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不见的线索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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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好朋友考林·默洛克是个沉默寡言的人，他的这种性格有时甚至让人感到有些无礼。不过，他最近却一直很兴奋，这主要是林纳德一案让他沾沾自喜。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地区前不久发生一起案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当然，这其中一半是由于案件当事人林纳德是个公众人物，而另一半则是由默洛克引发的。简要地说，就是默洛克这位退伍上校，或者说退休的殖民地警察，以一个非侦探的身份，成功地抓住了破获林纳德一案的关键，尽管他与同案子有关连的两个男人从未谋面。
默洛克这种高超的侦破手段，几乎受到所有职业犯罪调查人员的钦佩，然而还有更让人称奇的，据说他是根据一条看不见的线索侦破的这个案子，正像默洛克自己所调侃的那样：如果能被看见，那它就根本不是什么线索了。
我知道这件事后，曾自以为很聪明地问过默洛克：“好朋友，请告诉我，是不是就像柯南·道尔的狗那样，其重要性就在于不发出叫声？”
“噢，不，一点儿也不像！”默洛克得意地笑着说。
阿里克斯·林纳德曾是一名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不列颠战役中，他担任空军飞行大队的中队长，驾驶战机在历次空战中立下了赫赫战功，人们曾景仰地称他为“大不列颠的雄鹰”。
“二战”结束后，林纳德移民到了美国，他的事业也从空中转移到了地上。他在那里有一个很大的种植园，不仅种地，还养殖牲畜，规模很大，过着富足的生活。但后来，林纳德却对美国的战后新政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逐步成为一个激进的反种族歧视者，因此，他在得到众多黑人兄弟敬仰的同时，也遭到了许多白人的冷眼和嫉恨，就是这样一个有影响的公众人物，竟然有人企图谋杀他。
我们再来说说默洛克。除了上面说的性格沉默寡言外，他还是个短小精悍、不苟言笑的人，比如，他上衣的衣领总是浆过的，皮鞋也是手工制作的，并且擦得油光锃亮。不过，这些东西穿在他身上，似乎显得不太协调，因此，每当我看见他时，就会想起加州的藤椅、缅甸的雪茄以及被热带丛林环绕的网球场，虽然我并不知道他内心的想法，但我觉得他刻意在自己周围营造一种回归淳朴的氛围，就像一直追寻默塞特·毛姆笔下描写的生活那样。默洛克可能会否认我的看法，但他的确就是这样一个人：有时沉默得可以一整天不说一个字，有时又不厌其烦地唠唠叨叨；有时精神百倍、劲头十足，有时又固执得像一个老古董。
我很喜欢默洛克身上的率直与朴实，也愿意听他讲那些离奇古怪的故事。因为他是一个私人安全顾问，说白了就是一个保镖，凡是从事这种职业的人，都会经历很多惊险刺激的事，默洛克当然也是如此，有时他会对我说：“小伙子，你知道吗，我就像是一个上了年纪的足球运动员？”这显然是他对自己的谦虚评价。
有一天，我去默洛克那里闲坐，在聊天中，他分明透着欣喜和自豪地说：“虽然我已经没有足够的体力去冲锋陷阵了，但是我有经验，我能准确地读懂比赛，善于组织、调动起报警肌肉，然后迅速、准确地出击。”
“报警肌肉？”我感到有些不解。
“当我或我的雇主有危险时，我的肩膀就疼得厉害，我叫它报警肌肉。”默洛克解释说。
“在林纳德一案中，你的报警肌肉起作用了吗？”因为我听人们议论最多的就是他和那条看不见的线索，出于好奇，我借着这个话题，试着让他对我说出那个案件的来龙去脉。
“当然。”
“那你给我讲讲吧。”我央求着。
“小伙子，那件案子还没有开庭审理，所以我不能用真名。”默洛克开场直白，并且还警告我说，“如果你在报纸上引用我的话而事先披露案件的内幕，我是不会承认的，但事实上那全是真的，我敢保证……”说着，他坐在一张椅子上，缓缓地讲述着：
那时，我刚刚搬进位于圣保罗大教堂附近的办公室里，那儿的风景十分优美，绿树成荫，在伦敦上空飞翔的鸽子有一半是从那里放飞的，还有宣告新一天开始的钟声也是在那儿敲响的。
在我没搬进去之前，那个办公室属于一个流行音乐唱片公司，后来这个公司倒闭了，我就以很低廉的价格买到了那块地方。从室内装修看，体现着最拙劣、最疯狂的迷幻派风格，里面有很多扇门，每一扇门都被涂上了与其他门不同的颜色，显得极不协调。不仅如此，墙壁、文件柜和办公桌也是毫不搭配的各种颜色，有黄色、紫色、绿色和橘红色等，让人看了眼花缭乱。说实在的，我很难忍受那些不伦不类的东西，只有房租符合我的心愿。我暗暗打算，等过段时间，一定要重新装修一下。
那一星期我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城外办事，昨天刚回来。
我坐在办公室里，想听听秘书小姐的录音，看看有没有什么事情发生，于是我打开录音，里面传来秘书琳达小姐柔美的声音：先生，我已经处理完了所有的日常事务，不过有一件事需要告诉你，有一个叫阿里克斯·林纳德的人曾打电话找你，他说自己曾是空军中队长，这个人说话的口气很大，绝对有一种“你一定听说过我”的语气，我没有理会他的这种自以为是，因为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
听到这里，我不禁苦笑了一下，琳达小姐这话让我感到自己的确是老了。我知道，阿里克斯·林纳德曾是个非常出色的战斗机飞行员，在不列颠战役中，他英勇神武，但那毕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即便是琳达的父母，当时也不过是十几岁的孩子。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他。”因为走神了，我不得不再次按下播放键，录音里面又传出琳达小姐的声音：他希望你尽快和他联系，他的住址是五月花广场的梅博里大厦，虽然他一年才来伦敦一次，但那里有他一套永久性的住房。看样子他一定很有钱，可是不知为什么，他电话里的声音很急切，好像坐立不安的样子。他还说他在飞机上睡了不少觉，但他没法坚持二十四小时以上，也就是说等你回来后，只剩下八个小时了……
录音上的话还没有说完，琳达小姐就风风火火地闯进了我的办公室，我只好按下了暂停键，吃惊地看着她。
“先生，很抱歉，昨天晚上我本来要洗掉那盘磁带的，可是男朋友找我有事，结果我就把这事给忘了。”她不好意思地说。
“这不录得挺好吗？为什么要洗掉呢？”我不解地问。
“是这样的，”琳达小姐说，“昨天晚上他来过了，就是那个自称是空军中队长的林纳德，他决定取消和你的约见，并且说了很多抱歉的话，他认为是自己出尔反尔，同意适当做出补偿。先生，我觉得中队长这个人不错，和你差不多，当然，我指的不是年龄。”说这话时，她的脸红了。
“琳达，”我强忍着不满，“我不要听这些礼节性的用语和外交辞令，这不适合你，我要听的是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