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死亡之舞【9】 (第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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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4>1</h4>

第二天早上6点55分，马斯特森警官和格里森刑警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厨房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柯林斯小姐、曼西太太。天又黑又冷，在马斯特森看来就像午夜一般。厨房里散发出新烤面包的好闻香气，一股家乡的气味，让人不由产生思乡之情，感到安慰。可是柯林斯小姐却绝不温和，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厨娘。她在一旁看着，嘴唇紧闭，双手叉腰，格里森正将一整瓶牛奶放进冰箱中层的前段。她说：“她们该拿哪一瓶？”

“顺手拿到的第一瓶。她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她们是这样说的。我最好得有点事情做，不能坐在这里看着她们。”

“对我们都一样，开始吧。”

四分钟后，伯特双胞胎一言不发地走了进来。雪莉打开冰箱门，莫琳拿出够到的第一瓶牛奶。双胞胎穿过沉寂而有回声的大厅，径直朝示范室走去，马斯特森和格里森一路跟随她们。室内是空的，窗帘也拉开了。两盏日光灯照在排列成半圆形的空椅子和一张又高又窄的床上。一个奇形怪状的示范用模特枕着枕头，靠在示范床上，嘴巴张成圆形，鼻孔是两个黑色的小洞。双胞胎默默地着手她们的准备工作。莫琳把奶瓶放在手推车上，然后拖出喂食的器械放在床边。雪莉则从各式柜子里取出工具和碗，摆放在手推车上。两个警察看着。20分钟后莫琳说：“我们早餐前就做了这么多，然后就像现在这样离开了房间。”

马斯特森说：“那好，现在我们把时间往后拨到8点40分你们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没必要真的闲荡这么久。现在我们去把其余的学生都叫进来。”

双胞胎听话地把她们的表调整了，而格里森则往图书室打电话，其余的学生正等在那里。她们立即就来了，并按照原来的顺序进屋。玛德琳·戈达尔第一个，接着是朱丽亚·帕多和克里斯汀·达克尔斯，她们两个一起进来。没有一个人说话，默默地在排成半圆形的椅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子。他们微微有点发抖，似乎屋子里有点冷。马斯特森注意到她们都把眼睛从床上古怪的模特身上移开。当她们都坐下后，他说：“好啦，护士，现在你们可以开始示范了，先从加热牛奶开始。”

莫琳望着他，有点困惑。“牛奶？但是还没有人有机会……”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马斯特森说：“没有人有机会下毒药吗？没关系，开始干吧。我要你准确地按照上次那样做。”

她用一个大瓶子从水龙头里接了一大瓶热水，然后将未打开瓶盖的牛奶瓶放在热水里加热了几分钟。看到了马斯特森不耐烦地点头示意往下做时，她打开瓶盖，将牛奶倒入一个玻璃量瓶内。然后从装仪器的手推车上拿出玻璃温度计，检查牛奶的温度。全班人都入迷似的看着，没有任何声音。莫琳望向马斯特森，没有得到他任何指示，她拿出喂食管，插入模特僵硬的口中，双手十分平稳。最后她举起玻璃漏斗，在模特的头上停住了。马斯特森说：“接着做，护士。弄湿一点不会伤着模特的。它就是为这个而制造的。一点热牛奶不会腐蚀它的内脏。”

莫琳没动。这次可以看到液体，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那盘旋的白色蒸汽上。突然，那女孩又停下了，手臂仍然悬得高高的，一动不动，像一个笨拙地摆着姿势的模特。

“喂，”马斯特森说，“对还是不对？”

莫琳把量瓶放到鼻前，然后一声不吭地将它交给她的双胞胎姐妹。雪莉嗅了嗅，看着马斯特森。

“这不是牛奶，是吗？它是消毒剂。你想要检验一下我们是否真的能辨别出来！”

莫琳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上次它就是消毒剂，牛奶在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前就被下了毒？”

“不，上次的牛奶从冰箱里取出来时没有一点问题。你把牛奶倒进量瓶之后，便把牛奶瓶怎么了？”

雪莉说：“我把它拿到墙角的洗涤池那里，冲洗干净。对不起，我忘了。我本应早一点做这件事。”

“没关系，现在做吧。”

莫琳把奶瓶放在洗涤池旁的桌子上，它那被扭歪了的瓶盖放在旁边。雪莉把瓶盖拿起来，然后她不动了。马斯特森非常平静地说：“怎么了？”

女孩转向他，茫然无措。

“有什么东西不同，有点不对劲，它不是这样的。”

“不是怎样？想想看。别怕，放松，放松，再想。”

房间里令人不可思议的静默。然后雪莉转过身来对她的双胞胎姐妹说：“我明白了，莫琳！是瓶盖。上次我们从冰箱里拿的是一瓶脱脂牛乳，是带银盖的那种。但是当我们吃完早餐回到示范室，它却不同了。你不记得了吗？瓶盖是金色的，那是海岛牛奶。”

戈达尔护士坐在椅子里安静地说：“是的，我也记起来了。我看见的盖子是金色的。”

莫琳向马斯特森看过来，目光里充满茫然的询问神色。

“看来是有人换了瓶盖？”

还没等到他回答，她们就听见了玛德琳·戈达尔平静的声音：“不必追究瓶盖了，是有人换了整瓶牛奶。”

马斯特森没有答话。看来老头子是对的！消毒剂调配得小心仔细，从容不迫，那个致命的瓶子取代了原来的一瓶，摩拉格·史密斯还从原来那瓶里面喝了两口。原来那瓶又去了哪里？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放在护士长们的小厨房里了。吉尔瑞护士长不是曾经对柯林斯小姐抱怨说牛奶里掺了水吗？

<h4>2</h4>

达格利什在苏格兰场的公事很快便办完了，11点钟时他就到了北肯辛顿。

米林顿广场49号是一幢很大的、快要坍塌的意式房子，房子正面用的粉饰灰泥斑驳龟裂。它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伦敦这个区里几百幢房子都是这样。很显然它被划分成了一间间的卧室兼起居室，因为每扇窗都挂上了不同的窗帘，有些则根本没有，散发出一种遮遮掩掩的孤寂和由于人口居住过多所造成的奇特气氛，在整个区经久不散。达格利什看到门廊里没有电铃按钮板，也没有清晰的住户名单。前门是敞开的。他穿过镶了玻璃的门进入大厅，迎面扑来一股烹调味、地板光亮剂味和没有洗的衣服发出的酸味。大厅的墙上曾经贴过墙纸，是那种厚厚的、有镶饰的墙纸，现在则刷上了暗褐色的油漆，闪闪发亮，仿佛正在分泌出油脂和汗。地板和楼梯上铺了一层仿亚麻油毡，打补丁的地方显得更鲜艳一些、更新一些。破了的地方如若不补是很危险的，它们会越扯越大，最终无法修补。地板上涂的油漆是常见的绿色。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候，这里甚至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他一路不受干扰地走到上面一层时，感觉到生命就存在于无数扇紧闭的门后。

14号房在顶楼走廊的尽头。当他走到门边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清脆的打字声。他大声地敲门，那声音停止了。等了一分多钟以后，房门才开了条缝，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双多疑而不友好的眼睛。

“你是谁？我在工作。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不能在早晨拜访我。”

“但我不是你的朋友。我可以进来吗？”

“那好吧，但是我不能为你挤出太多的时间。我想你不值得在这里耽搁时间。我不要参加什么组织，我没有时间。我也不想买任何东西，因为我没有钱。不管怎样，凡是需要的东西，我样样都有。”

达格利什拿出名片给他看。

“我不买东西，也不卖，甚至不提供什么信息。得到信息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知道关于约瑟芬·法伦的事。我是一个警官，我正在调查她的死亡事件。我猜你就是阿诺德·道森吧？”

门开得更大了些。

“你最好进来。”灰色的眼睛里没有害怕的表示，却有某种警惕。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房间，是一间带有坡形屋顶和老虎窗的小阁楼，里面全部的家具几乎都是粗糙的、未上漆的木头箱子，有些还用模板刷印着原来的杂货商或酒类商人的名字。它们被精心摆放在一起，使得房间的四面——从地板到屋顶——都被这种浅色的木头垒成了蜂窝状。这些包装箱大小、形状不一，里面放满了各种日常用品。有些里面堆满了硬皮书，另一些放的则是橘黄色软皮书。有一个箱子框着一台小型的双管电热炉，足够加热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另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整齐、干净，但未经熨过的衣服。一个箱子里装着镶了蓝边的大杯子和其他一些陶器，另一个里陈列着一组随手捡来的小玩意：贝壳、一只斯特福郡的小瓷狗、一个插着几片羽毛的小果酱瓶子。一张单人床摆在窗户底下，上面盖着毯子。一个翻过来放的箱子充当饭桌和书桌。仅有的两张椅子是那种别人野餐时用的可折叠帆布椅。达格利什想起在一份五彩缤纷的周日副刊上看过的一篇文章，谈论如何装饰卧室兼起居室，费用可以不超过50英镑。阿诺德·道森装修自己房间的花费不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但这个房间也并不令人讨厌。每一样东西都很实用、很简单。从趣味来看，或许它容易造成幽闭、恐怖的气氛，有些东西像着了魔似的过于整洁，还有它那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的方式，使它没有任何空闲。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井井有条的男人的房间，正如他自己告诉达格利什的那样：需要的东西他样样都有。

房客和房间很相配。他几乎显得过于整洁。他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达格利什想。他的浅黄色翻领套衫很整洁，袖口整整齐齐地卷上去，两只袖口卷得一样高，从脖颈处可以看到一圈雪白的衬衣领。他的蓝色牛仔裤虽然褪了色，却没有一点污渍，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洗熨。每一条裤腿中央都有一条折缝，裤脚边往上翻着，用针仔细地缝到了位，给这一非正式的套装带来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他没穿袜子，皮凉鞋是那种儿童们常穿的扣带款。他的头发漂亮而浓密，围住了他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侍从。头发以下光滑的脸很具骨感，使他看起来有些敏感，鼻子线条蜿蜒，有些过大，嘴巴不太大，嘴形很好，透出一点容易生气的痕迹。但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耳朵。它们是达格利什看到过的男人脸上长得最小的耳朵，在耳尖处几乎没有了颜色，看起来像是用蜡做的。他坐在一个翻过来的橙子箱上，双手随意地搁在膝盖上，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他仿佛坐在一张超现实主义油画的中央，在抽象复杂背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奇特、刻板。达格利什拖出一个箱子，在年轻人对面坐下。他说：“你当然知道她死了。”

“知道，我在今早的报纸上看到了。”

“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这句话至少使他发生了一些情绪变化。年轻人紧张的脸变白了。他的头猛地往上一动，默默看着达格利什，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她怀孕将近三个月了，是你的孩子吗？”

道森低头看着双手：“我想有可能。我没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她告诉我不用担心，她会有办法的。毕竟她是个护士。我想她知道该怎么照料自己。”

“那正是我担心的，她根本就不知道。你不觉得最好把这件事告诉我吗？”

“我必须说吗？”

“不，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可以要求见一个律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惹出很多麻烦，无期限地拖延下去。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没人指控你杀了她。但是有人杀了她。你了解她，大概还喜欢过她。不管怎样，喜欢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想得到帮助，最好是把你知道的关于她的每件事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