者和其他人：最广泛的联盟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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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陕北，1949年3月15日；新华电台电讯，北平，1949年4月10日。
[40]4月的第一个星期，北平的30家大公司开办了它们自己的消费者合作社，具有6.83万名会员。一个月之后，据报道称有71家这样的合作社。根据天津的一次合作社组织运动公布的数据，到4月底该市拥有224家合作社，会员35.6万人（整个城市的人口少于200万）。见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4月8日；博迪：《北京日记》，第179页。
[41]国民党控制下最后18个月的通货膨胀有一个衡量尺度，即中国货币对1美元的汇率：
1948年1月 17.9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1200万元法币
1948年8月 4元金圆券
1949年5月 2300元金圆券
见张嘉璈：《通货膨胀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经验（1939—1950年）》，第314、317、319页。
[42]博迪：《北京日记》，第27页（“附录：天津的价格波动”）。这些数字来源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的数据；也可见《天津工人生活费指数》（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1950年）。布迪教授住在北平，认为如果可以得到北京的可比数值，很有可能结果相差不多。总体来说不断攀升的物价造成了严重的冲击，虽然有的时候涨势会暂停一段时间，就像2月最后一个星期在天津发生的那样。在解放后第一个月，食品价格猛涨之后，天津军管会向市场输送了大量的粮食，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向民众出售。面粉暂时从1400人民币跌到1100元每袋。玉米粉从12元人民币跌到9.50每斤（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和9日）。
[43]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
[44]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2日。
[45]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2月28日。
[46]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8日。
[47]天津《进步日报》，1949年3月13日，引自李侃如的《毛刘对抗？：1946—1949年的工商业政策》，《中国周刊》第47期（1971年7月—9月），第511页。《进步日报》是《大公报》天津版在重组以后的名字。所有报纸在1949年后都进行了重组。
[4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4日。
[49]美国驻北平领事馆译新华电台电讯，1949年3月11日。
[50]陈毅：《在上海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开幕式上的发言》，1949年12月5日。载于12月14日上海所有报纸。
[51]上海《大公报》，1949年2月23日。
[52]参见此处。
[53]上海《大公报》，1949年6月14日。
[54]参见此处。
[55]李侃如，第512—517页（参见此处）。刘少奇在这段时期的两次讲话在“文化大革命”时被发表，见他的《五个材料》。因为当时的版本难以取得，红卫兵出版的版本无法考证其真实性。
[56]参见此处。
[57]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7月27日、8月7日。
[58]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8日。
[59]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9日。
[60]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9日。
[61]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9月11日。
[62]副市长潘汉年1949年12月5日在上海第二届各界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见《解放日报》，12月15日。
[63]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月31日。
[64]兰德曼、阿摩司：《红色中国概况》，第61—67页。
[65]参见此处。
[66]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5日。
[67]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18日。
[68]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8月8日和13日；也可见副市长潘汉年的报告，参见此处。
[69]上海《大公报》，1949年9月19日。
[70]参见此处。
[71]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
[72]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和24日；上海《解放日报》，1950年1月5日。
[73]上海《解放日报》，1949年8月17日。
[74]上海《新闻日报》，1949年9月12日。
[75]上海《大公报》，1949年12月16日；副市长潘汉年报告，参见此处。
[76]上海《大公报》，1949年8月12日；上海《解放日报》，11月1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