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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可记得愚公移山的故事?
愚公面对太行、王屋两座大山,立志要挖出一条山路。面对质疑,他说人可生子,子又生孙,子子孙孙无穷……
可见从常理来讲,人口应当是不断增长的。”
环境稳定,资源充足的时候,两人生十个孩子,孩子们再组建家庭生下百孙……
这个道理符合常人认知,无需过多阐述。所以朱翊钧之前在给高拱写信的时候,叙述大明人多地少的矛盾时,根本不需要列出具体数据。
见张居正点头认可,朱翊钧话锋一转。
“朕之前翻读《实录》,记下了一些数据,很有意思,先生可评判一二。
洪武十四年,人口五千九百万。
永乐元年,六千六百万。
宣德十年,五千万。
成化十年,六千一百万……”
朱翊钧背了几条,冷笑道:“朕记得人人皆称赞仁宣之治,怎么宣德时人口反而比永乐初期少了这么多?”
“这……”
朱翊钧问的这個问题太尖锐了,稍有不慎,就是对皇帝的大不敬。
饶是张居正,都要仔细斟酌,才敢回答。
等不及张居正的回答,朱翊钧继续道:
“世人都说世庙爷爷在位时,灾祸频,海瑞因此直言上疏。然而嘉靖二十一年到四十一年,几次统计的结果,都是六千三百万左右,浮动只有几十万,比起永乐到仁宣时还稳定。
难不成乱世才喜欢生子,太平时节都不生孩子了吗?”
深吸口气,张居正终于开口解释道:“陛下,《实录》上记载的数据,其实并不完整,户部主要负责统计的是民籍,因为民户要缴纳国税。如臣这等源自卫所的军户,交的是军粮,想要了解具体数目,要查看兵部或五军都督府的账册。
这是原因之一,其二是……”
犹豫片刻,张居正说了实话:“洪武十四年时,进行全国人口清查,编撰《赋役黄册》,将其存放在南京库中。自那以后,十年清查一次,或因特殊情况,提前、延后几年。
然而传承至今,下面的官吏惫懒怠政,嫌弃挨家挨户统计麻烦,不再认真去做。黄册的统计流于形式,上面记载的数目已经失去了效用。州县征税时,都不看黄册,而是查看自行编造的白册了。
所以说,陛下所看到的数目,一方面是清查范围不够,并不是全国的人口,另一方面是,数目本身就有问题……”
出乎张居正的意料,小皇帝没有因此感到惊诧或勃然大怒。
他知道的比张居正说的更多。
因为统计人口,编撰《赋役黄册》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征税。
有男丁就能确定田亩归属和徭役的征调,女子无需劳役,所以女人的确切数目没有用处。哪怕早年认真统计的时候,为了省力也会对其忽略,造成大明的男女比例失真,严重扭曲。
没有土地的无产者同样如此,宋时对城市中的手工业者、流动雇工等人口,都有有专门的城市客户管理制度,但是明初洪武更重视农民、对这些城市流民缺少相关统计。
而且除了军户,投靠到各地藩王的佃户,也不在朝廷的户籍里。像蜀王这种私自侵占了成都府大量土地的,当地户口都会因此凭空消失。
把这些都详细统计入册,要解决的问题可不是一个两个。
朱翊钧的语态依然平静,只是多了几分嘲讽:“原来如此,朕之前看的数据,竟然没多大用。可是数据纷乱不明,连真实性都无法确认。先生平日在内阁理政的时候,难道不会迷糊吗?”
张居正轻叹一声,道:“这正是吏治败坏的结果,所以先帝在位之时,臣曾经多次上疏整治吏治,近日推行的考成法,也是为了让朝堂上下,各司其职,回到正路。
吏治清明,人人用心理事,才能上下通畅。”
“先生辛苦,治理国家很不容易,朕光是听先生讲,都能想到许多难处。”朱翊钧随之感叹道。
“多谢陛下体谅,”张居正拱手道,“臣在内阁,无法亲临地方,只能靠手里的文书,做出判断,勉为其难……”
“朕知道先生难,朕也难,但是我们不应该就这样勉为其难!”
朱翊钧提高音量:“先生刚才还与朕讲,说食货是生民之本,可是,朝廷连百姓人口数目都无法准确掌握,用虚假的数据,在这里自欺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