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脚步声越来越近。虽然耳中有轰鸣声，但我还是听到了脚步声。我那混乱的头脑突然间清醒过来，发出一条明确的指令：把它藏起来。我把光标挪到照片右上角的×符号上，点了下去，马特的脸就这样从我的眼前消失了。
我循着声音转过身，背对着自己的工位隔间。向我走来的是彼得。他看到了吗？我又回头瞥了一眼电脑屏幕。没有照片，只有打开的文件夹，有五个文件。我关得及时吗？
我脑中有个细微的声音质问这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我要把它藏起来。这是马特。我的丈夫。难道我不应该跑到安保部门，质问为什么俄罗斯人会有他的照片吗？我的胃里一阵翻腾恶心。
“开会？”彼得说，一侧的眉毛透过厚厚的眼镜框翘起。他站在我面前，穿着休闲鞋，紧身卡其裤，纽扣衬衫系到最顶部的一个扣子。彼得是团队中的高级分析员，苏联时期就开始干这一行，过去八年一直是我的导师。没有人比他更了解俄罗斯的反情报工作。他沉稳老练，很难让人不尊敬。
此时他的脸上没有异色。只有一点疑问——我要不要参加晨会？我觉得他没有看到。
“不能。”我说，声音尖锐，很不自然。我使劲儿压低音调，尽量不颤音。“埃拉病了。我得去接她。”
他点了点头，只是稍微歪了一下脑袋，没有任何别的动作。他的表情正常，没有疑惑。“希望她好起来。”他说着转身走向会议室——一个有玻璃墙的房间，看起来不应该是中央情报局总部的会议室，反而更像个创业公司的。我盯了他很久，确信他没有回头看我。
我转过椅子来到电脑前，看着已经空白的屏幕。我的腿已经酸软，呼吸急促。马特的脸。在尤里的电脑里。我的第一反应是把它藏起来。为什么？
我听到团队其他成员慢步走向会议室。我的工位离会议室最近，去会议室的人都要经过。这里在一片小隔间的最远端，平时都很安静，除非有人去会议室或再往里走的限制区域——分析员可以躲到这里，调阅最机密敏感的档案，这些信息极具价值，很难获取，如果俄罗斯人知道我们得到了这些情报，一定会追踪泄露情报的人，并干掉他。
我颤抖着吸了一口气，又吸了一口。听到他们的脚步声越来越近，我转过了身。最先过来的是玛尔塔。特雷和海伦并肩走过，轻声聊着。然后是拉斐尔和伯特，伯特是我们的团队主管，他的工作无非是编辑一下文件。彼得是真正的头儿，所有人都知道。
我们的潜伏间谍组共有七个人。其实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团队，因为我们与俄罗斯反情报中心的其他团队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他们的情报很多，多到不知该如何处理。而我们几乎什么情报都没有。
“你来开会吗？”玛尔塔在我的工位前停了下来，一手搭在一面高高的隔墙上。她说话时嘴里飘出一股薄荷和漱口水的味道。她有很重的眼袋，涂了非常厚的眼影，一看就是昨晚喝了太多。玛尔塔以前是一线探员，喜欢威士忌，也喜欢回味在前线工作时的荣光。她以前教我用信用卡和深藏在公文包底部的波比大头针开门锁，那个大头针还是上芭蕾舞课的埃拉落在我包里的。
我摇了摇头。“孩子病了。”
“好吧，你去吧，去吧。”
她拿开手，继续向会议室走去。其他人走过的时候，我都微微一笑——这里一切都很正常。他们都走进玻璃屋子，伯特关上了门，我又转身面向屏幕。那些文档，那些混乱的斯拉夫文字，让我的身子颤抖。我低头看了看屏幕一角的时钟。还有三分钟就得离开。
我的胃绞成一团。我现在不能离开吧？但是又别无选择。如果没有按时接埃拉，就是二振了。三振我们就出局了。学校里每个班都有长长的候补名单，根本就不会犹豫。而且，我留在这里又该做什么呢？
有一种方法肯定能找到马特的照片在这里的原因，而浏览更多的文档肯定是不行的。我咽了一口唾沫，感觉有些恶心，挪动光标关上了“雅典娜”，然后关上电脑，抓起提包和外套，向门外走去。
<b>他被设为目标。</b>
我来到车旁时，手指已经冻成了冰柱，在寒冷中急促地呼吸着，现在我敢断定了。
他不是第一个。在过去一年里，俄罗斯比以往更活跃。最开始是玛尔塔。一个东欧口音的女人在健身房里和她搭上了朋友，陪她在奥尼尔酒吧喝了些酒。接触过几次之后，那个女人就直截了当地问玛尔塔要不要聊聊工作，以此保持“友谊”。玛尔塔拒绝了她，之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
随后是特雷。当时他还住在一间小屋里，“室友”塞巴斯蒂安经常陪他上班。有一天我看到他脸色惨白，浑身颤抖，走向安保部门。后来听小道消息说他收到一封勒索邮件——两人行不轨之事的照片，有人以此威胁他。如果他不出来会面就把照片发给他的父母。
所以不用想，俄罗斯人肯定知道我的身份。如果他们知道我的身份，那么弄清马特的身份就易如反掌了。找出我们的弱点也同样简单。
我扭动钥匙发动汽车，卡罗拉汽车像平常一样发出哽咽般的声音。“快点儿。”我嘟哝着又转动了一次钥匙，听到引擎喘息着发动起来。几秒钟之后，通风口喷出一阵冰冷的空气。我转动按钮盘把空调温度调到最高，又搓了搓双手，挂倒挡从车位里开了出来。我应该先热一下车，但是没时间了。时间总是不够。
这辆卡罗拉是马特的车，在我们相遇之前他就已经有这辆车了。毫不夸张地说，这辆车快报废了。我怀上双胞胎的时候换掉了我那部旧车，换了一辆商务车，二手的。马特开那辆家用车，因为大多数时候都是他接送孩子。
我机械地开着车，精神有些恍惚。开得越久，胃里绞得就越厉害。我并不担心他们把马特设为目标，真正令我担忧的反倒是那个词。朋友。是不是说明马特在某种程度上是共谋？
马特是软件工程师。他根本不知道俄罗斯人有多狡猾，不知道他们有多冷酷，不知道他们会以最小的点为突破口。即使只有一丝与他们合作的意愿，他们也会加以利用，不断开发，扭曲初衷，迫使他做更多的事情。
我到学校时只剩下两分钟。走进教学楼，迎面一阵暖流袭来。教导主任是个女人，特点鲜明，总是皱着眉头，她下意识地瞥了一眼钟，冲我瞪了一眼。我也不敢肯定她这一瞪是什么意思，是“怎么花了这么长时间？”还是“你这么早就下班过来了，显然早上送孩子来的时候她就已经病了。”我从她身旁走过，敷衍地露出歉意的微笑，内心却在嘶吼——老天啊，不知道埃拉得了什么病，但肯定是在这里染上的。
我走过教学楼走廊，两边挂着孩子的艺术作品——手印北极熊、亮闪闪的雪花和水彩棒球手套——思绪却飞到了别处。朋友。是不是马特做了什么，让他们认为愿意合作？他们只需要一点点迹象。某个迹象，任何迹象都可加以利用。
我找到了埃拉的教室，小椅子、小房子和玩具箱，红黄蓝色彩斑斓。她在教室的一个小角落里，独自一人坐在亮红色的儿童沙发上，腿上打开着一本硬皮的图画书。看来是和其他孩子隔离了。她穿了一件我毫无印象的紫色打底裤。我隐约记得马特说过要带她去购物，一定是他带着她买的。她长得很快，衣服都不合身了。
我走过去，伸开双臂，露出夸张的笑容。她抬起头，警惕地看着我：“爸爸呢？”
我有些难堪，但还是硬挤出笑容：“爸爸带凯莱布去看医生。今天我来接你。”
她合上书，放回书架，说：“好吧。”
“我能抱抱你吗？”我的胳膊张开着，虽然耷拉了下来。她盯着我的胳膊看了一会儿，然后走过来抱住我。我紧紧地抱着她，脸埋进她那柔软的头发里。“亲爱的，抱歉让你觉得不舒服了。”
“我还好，妈妈。”
<b>妈妈？</b>我如鲠在喉。今天早上还叫我妈咪呢。千万别再也不叫我妈咪啊，我还没准备好。尤其是今天。
我正对着她，又挤出一丝笑容。“我们去接弟弟。”
埃拉坐到了婴儿房外的长凳上，我则走进房里接蔡斯。这个房间很压抑，就像它七年前给我的感受一样——换尿布台，成排的婴儿床和成排的高脚椅。那是我第一次来这里——为了生卢克。
我走进婴儿房的时候，蔡斯坐在地上。没等我来到蔡斯身边其中一位年轻的老师就抱起了他，将他抱得紧紧的，还在他脸颊上亲了亲。“真是个乖巧的孩子。”她说着朝我笑了笑。我看着他们，突然有些嫉妒。这个女人能看到他迈出第一步，能在他蹒跚学步的时候伸出双臂扶住他，而我却只能待在办公室。她和蔡斯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自然，那么惬意。这也难怪，她整天都和蔡斯在一起。
“是啊，可不是嘛。”我说，声音却有些奇怪。
我给两个孩子都穿上宽大的外套，戴上了帽子——已经是三月，天却冷得出奇——然后将他们放进安全座椅，那种坚硬、狭小的安全座椅在卡罗拉的车子后排勉强能放下三个。它们质量好且能安全地放在商务车里。
“亲爱的，早上过得怎么样？”我从停车位里倒车出来，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埃拉。
她开始没出声，过了一会儿才说：“我是唯一一个没去做瑜伽的女孩。”
“真抱歉。”我说，但话一出口我就知道说错了，我本该说些别的。接下来的沉默使人压抑。我按下音响键，放了儿童音乐。
我朝后视镜瞥了一眼，埃拉正安静地看着窗外。我应该再问一个问题，吸引她讲讲今天过得怎么样，但是我什么都没有说。那张照片在我脑中挥之不去。马特的脸。我想这应该是最近的照片，大概一年内照的。他们监视他、监视我们到底多久了？
从学校开回家的路程并不长，车蜿蜒地穿过一个差异显著的社区：新建的麦氏豪宅旁边是我们家的老房子。六个人住这样的房子实在太挤，而且房子很老，老到了说我的父母是在这里长大的都有人相信。谁都知道华盛顿郊区的房子很贵，而贝塞斯达是其中最贵的区域。但这里有全国最好的学校。
我把车停进家里的车库，齐整的车库像个箱子，能停两辆车。车库前有一小块前廊，是原来的房主加建的，与房子的整体风格并不搭。我们开始以为会常用，但其实却并没有。我怀卢克的时候，我们买下了这座房子，这里学校很好，所以当时我们觉得这笔巨额房款很值。
我看了看正门旁悬挂的美国国旗。这面旗子是马特挂的，他换掉了褪色的那面旗。他不会与我们的国家为敌的，我知道他不会。但是他是不是做过某些事，使那些俄罗斯人觉得他会背叛美国？
有一件事可以确定。他是因为我才被设为目标的。因为我的工作。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才藏起了照片，是吧？如果他陷入麻烦，那就是我的错。我要尽全力帮他摆脱麻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