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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可记得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立志要挖出一条山路。面对质疑，他说人可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
可见从常理来讲，人口应当是不断增长的。”
环境稳定，资源充足的时候，两人生十个孩子，孩子们再组建家庭生下百孙……
这个道理符合常人认知，无需过多阐述。所以朱翊钧之前在给高拱写信的时候，叙述大明人多地少的矛盾时，根本不需要列出具体数据。
见张居正点头认可，朱翊钧话锋一转。
“朕之前翻读《实录》，记下了一些数据，很有意思，先生可评判一二。
洪武十四年，人口五千九百万。
永乐元年，六千六百万。
宣德十年，五千万。
成化十年，六千一百万……”
朱翊钧背了几条，冷笑道：“朕记得人人皆称赞仁宣之治，怎么宣德时人口反而比永乐初期少了这么多？”
“这……”
朱翊钧问的这個问题太尖锐了，稍有不慎，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饶是张居正，都要仔细斟酌，才敢回答。
等不及张居正的回答，朱翊钧继续道：
“世人都说世庙爷爷在位时，灾祸频，海瑞因此直言上疏。然而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几次统计的结果，都是六千三百万左右，浮动只有几十万，比起永乐到仁宣时还稳定。
难不成乱世才喜欢生子，太平时节都不生孩子了吗？”
深吸口气，张居正终于开口解释道：“陛下，《实录》上记载的数据，其实并不完整，户部主要负责统计的是民籍，因为民户要缴纳国税。如臣这等源自卫所的军户，交的是军粮，想要了解具体数目，要查看兵部或五军都督府的账册。
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
犹豫片刻，张居正说了实话：“洪武十四年时，进行全国人口清查，编撰《赋役黄册》，将其存放在南京库中。自那以后，十年清查一次，或因特殊情况，提前、延后几年。
然而传承至今，下面的官吏惫懒怠政，嫌弃挨家挨户统计麻烦，不再认真去做。黄册的统计流于形式，上面记载的数目已经失去了效用。州县征税时，都不看黄册，而是查看自行编造的白册了。
所以说，陛下所看到的数目，一方面是清查范围不够，并不是全国的人口，另一方面是，数目本身就有问题……”
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小皇帝没有因此感到惊诧或勃然大怒。
他知道的比张居正说的更多。
因为统计人口，编撰《赋役黄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税。
有男丁就能确定田亩归属和徭役的征调，女子无需劳役，所以女人的确切数目没有用处。哪怕早年认真统计的时候，为了省力也会对其忽略，造成大明的男女比例失真，严重扭曲。
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同样如此，宋时对城市中的手工业者、流动雇工等人口，都有有专门的城市客户管理制度，但是明初洪武更重视农民、对这些城市流民缺少相关统计。
而且除了军户，投靠到各地藩王的佃户，也不在朝廷的户籍里。像蜀王这种私自侵占了成都府大量土地的，当地户口都会因此凭空消失。
把这些都详细统计入册，要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一个两个。
朱翊钧的语态依然平静，只是多了几分嘲讽：“原来如此，朕之前看的数据，竟然没多大用。可是数据纷乱不明，连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先生平日在内阁理政的时候，难道不会迷糊吗？”
张居正轻叹一声，道：“这正是吏治败坏的结果，所以先帝在位之时，臣曾经多次上疏整治吏治，近日推行的考成法，也是为了让朝堂上下，各司其职，回到正路。
吏治清明，人人用心理事，才能上下通畅。”
“先生辛苦，治理国家很不容易，朕光是听先生讲，都能想到许多难处。”朱翊钧随之感叹道。
“多谢陛下体谅，”张居正拱手道，“臣在内阁，无法亲临地方，只能靠手里的文书，做出判断，勉为其难……”
“朕知道先生难，朕也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勉为其难！”
朱翊钧提高音量：“先生刚才还与朕讲，说食货是生民之本，可是，朝廷连百姓人口数目都无法准确掌握，用虚假的数据，在这里自欺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