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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五年，这年九月的顺天城上下都笼罩在一股浓烈的痛辱与恐慌杂糅的沉闷气息之中。
顺天城内阁公事处内，当朝内阁辅周延儒正坐在主位审视下位的官员。
坐在左侧第一的是顺天兵部尚书陈新甲，第二位是顺天吏部尚书李日轩，第三位是顺天礼部尚书黄景昉；右侧第一的是顺天户部尚书傅淑训，第二位是顺天刑部尚书刘泽深，坐在末位的是内阁成员兼应天礼部尚书蒋德璟。
此时距离宁远城八百里告急的急件送达顺天已然过去了足足四天，而这四天以来，无论是他们这群朱衣大员，还是青衣小吏，甚至是葛衫百姓，全全陷入恐慌和绝望之中。
原因无他，正是因明朝倾尽全国之力，动员十五万大军参战的松锦之战以明军的惨败而收场。
经过两年的艰苦鏖战，不仅蓟州总督洪承畴毫无骨气的投降清军，明军经营二十年的关宁锦防线也易手于清庭，十五万明军精锐只剩不到三万残军退守宁远。
这惨痛的失败是末路的明朝难以承受的。在得到这封加急战报的朝会上，明思宗朱由检怒火攻心，竟直接在朝堂上晕了过去，足足昏睡了一天，醒来后却如苍老数十岁一般，并且一连数天也未能缓和过来。
如今周延儒召集顺天的一众大臣正是想对此事讨论出个应对，但当他的目光环视一周，现这些同僚皆是眼观鼻鼻观心得做沉默状。
甚至于刘泽深干脆把玩起了茶盏，根本无人想就此事表政见。
周延儒唯有在心中无奈的叹息，心中一次又一次的后悔，暗道：“早知如此，还不如学那刘遵宪告病不来，何必在这受冷场。”
经过足足一下午的“激烈”讨论，一众大臣都同意周延儒“肃清伪佞，宣扬有功，以逸待劳”的提议。
虽说周延儒在这次定策事件中态度并不积极，但单看这三点提议，就可窥一斑而知明朝政治的全貌。
所谓“肃清伪佞”，看似是整顿官场，肃清吏治，实则是将战败的责任完全的推卸到投降清军的洪承畴头上。
所谓“宣扬有功”，也无非是矬子里拔高个，借此来满足王朝的虚荣心。
所谓“以逸待劳”，更是保留了一丝欲与清军和谈，愿屈居于人下的意味。
由此可以看出，在明朝与清军长达数十年的交锋之中，明朝的统治者已完全被清军锉失了进取的锐气。
金銮殿中的种种勾心斗角不必再提，此时青州寿光县县令姜秉文倒是正为疫疾而愁。
崇祯登基到顺天政权覆灭的十七年里，足足有八年是在蔓延半个帝国的天灾中度过的。
古人云：久旱必有大涝，大涝必生瘟疫。在崇祯十五年之前，大明已经历连续六年的大旱，在湖广地区又连续经历了长达一年的洪涝。
小农经济几乎全是靠天吃饭，连续的天灾导致收成锐减，此时以个体为单位的分散劳作的弊端就显现的一览无余。
农家抗风险性太差，凡有天灾，轻则卖田苟且，重则远遁他乡，死在路途上的人不知凡几。
如此一来，农民没有收成，国家没有税收，即使朝中有救灾之心，却也无救灾之银。
加之松锦之战，明军大败，朝廷关心的重点几乎都在重铸北方防线，对于国内民生也不可了解的面面俱到。总之，理由有千万条，但受罪的永远是百姓。
大量百姓由于天灾而死亡，又无人掩埋，多是草草弃尸荒野。由此一来，疫病的生也似乎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即使寿光县早在姜秉文到任之初就大兴水利，又倡导官府与当地富商联合开放低息资金供农民播种救急。
这种种措施大量减轻了天灾对百姓生活的影响，但面对危及整个国家的灾害时，一个小小的县城自然也无法独善其身，寿光县城也在崇祯十五年秋天迎来了鼠疫等疾病的大爆。
此时姜县令秉文正在位于县衙后院的住所处理公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