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第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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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为什么要乔装呢？”我问道。

“是呀，为什么要乔装呢？”老头小声应和道，“其实随便您怎样乔装，上帝都会认出来的。”

他走进了厨房，我则在窗口边坐下来，沉思着，忽然听到一个声音：

“瞧，他就是这样子！”

厨房门框边站着一位穿白衣裳的姑娘，浅色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苍白而浮肿的脸上有一双含笑的蓝眼睛，她那模样儿很像是粗劣彩色画上的天使。

“您干吗吃惊呢？难道我是那么可怕吗？”她用尖细发颤的声音说道，手扶着墙壁，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好像她不是走在坚实的地板上，而是在悬空的、摇摆不定的缆索上。这种不会走路的样子，使她显得更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她全身颤抖着，好像脚底下扎进了许多针刺似的，墙壁又烫着她那浮肿的手，手指头则奇怪地僵硬得不能动弹。

我默默地站在她的面前，心里感到极端狼狈和揪心的怜悯。在这个阴暗的房子里一切都是异乎寻常的！

姑娘在椅子上坐下来时是如此小心谨慎，好像害怕椅子会从她的身下飞走。她天真无邪地告诉我，她开始行走只有四五天，这之前几乎有三个月都躺在床上，手和脚都瘫痪了。

“这是——神经麻痹症。”她微笑着说。

我记得，当时我很想听到她的病状有另一种解释，因为对于这样一个姑娘，又住在这样奇怪的房间里，只说她是神经麻痹症——这也太简单了。她的房间里一切东西都胆怯地紧偎着墙壁，而在圣像前的一角却过于明亮地点燃着一盏神吊灯，神吊灯的铜链子的影子，无端地在大饭桌的白桌布上爬动着。

“人家对我谈过许多有关您的事，所以我很想看看，您是怎样的一个人。”她的声音很尖细，听来像是小孩子说话。

这个姑娘用令人难堪的目光打量着我。在她的蓝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穿透一切的东西。跟这样的姑娘我不能、也不会说什么话，只有默默地望着墙上挂着的赫尔岑252、达尔文253、加里波第254的画像。

一个跟我同样年纪的小青年从小铺里走出来，淡黄色的头发，一双放肆的无礼的眼睛，跑进厨房去时，沙哑地喊了一声：

“你怎么爬出来了呢，玛丽娅？”

“这是我的弟弟，阿列克谢，”姑娘说，“我在产科学校学习，可现在病了。您干吗不说话呢？您感到拘束吗？”

安德烈·捷连科夫走了进来，他把那只残疾的手塞进腰里，用另一只手默默地抚弄着妹妹的柔软的头发，把头发弄得很乱，然后问我要找什么样的工作。

后来又来了一位火红色卷发的姑娘，身材匀称，有一双发绿的眼睛，她严厉地看了我一眼，便拉着白衣姑娘的手说：

“看够了，玛丽娅！”

她把她带走了。

一个姑娘叫这种成熟女人的名字，不大合适，太刺耳。

我也走了，心里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可是过了一天，我又坐在了这个房间里，试图弄明白，这家人是如何生活的。他们的生活很奇怪。

那个亲切、温和的老头斯捷潘·伊万诺维奇，脸色苍白，全身透亮，坐在角落里，静静地微笑着，翕动着黑色的嘴唇，好像是在恳求说：

“你们别来碰我！”

他成天像兔子一样生活在恐惧中，生怕大难临头。这一点我非常清楚。

一只手残疾的安德烈穿一件灰色短上衣，胸前沾满了油污和干硬得像树皮一样的面粉疙瘩。他在房间里侧着身子走路，负疚地微笑着，就像是一个做错了事刚被饶恕的孩子。帮他卖货的弟弟阿列克谢是个又懒又笨的青年。三弟伊万在师范学院念书，住在学生宿舍里，只有假日才回家，他个子矮小，衣服整洁，头发梳得光亮，像一个衙门里的老官吏。生病的玛丽娅住在阁楼上，很少下来，一旦她走了下来，我就觉得不舒服，好像被一条看不见的绳子捆住了似的。

捷连科夫一家的家务是由那位与阉割派教徒房东同居的女人料理的，她是一个又高又瘦的妇女，一张木偶似的脸，一双凶狠的像修女一样严厉的眼睛，她的红头发的女儿娜斯佳也经常在这里转来转去，每当她用绿色的眼睛看男人时，她那尖鼻子的鼻孔就会不停地翕动起来。

不过，捷连科夫家的真正的主人却是喀山大学、神学院和兽医学院的大学生——一群吵吵嚷嚷的人，他们一心关怀俄国人民，担心俄国的未来，每当读到报纸上的某些文章、书本上的某些论断，听到城里和大学里发生了什么事件，他们就情绪激昂地当晚从喀山的各条街道跑到捷连科夫的小铺子里来，展开狂热的争论，或者就在一些角落里窃窃私语。他们带着厚厚的书本，用手指戳着书页的内容，互相大喊大叫，各自论证着自己喜爱的真理。

诚然，我不大明白这些争论。在那些滔滔不绝的话语里，真理已经像穷人家菜汤里的油星那样稀少了。有些大学生使我联想起伏尔加河沿岸的教派信徒中那些食古不化的老头子。不过我也明白，眼下这些大学生，他们的本意是要改善生活的，虽然这种真意被他们滔滔不绝的空话冲淡了，但也没有完全被淹没。他们想要解决的任务我是明白的。我自己也很希望能顺利地解决这些任务。我常常感到，在这些大学生的话语中鸣响着一种我没能说出来的思想，而且我对这些人的喜欢达到了发狂的地步，就像一个囚徒被许诺获得自由那样。

他们看我，就像木匠看一块可以做成一件不寻常物品的木料一样。

“一块天生的好材料！”他们都这样介绍我，并带有一种骄傲，好像街上的顽童在路上拾到一枚五戈比的铜板拿给别人看似的。我不喜欢人家把我称作“天生的材料”和“人民的儿子”，我觉得我是生活中的不幸者，我有时感到，我的智力发展也受到指导者的压制，比方，我在书店橱窗里看到一本名为《箴言与格言》255的书，我很想读读这本书，便去向神学院一个大学生借阅。

“真有你的！”这位脑袋像黑人、卷头发、厚嘴唇、说话尖刻的未来的大主教讥讽地大声说道，“老弟，你这是胡闹。人家给你什么你就读什么，不适合你的，你就别到处乱抓！”

这个教师的粗暴的腔调深深地刺痛了我。我后来当然买了这本书，一部分钱是我在码头上打工赚来的，另一部分钱是我向安德烈·捷连科夫借的。这是我买的第一本严肃的书，这本书我至今还保存着。

总而言之，人们对待我是相当严厉的。有一回，我读过《社会科学入门》256后，觉得作者夸大了游牧部落对组织人类生活的作用，而对有进取心的流浪人和狩猎人贬得过低，我把我的怀疑向一位文科大学生讲了，这位大学生在其女人似的脸上装出一副威严的样子，整整一个钟头对我讲述了“批评权”问题。

“为了得到批评权，就必须信奉某种真理；您信奉什么呢？”他问我。

他甚至在街上走路时也读书——用书盖住脸在人行道上走，常常撞到别人。他患斑疹伤寒躺在阁楼上也还在叫喊：

“道德应当在自身中把自由与强制因素调和起来。调和……和——和……”

这是一个柔弱的书生，由于长期吃不饱饭，身体慢慢地垮下来了，加之他固执地追求永恒的真理，弄得更加身心交瘁。除了读书，他不知道有任何别的快乐。当他自以为已经把两种强有力的社会思想矛盾调和起来时，他那双可爱的乌黑的眼睛就会像小孩子那样幸福地笑起来。离别喀山十年后我又在哈尔科夫碰见了他，这时他已经在凯姆服满了五年的流刑，重又回到大学学习了。我觉得他依然沉溺于各种矛盾思想的蚂蚁堆里。他眼看就要死于肺结核了，还竭力要把尼采257和马克思调和起来。他曾经用冰凉的、黏糊糊的手指抓着我的手，嘴里咯着血，声音沙哑地对我说：

“矛盾不能统一，就无法活了！”

他死在去大学上课路上的电车里。

我见过不少这样的为理智而献身的殉难者，他们在我的记忆里是神圣的。

常在捷连科夫家聚会的这些人大约有二十个，其中甚至有日本人，他是神学院的大学生，名字叫佐藤·潘捷列蒙258。偶尔也看见一个宽胸的大个子259，他一脸又宽又浓的大胡子，脑袋剃成鞑靼式的光头，穿一件灰色紧身哥萨克短上衣，纽扣直扣到下巴。他一般都坐在一个角落里，叼一根短烟斗，用一双静观默察的灰眼睛望着大家。他的目光经常停在我的脸上。我觉得这个严肃的人在暗暗地掂量着我，于是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他的沉默也使我感到奇怪。周围所有的人都在大声说话，说得又多又坚决。他们说得愈是激烈，我就愈是喜欢。过了很久之后我才觉察出来，在这些激烈的言辞里也涵纳着某些可怜的虚假思想。这个大胡子勇士为何默不作声呢？

人们叫他“霍霍尔”260，好像除了安德烈·捷连科夫外，没有人知道他的名字。不久后我才知道，此人不久前才从流放地回来，他在雅库特省过了十年的流放生活。这更加深了我对他的兴趣，但却没有勇气去和他认识。我并不是因为羞怯或者胆小，相反，我倒是有一种好奇心强、过于焦急的毛病，渴望尽快地知道一切。这种性格害得我一辈子不能严肃地致力于某一件事情。

当他们谈论人民时，我总是惊讶地和不信任地感到，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想法跟他们不一样。在他们看来，人民是智慧、美德和善良的化身，是一切美好、正直、伟大品格的近乎神圣的统一的载体。我可不知道有这样的人民，我看见的是木匠、搬运工人、泥瓦匠，我知道雅科夫、奥西普、格里高利，可是他们这里谈论的却是作为统一体的人民，而把自己置于比他们更低贱的地位，去服从于人民的意志。我却觉得，倒是他们这些人才体现着思想的美和力量，才集中并表现出渴望按照某种新的博爱精神自由地去建设生活的善良意志。

在这之前，我在我生活圈子里的人们中没有看见过这种博爱，可是在这里，他们的每一句话里都鸣响着博爱，每一道目光中都闪耀着博爱。

人民崇拜者的这些话，像阳光雨露一般落在我的心头。那些描写黑暗的农村生活和农民殉道者的朴素的文学作品，对我也很有教益。我感到，只有对人的最强烈最炽热的爱，才能从这种爱中汲取必需的力量去发现和领会生活的意义。从此以后我已不再考虑自己，而开始更多地关心别人了。

安德烈·捷连科夫信任地对我说，他的小铺子的微薄收入全都用在帮助这些相信“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人们身上。他在这些人中间打转转，就像一个虔诚的助祭为大主教服务一样，不掩饰自己对这群读书人的聪明才智表示的喜悦心情，幸福地微笑着，把那只残疾的手掖在腰里，用另一只手整个地捋着自己柔软的胡子问我：

“你觉得好吗？对，就是好！”

而当兽医拉夫罗夫（他有一种跟鸡叫似的怪嗓子）阴阳怪气地反对这些民粹派时，捷连科夫便吃惊地闭上眼睛，低声地说：

“真是捣乱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