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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h4>
1月28日，佩尔斯护士死后的第16天，星期三，天已经很晚了，在南丁格尔大楼二楼的学生起居室内，达克尔斯护士正在给她母亲写信。她每周三写一次，每次总是准时写完，赶上星期三傍晚的那一趟邮轮。但是这一次她却打不起精神，定不下心来写这封信。她已经向脚边的废纸篓里扔了两个纸团，现在她又开始重写。
她坐在窗边双胞胎姐妹之一的书桌前，厚厚的窗帘正扫在她的左胳膊上，将阴湿的黑暗挡在窗外。她的前臂弯曲，护住了笔记本。在她对面，台灯灯光照在了玛德琳·戈达尔低着的头上。因为离得很近，达克尔斯护士能清楚地看见她头发缝间干净的白色头皮，能闻见洗发液里几乎难以觉察的消毒剂气味。戈达尔面前放着两本打开的课本，她正在做笔记。达克尔斯护士怀着一种怨恨的嫉妒心想，她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分神。令人钦佩、无忧无虑的戈达尔有信心将约翰·卡朋达期末考试最优成绩的金奖牌拿到手，最终将它别在她毫无瑕疵的围裙上。
达克尔斯护士被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强烈敌意吓了一跳，她相信这种敌意一定已传达到了戈达尔身上，惊慌地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低着的脑袋上收回，打量着房间四周。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快三年了，对这个房间再熟悉不过，但她很少注意它在建筑和装修上的细节。今晚，她却以一种格外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仿佛这房间与她，还有她的生活毫不相干。房间太大，谈不上舒适宜人，装修似乎使它有了一些奇特之处，年深月久，这些奇怪的东西便与房间融为一体了。它曾经必定是一间华丽的客厅，但是墙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贴壁纸，现在只刷了油漆，已经破败不堪，据说要等有钱的时候再重新装修。装饰华丽的壁炉上面有大理石的雕刻，周围镶有一圈橡木，现在里面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煤气炉，样子古怪而丑陋，但效果很好。它咝咝作响，散发出的巨大热气甚至能送达房间的每一个黑暗角落。精致的红木桌靠在远处墙边，桌上胡乱放着一堆杂志，这张桌子好像就是约翰·卡朋达本人遗留下来的。但它已经被刮擦得失去了光泽，上面不断落下灰尘，却很少擦拭，桌面上一圈圈的花纹已是伤痕累累。在壁炉的左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台现代的大电视机，这是医院好友团赠送的礼物。它的正对面是一张蒙着印花装饰布的巨大沙发，弹簧已经塌陷了，旁边还有一把扶手椅。其他的坐椅和医院门诊部的一样，但是现在由于太旧、太破败，连病人都不想去坐。发白的木扶手污秽不堪，彩色的乙烯塑料座板也已经变形，向下凹陷了，壁炉里的热气使它们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一张椅子是空的，那张红色座板的椅子是佩尔斯护士以前总喜欢坐的。由于瞧不上其他人挤在沙发中的那股亲热劲儿，她宁愿坐在这张椅子上，与围在电视机前的那一群人稍稍分开，做出一副极不感兴趣的样子看着电视，仿佛她随时可以不看似的，这对她是一种乐趣。她偶尔也会将视线移向膝上的书本，好像看电视这种愚蠢的娱乐让她不堪忍受一般。达克尔斯护士心想，佩尔斯护士总是有一点不受欢迎，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没有那个身材笔直、总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在场，这间起居室的气氛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愉快一些。但是现在只剩下一把空着的椅子，凹陷的座板使它看起来更糟糕。达克尔斯护士但愿自己有勇气走过去，将这把椅子转过来，与那些围在电视机前的椅子摆在一起，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那块下陷了的座板上坐下来，将那个让人压抑的阴影永远驱走。她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又不能去问她们。你看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沙发的角落里挤成一团，正在看着陈旧的警匪片，难道她们就真的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被电视吸引了吗？她们俩都在织厚厚的毛衣，这是她们冬天要穿的。她们的手指不停地织着，眼睛却盯着屏幕。还有法伦护士，她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中，一条套着裤子的腿正漫不经心地搁在扶手上晃动。这是她休病假后第一天回到学校，她的脸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也变尖了。她的心思就真的放在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主角身上吗？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可笑的家伙，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镶着宽缎带的软毡帽，肩上垫着厚厚的衬垫，沙哑的声音时不时地伴着枪声响彻整个房间。又或者她对那张空着的红椅子、那下陷的座板，以及那被佩尔斯护士的手磨圆了的扶手也有一种病态的感受？
达克尔斯护士不禁打了个寒战。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屋外风声正起，今夜将狂风大作。从电视机难得有的安静间隙中，她能听见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和叹息声，能想象出树叶最后轻轻落在草地上和小径上的景象，这些会使得南丁格尔大楼陷入一片寂静和落寞之中，愈发显得孤寂。她强迫自己又拿起笔，真的必须写了！不久就是学生们就寝的时间了，她们一个个道过晚安后会离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灯光昏暗的楼梯和远处黑暗的走廊。当然，约瑟芬·法伦还会留在这儿，她不看完所有的夜间电视节目是不会去睡觉的。看完电视后，她会独自一人上楼去准备她夜间喝的热威士忌兑柠檬水。人人都知道法伦这个不变的习惯。可是达克尔斯护士觉得不能独自面对法伦。从起居室到寝室的那一段可怕的路上，法伦是她最不愿意找的伴。
她又开始写信。
“妈妈，请不要为谋杀的事担心。”
她一看到纸上写的字，便知道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这让她受到打击。无论如何她得避免使用情绪化、血腥气的字眼。她又改写道：“妈妈，当你看到我下面写的事情时，请不要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我十分安全和快乐，没有人真的相信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显然有一些人认为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要不然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认为毒药进入牛奶是源于意外，或者认为佩尔斯——这个敬畏上帝、谨小慎微、基本上还有点迟钝的佩尔斯——会选择这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想法都很可笑。她继续写：“当地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来过了，但是这几天他们不常来了。他们对我们学生很和善，我想他们没有怀疑任何人。可怜的佩尔斯没什么人缘，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人要谋害她，那简直太荒谬了。”
那些警察真的待人和善吗？她不知道。他们当然行事规矩，非常有礼貌。他们说了许多安慰人的套话，强调与他们合作的重要性，说什么为了破解这起可怕的悲剧案子，一定要随时随地告诉他们实情，无论看到了多么细小、多么不重要的事情都不要隐瞒。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提高嗓门，没有一个人具有攻击性或恐吓性。可是他们全都让人害怕。他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出现，那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象就像是示范室那扇上了锁的门，总是叫人想起那起悲剧事件而感到害怕。达克尔斯护士已经发现贝利检查员是他们中最让人害怕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通红的满月脸，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势，拿出一副长辈般的态度对待你，这与他那像猪一样的冰冷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了不免心惊胆寒。他不断地盘问。她仍然记得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必须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受得了那探究的盯视。
“我听说你是佩尔斯护士死后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她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甚至都谈不上了解她。”
“哦，这就奇怪了！你们当同学将近三年，这样在一起亲密地生活、工作，我认为你们全都应该相互十分了解。”
她极力解释：“某些方面是这样，我们知道彼此的习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方面。”
这个回答未免有点愚蠢。对于一个人的了解，除了作为人的方面，你还能知道什么？而且她说的也不是实话，她了解佩尔斯，非常了解。
“你们在一起相处得好吗？有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是类似的事情？有没有过不愉快？”
一个奇怪的字眼，“不愉快”。她好像又看见那个怪异的人形，痛苦地、踉跄地向前挣扎，手指在空中乱抓，那根细小的管子将她的嘴撑开，就像一个伤口。不，从来没有过不愉快。
“那么其他学生呢？她们也和佩尔斯护士相处得很好吗？就你所知，你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厌恶？”
厌恶，这真是一个愚蠢的词。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她不知道，或许是好感？我们之间只有好感，她想，佩尔斯的好感。她回答道：“据我所知她没有什么仇敌。如果真的有人不喜欢她，也不会去杀她。”
“你们全都这样说。但的确有人杀了她，不是吗？除非这毒药不是针对她来的，她只是碰巧扮演了病人。你知道法伦护士那晚生病了吗？”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问到了那次可怕示范的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也问到了卫生间里的消毒剂。那个被擦去了指纹的空瓶很快就在大楼后的树丛中被警察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一月的清晨隐身在黑暗中，从寝室或是卫生间的窗子把它扔出去。贝利也问了她从醒来后的那一刻起都做了些什么，以那种威吓的声音反复强调不得有所隐瞒、有所回避。
她不知道其他的学生是否也受到了惊吓。伯特双胞胎看来只是有点烦躁，表现得有点无可奈何。警察也只是偶尔传唤她们，她们服从的表示就是耸耸肩，不胜其烦地叫道：“哦，上帝，又来了！”戈达尔护士被传去询问时什么也没说，事后也什么都不说。法伦护士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说。听说她的情况稍好一些，能够见人时，贝利检查员便去病房找她谈了话。没有人知道那次谈话的情形，只是有人谣传说法伦承认罪案发生的那天清早回过南丁格尔大楼，但她拒绝说出这样做的原因。这倒像法伦的行事。此刻她已经回到了学校，但对佩尔斯的死只字不提。达克尔斯护士不知道她是否会提到它、什么时候提到它。她敏感地觉得每一个字眼里都潜藏着另一层含义，打起精神继续写信。
“那间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死后便再没有用过，但是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一个学生离开了学校，那就是戴安娜·哈泼。佩尔斯死了两天后她父亲便来带她走了。警察似乎也不在意她离开。我们都认为她这样做有点傻，因为就要毕业了。但是她父亲并不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护士，她正忙着准备结婚，所以我想她也不把做护士当回事。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打算离开。这里真的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亲爱的妈妈，请别再为我担心，现在我跟你说说我们明天的计划。”
写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打草稿了，下面写起来很容易。她将写好的部分看了一遍，决定就这样了。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接着写余下的部分。她要赶在电视播完，双胞胎放下手中的毛线活去睡觉之前写完这封信。
她飞快地、潦草地继续写着，半个小时后，信写完了。看到电视里的大屠杀已经结束，大家都在拥抱言和，她长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戈达尔护士取下她看书时戴的眼镜，抬起头，合上了书。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朱丽亚·帕多。
“我回来了，”她宣布，打了个哈欠，“真是一部糟透了的片子！有人要沏茶吗？”没有人回答，只有双胞胎将她们的编织针插进毛线球，顺手把电视机关上，和她一起走到门边。帕多如果发现有人也要沏茶，是绝不会自己动手干的，而双胞胎通常也就帮她沏上一杯。达克尔斯护士随着她们一起走出起居室时，回头看见法伦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身影独自和玛德琳·戈达尔留在一起。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对法伦说欢迎回到学校，问候她的健康，或者只是简单地道个晚安。但是话卡在了喉咙里，冲动一闪而过。她关上门，最后看见的就是法伦那苍白而独特的脸——她眼神茫然地盯着电视机，仿佛不知道屏幕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h4>2</h4>
在医院里，时间的记录和衡量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用途进行的。计算脉搏、血液或血浆的滴数计时用秒，记录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用分钟，记录人的体温起伏的图表和进行手术时间的长短都用小时。1月28日和29日的事件终于被记录在案时，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各当事人几乎都清楚知道那个特定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他们也许选择不说真话，但他们一定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个狂暴且变化不定的暴风雨之夜，狂风的力量甚至方向都时时在变化。22点时只不过是在榆树林中响起呜咽般的声音，一小时后突然升高为狂怒的渐强音。南丁格尔大楼周围高大的榆树在狂风的猛攻下被折断，发出咔嚓声，风在榆树丛中的呼啸就像魔鬼发出的狂笑。废弃的小路上，一堆堆饱浸着雨水的枯树叶本来是在缓缓移动，现在被撕裂成一块块，被狂暴的旋风刮起，升入空中，就像发狂的昆虫一样纷纷贴在黑色的树干上。医院顶楼的手术室内，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面对紧急情况表现出了沉着和冷静。他嘟囔着对助理专科住院大夫说，真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呀！然后便低下头再一次陷入沉思，想着如何解决这个外科手术难题：伤口的边缘在收缩，中间正在不断地抽动。在楼下的病房里，灯光昏暗，寂静无声，病人们在睡梦中咕哝着，翻着身，仿佛也意识到外面风正紧、雨正狂。放射室的工作人员从家里被叫出来，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病人紧急拍片。完成后她将仪器重新盖上，把电灯关掉，心里想着不知她的小汽车在路上是不是会打滑。夜间护士悄无声息地在病床之间穿行，检查窗户，把窗帘拉得更紧，仿佛要把一些恐怖关在窗外。大门处的值班人在椅子里不安地扭动，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他那冻僵了的腿，又在炉子里加了两块煤。他想到自己那间单独隔开的小屋子里去暖和一下。狂风每袭来一次，小屋子仿佛都要震动一下。
将近午夜时分，暴风雨减弱了，它似乎也意识到了诡异的时刻就要来临。这是一个死亡之夜，在这样的夜晚，人的心跳极慢，垂死的病人最容易坠入最后的解脱。最初是五分钟可怕的沉默，接着便是一种柔弱的、有韵律的呜咽声，风猛扑一下，又突然停止，在树丛中叹息，仿佛由于自己的暴怒而耗尽了力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做完了手术，脱下手套向更衣室走去。他一脱下手术服就从墙上取下电话打给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室，要负责单人病房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到病房来照料他的病人，在病人第一个小时的危险期加以监护。看到风已经停了，他很高兴——她可以独自穿过院子，就像从前她曾无数次接到他的电话后过来一样。现在他不必开车去接她了。
不到五分钟，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便坚定而缓慢地走在了树丛中。她的斗篷包裹在身上，就像一面旗子抽打着旗杆。她把斗篷的兜帽拉上，盖住了带褶边的护士帽。在这暴风雨短暂停息的间隙，周围出奇的宁静。她默默地走在浸透了雨水的草地上。通过厚厚的鞋跟，她能感到泥土饱吸雨水后的黏性。时不时有一根被狂风吹折的细树枝，挣脱了它与树干的最后一丝羁绊，嚓的一声，不经意地轻轻落在她的脚下。她把单人病房的一切安排好，然后帮助三年级的实习护士铺垫术后病人的病床，架好打点滴的支架，这时风声又起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将心思全放在工作中，没有再注意窗外的风暴。
0点30分刚过，正门处值夜班的门房阿尔伯特·柯尔盖特正对着晚报打瞌睡，忽然被一束横扫过门房窗户的灯光和一阵汽车的引擎声给惊醒。他想，这一定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辆奔驰车，看来手术做完了。他以为汽车会从大门开出去，可是它却停了下来，响起了两声傲慢无礼的喇叭声。门房嘴里嘟囔着，将双手插进上衣口袋，走出门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下车窗，在风声中喊道：“我刚才想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可是有一棵大树横躺在路上，我想最好把这件事报告一下，赶快去竖个警示牌。”
门房把头伸进车窗，迎面扑来一阵昂贵雪茄的烟味和剃须膏、皮革的气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连忙往后微微缩了一下，以避开门房过于靠近的脸。门房说：“那一定是棵老榆树，先生。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告这件事，今晚可不行，先生，这么大的风雨。”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起车窗，柯尔盖特立刻把头缩了回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