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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雪
姑妈：
昨天接到您的信，您要我谈谈家里的情况。可是您已经离开家乡20多年了，这里发生了那么多事，还有些事是我没出生就发生了的，我到底从哪里谈起呢？您一定知道，在我们茅街，每过不久就有变化，人和事都会变得认不出来。我虽年纪不大，也常觉得自己跟不上形势呢。看来您其实很熟悉我的情况，可能有人告诉了您。是的，我现在是一个人住，自从父母10年前去东边后，我就一直住在他们留下的房子里面。当时他们对我说“去一阵子，”我怎么也想不到“一阵子”成了10年，而且还要持续下去。
那么先说说我的近况吧。他们走了没多久我就没上学了，因为要吃饭啊。那时住在马路对面的潘奶奶将我带到火柴厂的车间，帮我找了一份糊火柴盒的工作，每月5块钱。我在火柴厂一直干到现在。现在我成了厂里年纪最小的保安人员，我每天夜里去厂区巡逻，工资是8块钱了。我们这些保安人员没有正式武器，一人发一根木棒。厂里让我们成天练臂力，这样的话，用木棒就可以将来厂里盗窃物资的小偷打死。但是哪里有贼呢？我从来也没碰到过，也许我们的敌人就是那些工人吧，我看上面领导就是这样想的。车间里的那些人一个个骨瘦如柴，下陷的双眼冒火。他们做夜班时，我就在车间外转来转去的，我心里又激动又害怕，时常将木棒掉在了地上，自己被那响声吓得直冒冷汗。不，他们并不偷厂里的木材，也不偷其它任何东西，他们很规矩呢。日复一日，我们这些心怀鬼胎的保安人员还是在巡逻，同那些工人较量。较量什么呢？我在屋里挂起一个沙袋，是厂里发给我的，我每天在那上头练拳击。现在，我身上已经有点肌肉了，不过我还是常将木棒掉在地上。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贼从车间里冲出来，我一定打不死他，很可能，他倒会捡起木棒将我打死！有一回巡逻时，我碰见领导了，那人是个高个子，比我高两个头，起先我以为他是贼，就紧握木棒等他走拢来。他停在冬青树的阴影里头，就像消失了一样。我怕得不行，憋着一口气往那树枝里头打了一棒。领导“哎哟”一声就出来了。领导立在月光下，口气冷冷地问我多大了，我说17岁，他懊恼地一跺脚就走了。后来好多天里，我都等着他们来开除我。然而却没有。还是打住吧，我的近况一点意思也没有。我想说点别的。
我一直想离开茅街到外面去生活，哪怕是到城里的西边去也行，听说那边住着做苦力的人们，吃饭不成问题。说起来，茅街应该算一个好地方，像我这样一个没人管的小孩，在那些年头里竟可以靠自己活下来，自食其力，这一点很了不起。我听说这个地区的口号是：“决不饿死一个人”。父母走的时候我才9岁多，潘奶奶马上到家里来找我，将我领到火柴厂去干活，那里一日三餐都有人管。后来我就学会了做饭，我的工资虽少，生活是不成问题的。那么为什么要出去呢？姑妈，当年您也是从这里离开的，我觉得，您离开的时候心里一定有过矛盾，一定是想了又想才下决心。即使您不在此地了，心里还是挂记着这里，对吗？爸爸和妈妈离开的那天早上，两个人还坐在厨房里的矮凳上剥碗豆呢。我还记得妈妈说，下午就回来炒碗豆吃。她是对爸爸说的，我在门口偶然听到的。
我要离开茅街，可能是因为这里的生活太阴沉了吧。除了火柴厂的那些事以外，呆在家里心里也不那么踏实。到底哪里不踏实呢，我也说不明白。比如说现在吧，是中午，我刚刚起床，就听见盲人金过来了。他坐在我家门前的石阶上帮人算命，他的顾客是一名妇女，哭哭啼啼的，一定要金帮她算出自己哪一天会死。女人的声音很陌生，大概不是本地人。金的话含含糊糊的，听不清楚。那女人走的时候不太满意，还质问金：“你到底是真瞎还是装瞎？”刚才我醒来时本来心情是不错的，因为外面天气晴朗，不冷也不热，我准备到街道图书馆去打发这个下午的。可是这个盲人，把我搞得一点好心情都没有了。金不该坐在我的门口拉生意。还有那女人也怪得很，近乎无理取闹，脑子里还有种奴役别人的思想。我打开门，却并没有看见金坐在台阶上，我又向街道的两头张望，也没有看见人影。刚才这一出戏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姑妈您能告诉我吗？
因为长年做夜班，我的睡眠不是很好，我总是想那些奇奇怪怪的事。我曾作过这样一个设想：我在雨天里在这个地区漫游，所碰见的全是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里的人，我每遇见一个人，就要冲他（她）喊一句：“你带回你的雨衣了吗？！”我还作过另外一种设想：沉默的茅街人全都变得爱说话了。夜里我出门去上班时，到处一片嘈杂，一些窗口甚至传出口号声，喊的是一百多年前流行的口号。我本来就神经质，现在越想这些荒诞无稽的事就越害怕。如果茅街地区的人不是这样沉默，如果那些熟人碰见我就打招呼，也许情况要好得多。事实却是，几乎所有的人走路时都低着头，遮着脸。同我招呼的只有潘奶奶，白茅，刘工等少数几个人。不打招呼也罢了，有时又有意外发生。有一回大晴天的，那人撑着伞，遮着自己的半个身子朝我走来，已经走过去了，却又忽然站住，口里喊出话来：“长延，你这小子，连伞都不打一把啊！”待我要转身向他走拢去时，他又连忙急走，甩开我。这个人是造纸厂的传达，家就在西区，家里赤贫，满屋子都是莲子壳，他老婆带着三个小孩破莲子为生。就因为这种怪举动，我的心情被这些人搞得很沮丧。我觉得自己在这个地区很引人注目，要不他们怎么总同我为难呢？我既不招他们，也不惹他们，他们却时不时来那么一句讽刺，不是说我骄傲，就是暗示我要检点自己。我去问他们呢，又问不出个什么来，因为他们太涣散了，说过的话马上就忘了。也有几个被我逼不过的，居然破口大骂，说我这种追究是“不自量”。
我只好暂时放弃追究，坐进图书馆。我读的是那些侦探小说，也读推理小说。我读书很入谜，但思路从来跟不上那些作者，因为我爱走神，我很少将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弄明白，我想这一方面是自己的能力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我喜欢那种迷迷糊糊，朦朦胧胧的恐怖感。经常，我的整个下午就沉浸在那种凶杀的氛围之中。从图书馆里出来，便听见很多人在地底下喊话，于是疾走，可走到哪里都听见那些个声音。图书馆里的老阿姨总是注意侦探小说的最新出版消息，然后设法买了来，等我去借。多年来她同我之间心存默契。那一天图书馆要关门了，我起身准备离开，季阿姨（她姓季）招呼我到她那边去。她弯下腰，从书架的最底下拿出一个纸盒，盒子里有一张手制的贺卡，上面喷了香水，画着一只我说不上名字的鸟。那是色彩极为淡雅的水彩画，季阿姨说这是我妈妈寄给她的，我听了很吃惊。我的父母是做小食品生意的商贩，以前他们在家里时每天都是早出晚归，辛苦而忙碌，我从未见过她画画。季阿姨又从贺卡里头抽出一张照片，说照片上的年轻女人是我妈妈。我很生气，觉得她在开我的玩笑，一扭身就要走。她一把捉住我的手臂，口里“长延，长延”地叫个不停，就好像要将我从梦中叫醒一样。我站在柜台边等她说话，没想到她也生气了，将贺卡和照片扔在地上用脚踩住，说我“思想老化，不可救药”。好久以来我一直后悔没有仔细看看那张照片，回忆也回忆不起来了，隐约地觉得那是一位眼神很特别的、风情万种的年轻女性。当然不会是母亲，母亲怎么那么年轻呢？我还是去图书馆，季阿姨用一种冷嘲的口气向我报告：“又来新书了啊。”我感到她在心底热烈地期待我做出回应，可是她到底要我回应什么呢？我当然不敢再提那张被踩坏了的照片，我太软弱了。我低着头，将整个身心埋在那本书里头，可仍然感觉得到老阿姨在我身边。
这个地区有一些怪事，姑妈您也许知道也许不知道，我愿意在这里写出来，让您同我分享。在我去上班的路上有一条又窄又长的胡同，胡同的两边是高高的围墙，一个门都没有。白天里，胡同里总是有一些行人来来往往，可是到我半夜去厂里值班时情形就完全不同了。没有人这是可以想见的，连那些野狗也不往这里来，这都没有什么。最令我苦恼的是这种事常发生——我会失去对自己身体的感觉，仅凭意念机械地迈动脚步。那种时候，我总是充满了惶恐地想：“怎么会是这样呢？怎么会是这样呢？”我的左手在摆动，但是我的右手贴着身躯一动也不动，我的挎包快要从肩头滑下来了。我的脚踩在水泥路上，但一点声响都不发出。我就这样走啊走啊，惶恐不安地一直走到胡同口，然后我耳朵里“嗡”地一声响，感觉就恢复了。白天里，我一想到这事就不舒服，可是又没有办法，我必须经过这条路，没有第二条路可以通到火柴厂。有时，为了避免不愉快的事发生，我一进胡同就飞跑起来。开始这一招似乎见效了，过后却又并没有见效。因为我的速度会不由自主地慢下来，不管我如何努力也没有用，接下来我又变成那种僵尸——这发生过好几次，比不努力更糟，因为有人在墙头唤我，我却无法抬起我的头去看。啊，我多么盼望一个人出现在胡同里啊，哪怕一条野狗也行。可是却没有。当我轻飘飘地在胡同里移动之际，我的脑子并没有完全麻木，相反，有时它还活跃地工作起来了。我记得在那种时候，父母的面容清晰地出现过。本来我差不多将他们都忘光了。在我的想象里头，他俩总是一前一后在一条独木桥上走过来又走过去。妈妈的样子并不像图书馆里的那张照片上那么年轻，也不是很老，爸爸戴着一顶大草帽，脸上有汗。我白天里特意去过几次胡同，我用皮鞋的后跟敲打着路面，想要窥破天机。我的确在墙头发现过人影，不过当我看见那人时，他正在飞身往下跳。围墙那边是一个废弃的车站，里头尽是报废的长途汽车，当年父母就是坐那种车离开的。当然，那人爬围墙只不过是为了抄近路，他不会是夜里对我讲话的人。人们都在匆匆赶路，他们当中有城里的也有外乡人，一看他们的脸就知道他们没有任何心事。就说这个背着渔网的老何吧，他是去小河里捞鱼的，他的脚步稳实有力，眉宇间透着精明。这样的人怎么会有心事呢？
除了胡同里的怪事之外，火锅店也是一个我害怕去的地方，幸亏我用不着常去那里。文家火锅是一大间半地下室，里头总是蒸汽弥漫，挤着不少茅街地区的人们。人的脸都看不清楚。有一回，我懒得做饭，就去那里吃火锅。我来到火锅店的外面，从窗口看见那些人在来来回回地走，不时爆发出笑声。我刚跨进一只脚，就有好几双手同时拉住我，而我脚下是一块活板，于是我就掉下去了。我摔得几乎晕了过去，过了好一会才听见人们在讲话。他们将我扶到座位上坐下，有人捅了捅我的后背，说：“我是你的叔公啊。”这下面更黑，蒸气更浓，头顶上的那些灯根本照不到人身上。到处影影绰绰的，我只感到里头很挤，很热，再就是吃火锅的人多得不得了。叔公将装调料的碗放在我面前，用一双长筷子夹了一些肉片放到我碗里。我既看不见他，也看不清火锅和桌上的碗，只是低下头，傻乎乎地吃着。一个刺耳的声音在耳边响起：“民以食为天啊。”还有人在质问：“他为什么一个人到这里来？”我旁边自称是叔公的人就替我回答，说我是偶然掉下来的，下不为例。那人还不放过，又问叔公我对自己的前途是如何计划的，叔公就笑起来，说：“小伙子还太嫩。”我很懊恼，也被激怒了，冲着那人发出声音的处所挥出一拳。我练过沙袋，这一拳的力量大概不小，因为对方“哎哟”了一声就沉默了。我感觉我打在他脸上了，不过也许不是脸上，而是别的什么地方，我说不清。叔公说我闯祸了，必须马上逃走，因为过一会警察就会来。可是我一站起身来要走，他又用双手捉住我的肩膀将我压下去，说不能乱动。还说当年我父亲就是一个乱说乱动，不计后果的人，搞得只好中年离乡背井。我听见人们纷纷离座，一会儿屋里就空了，只剩下我同叔公，还有倒在脚下的那个人。后来大概是警察进来了，摆弄着那些手铐，他们好像有不少人。叔公说：“这就好了，这是正常程序。”我坐在那里等，心里很焦急，那些人却像没事一样聊起天来，一边还“哧溜哧溜”地吃火锅，不时又摆弄一下手铐，似乎在提醒我。我不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人，好像坐满了一桌子，连对面的桌子上也坐满了。莫非来了一屋子警察？我问叔公，叔公就说：“好呀，好呀，这一来真相就要大白了。”
我很想知道被我打倒的那个人究竟怎么样了，他有没有生命危险。可是那一天里后来发生的事变得更为暧昧了。我只记得我在位子上坐了很久，大腿都坐麻了，头发也被不断腾起的蒸汽弄得湿漉漉的，那些人却一点也没有要离开的样子，吃个没完没了。叔公凑到我耳边告诉我说，他将“尸体”悄悄弄走了，对我不利证据已经消失了，他藏尸体的地方任何人都找不到。我听了他的话松了口气。接下去情形并不乐观。叔公一步也不让我离开，说如果这时离开就会出事。我汗如雨下，热得受不了，就说：“要是有条毛巾擦擦就好了。”旁边的警察听到后立刻回应我说，隔壁的盥洗室就可以洗脸。他拉着我穿过人群往右边走，我像盲人一样迈步，穿过那些桌子，最后随他来到一间更暗的小房间，我从气味上判断那也许是一间锅炉房。这个警察要我伸出双手来，他把我的手铐在窗户的铁栏杆上头，说：“你就在这里洗脸吧。”然后他就离开了。门一关，小房里热得没法呼吸，手又被铐着，我觉得自己要死了。我于昏迷中听见叔公在问：“他呆了有多长时间了？”那人回答说5个小时。我听了心里一惊，挣扎着醒了过来。我口里喊出莫名其妙的一句话：“叔公，我爸爸是从这里出走的吗？”叔公哈哈一笑，对那人说：“我看他啊，全都明白了。”于是他俩过来将我的手铐松开。叔公要我用力跺一下脚，我跺了一下，又踩着了活板，整个人都掉下去了。我以为自己这下掉进了地狱，睁眼一看却是茅街的人行道。火柴厂的厂长和潘奶奶正站在拐角那里说话呢，我赶紧猫着腰窜进一条小胡同，拐了几个弯回到了家里。
姑妈，您不会以为我在编故事哄您吧，我才没有那个闲心呢。再说，有这样的必要吗？您已经离开20多年了，您走的时候我还没出生，现在您在另一个城市里生活，我完全用不着编故事来讨好您，是吗？我之所以告诉您这些，是因为您问了我，而我，一写起来就没个完了。这里这么阴沉，我就是想要找人诉说也找不到一个人。本来我都已经差不多绝望了，就在这时候我收到了您的信，这真是个奇迹。奇迹发生的那天下午，我从图书馆走回来，沉浸在日本推理小说的阴郁氛围中，一点都不想回到现实中来。您的信就像天外来客一样呆在这张大桌子上，是邮递员从窗口扔进来的——我没有邮箱，因为没人给我写信。您在那封信里告诉了我您现在的情况，您还说起离家前茅街的情况，我当然知道您是我姑妈，因为我从小就听我爸爸反复说起过他的这个姐姐。我记得那时候他很为您感到骄傲，他说您是“女中豪杰”。姑妈，您说到从前的茅街马路上跑着牛车，妇女们都坐在门口纳鞋底，我闭上眼用力想象，怎么也想不出那种情形。那是什么样的一个城市？现在真是一点痕迹都看不到了啊！现在城里既没有牛车也没有马车，只有运煤的货车，弄得满街全是煤屑。
今天就写到这里，再见。
长延
长延：
我的孩子，我那么喜欢读你写的信！
姑妈读着你的信的时候，心里总在想，这是怎样的一个孩子呢？你的爸爸（我叫他逄枝）从前是个郁郁寡欢的人，你妈妈也是同类型的人。我在茅街的时候，逄枝的性情还没有后来那么暴烈，我从未见他发作过。逄枝和你妈都没有固定的工作，逄枝的工作就是每天去大河边捞鱼，捞了那些小鱼在市场上卖，卖不完的做火焙鱼。他这个工作虽然收入不稳定，但他很喜欢。在你出生前，他一直以捞鱼为生，你妈妈则一边打理家务，一边做些鞋底卖。我嘛，在茅街教那些孩子，就住在学校里。
有一天，逢枝进了我的屋，他一言不发，低着头坐在桌边想心事，看上去脸色有些苍白。我预感到有事情发生了，但我要等他自己讲出来，我熟悉他的性情。那一天有些意外，他一直没说话，后来又站起来默默地离开了。过了一段时候，我就听说他放弃他做了十几年的捞鱼的营生，进火柴厂烧锅炉去了。当时我很吃惊，我到你们家去询问他。他对此事的回答是：“因为寂寞啊。”他这句话让我一下子就看到了他十多年的生活的底蕴，我无话可说。可是逄枝却激动起来，开始唠唠叨叨地对我讲述河边的风景。他讲的无非是些老生常谈，朝霞呀，落日呀，鱼鹰呀，帆船呀，轮渡呀等等，完全没有意思的事。也就是说，除了我之外，没人听得出他要讲什么。我当然听出来了，我就问他，从空气清新的河边转移到灰腾腾的锅炉房工作，习不习惯？他回答说，他必须同人在一起，否则那些风景就要将他彻底压垮。长延你看，你爸爸就是这样一个人。多少年过去了，现在我只要听到汽笛声，就会想起你爸爸向我描述过的那些河边的风景。
逄枝虽说在火柴厂工作，可是他并不同厂里的人交往。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茅街的人大都是这种风度。不过逄枝又有些同茅街人不一样的地方，否则，他也就不会脱离做了十多年的营生，选择那样一个工作了。他对我说他这样做的结果是“感觉好多了”。
长延，我给你写信并不是专门要来讲你爸爸的事的，再说，他已不在茅街，说也没用。你就是找遍了河边，也找不到他从前捞鱼的那个地方了，因为那个地方早就消失了，现在成了货运码头。那么我要讲什么呢？让我想想看，我有点老糊涂了。对了，刚才我是想要向你说明，隔了这么多年，为什么我要向你打听家乡的情况，可是我一提笔就离题，因为往事一幕幕在眼前出现，弄得我有点激动。如你所知，我现在住在大城市里头，过着退休的生活。我觉得我这一生快要走完了——我比你爸爸大二十岁。近来我常去附近的一个公园，同那里花圃的一位老园丁聊一聊茅街的往事，因为他也是从茅街出来的。老园丁有两个儿子，他同他们相处得不好，所以他独自住在花圃的破工房里。他侍弄花草的时候，我就站在他旁边同他讲话。当我同他的谈话越来越深入的时候，被我尘封了二十多年的记忆就全部打开了。这一段时间我一直生活在茅街的氛围里，根本摆脱不出来。我开始搜索自己的记忆，于是我忽然想起了你，一个没有见过面的侄儿，我们文氏家族的继承人。逄枝离开茅街的那一天给我来过一封信，信里提到了你，他显然为你担心，可他又写道：“顾不了那么多了”。这正是他为人的风格。虽然你父母杳无音信，我却凭直觉感到，你还在茅街，在渐渐成长起来。我也知道茅街的那个口号：“决不饿死一个人”。大概当年逄枝也是抱着这样的信心离开的吧。前天我和老园丁站在夕阳里头，我对他说起茅街的牛车在大马路上来来往往的情形，说起那些神情专注的车夫。当时老园丁正在做一个盆景，他听了我的话手就开始颤抖，后来又说他感到冷，就撇下我进屋去了。他一走开，我心里感到特别空，我在花园里走了一圈后，发现连自己的腿都变得不像自己的了。我害怕回到家里去，可又不得不回去。幸好，一出公园的门，我就恢复了常态。
长延，你从我上面写的这些，已经弄清了我为什么念念不忘茅街吗？这真是一件说不清的事。我写信的此刻，我耳边还响着牛车驶过的隆隆响声呢。车上坐的多半是小伙子，偶尔也会有一位姑娘。那是什么样的农村姑娘呢？在打霜的早晨，我在晨曦里头看清过她的面庞，那种坚毅的神情令我永生难忘。长延，我正在想，也许你也已经有了那种表情吧。那时的学校没有电铃，上课和下课都是由工友用锤子敲那块挂在梁上的铜。傍晚时分，只要他一发出下课的信号，牛车就从我们这里隆隆进城了。有多少次，我因为百感交集而眼前发黑。实际上啊，姑妈也是因为心里寂寞才离开茅街的呢，长延能理解吗？这二十多年里，我忙忙碌碌的，故意将那些事撇在一边不去想它们，我是有意不去主动同你父母联系的呢。
从我住的房子望出去，也有一条河，河里驶着轮渡船，我坐在家里一天到晚都可以听到汽笛声。有时我忽发奇想，就会到轮渡去等船。我做出要接人的样子，等了一船人，又等一船人，还伸长了脖子在人群里头辨认着。有一回我看见一个长得很像逄枝的青年。我心里想，这是不是长延呢？他一开口说话我就知道不是，因为他是东边的口音，长延，你大概会想，我既然这么挂记你，为什么不去一趟茅街，将你接到自己身边来呢？我不能这样做，孩子。有两个理由。一来我已经是风烛残年，无法对另一个人的前途负责；二来你是文氏家族在茅街唯一的继承人，我不能破坏逄枝的安排，也不愿失去自己的梦乡。要是你离开茅街，我、逄枝，还有你妈妈，我们不就成了孤魂了吗？那么我为什么又要去轮渡码头呢？只能说是我相信奇遇吧。我夜里不大睡得着觉，坐在高楼的房子里面，我总是看到很远的地方有个男孩朝我走来，他走到河边时，要搭轮渡的人太多了，他怎么挤也挤不上去，只好坐在地上哭泣。我在空空的房子里大声说：“你不要哭，我来接你了。”我这样说过好多次。
长延，你说你常去图书馆看侦探小说，这事姑妈听了别提多高兴了！图书馆的季阿姨，先前我在茅街小学时，她在那里做杂役。她很善于揣测别人的心思，至于她拿出的照片，也许是你妈妈，也许是另一个女人，你不要太在意。已经这么多年了，你一定从那些书籍里头看出门道来了，这里头也有季阿姨的功劳，你说是吗？我猜，从一开始就是她把你引到图书馆去的，对吗？你瞧，在茅街，有那么多的人在暗中关怀着你。或许你根本就不想离开那里，或许我上面写的那些想法都是过时了的。起先我写信给你是有顾虑的，我担心我们没法沟通。现在我大大放心了，你写来的每一句话我都深深懂得。看来，除了血缘关系之外，这同你读的那些书也有直接关系。我真想再听一次季阿姨敲钟的声音啊。当然这并不是说我想回去，从我离开那里以后，我一次也没想过要回去。我一想起逄枝的那一次发作就胆战心惊，哪里还会有回乡的念头呢？
长延，你有空的时候，到河边溜一溜，说不定会发现你爸爸从前的某些踪迹呢。一个人，只要他在一个地方真正生活过，总会留下某些痕迹的，哪怕那个地方已经被改造得面目全非了也是如此，你有这个兴趣和耐心吗？我想会有的吧，你是逄枝的孩子嘛。
姑妈
姑妈：
读了您给我的两封信之后，我对我的生活有了些信心。我以前也隐隐约约地感到有些人在暗中帮助我，现在经过您的提醒，这件事变得明确起来了。
那一年父母离家后，我一下子变成了孤儿。他们走的时候在抽屉里放了些钱，但并不多，也许是暗示我，叫我尽快地自食其力。当然那个时候我并不懂得这种暗示。我本来就对去学校很厌恶，他们一走我就不上学了。我每天用那些钱买食品，有时还买书。钱很快就花完了。那天早上醒来时，我心里充满恐惧。当然，家中还有一个铜盆，有一座坏了的老式挂钟，一些旧衣服等等，都可以卖到废品站去。可是这又能维持多久呢？我起床后就拿着铜盆去废品站，我认识那个姓冬的老头。冬老头举着我送去的铜盆看了又看，半天没做声。后来他问我：“这个盆子，你是要卖一元钱呢？还是要卖五元钱？”我听不懂他的话，就一声不吭。于是他又问了一遍。我鼓起勇气回答说五元钱。他眉开眼笑，说：“那我就给你一元钱吧。”我委曲地拿了一元钱往家里走，越想越害怕，就蹲在路边哭起来了。就是那个时候潘奶奶看到了我。她问我为什么哭，我就哭得更利害了。潘奶奶说她知道我为什么哭了，还说她有办法，让我跟她走。这一走就走到了火柴厂。我进车间时，只听见里头一片嘈杂，满满一屋子人，我低着头不敢看他们。潘奶奶将我安顿在长长的案板前坐下，她自己就帮我办手续去了。那一天发生的事，我至今历历在目。我此刻回忆这事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了冬老头这个人，想起了他对我的问话。我的前途也许就是那一刻决定的。谁知道呢，说不定是他同潘奶奶商量过了？如我告诉过您的那样，后来我就不为吃饭的问题发愁了，我甚至每个月还剩下一点点钱去租书来看呢。冬老头现在还在废品站，后来我又去找他卖过几次家里的旧东西，他不再占我的便宜，反而很大方，大方到了荒唐的地步。比如一双旧胶鞋，他给我的钱可以买一双新的了。“年轻人，来日方长嘛。”他总是这么说。
昨天下了一天的毛毛雨，到了傍晚天晴了。我想起了您的嘱咐，就带上手电往河边走去。我穿过那个货运码头，沿着大堤下面杂草丛生的小路往南走。风在耳边呼呼地吹，天很快黑下来了，我只好亮起手电照路。一路上，我想的都是如何避免我的胶鞋踩到泥泞里头，根本顾不上想别的。我深一脚浅一脚，弄得满头大汗，最后终于走到了麻石阶梯那里。我在阶梯上坐下来擦汗，风变得柔和起来，码头的灯光静静地发出黄色的光。有人从石梯上下来了，晃着手电，他也是下去找东西的吗？我让到一边等他过去，他却紧挨着我坐下来。他是码头货运工人，穿着粗帆布工作服。他一坐下来就说那些厌世的话。“总是这些一模一样的晚霞啊。”他的哀叹就像呻吟，他一动，骨头就发出爆裂的声音。我就对他说，他其实很喜欢他的工作，会要一直做下去。他听了我的话就吃惊地同我隔开一点，说：“小鬼头，你心里想些什么？”然后他就站起来，小心翼翼地下到河里去。我看见他穿过深深的杂草到了水里，我再要看就看不清了，他消失在黑暗中——也许是消失在水中了。这个人的古怪举动感染了我，我害怕自己也会做出和他相同的举动，就连忙起身往上爬。整整一个晚上，我的思绪都被河边的事占据了。姑妈，当您说要我到河边去看看时，是抱着一种什么样的期望呢？我使您失望了吧？那位坐在我身边的码头工人，我感到他的裹在帆布里头的身躯很有力量，想想看，他可以让自己的骨头发声。而我，不论如何样尝试也不能成功，我的骨头比他苍老得多，骨质疏松。啊，我开始胡说了，谁知道他是不是一桩案子里头的杀人犯呢？他消失在河水里的举动莫非是做给我看的？
我经常想这件事：世界在人的眼里，是原来的样子呢，还是面目全非了呢？我的记忆力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两岁时的一些事。那时茅街到处有槟榔卖，我吵着要吃，妈妈就给我买了。我手里拿着两只槟榔站在屋前看人点花炮，有一个小姑娘跑来，一把就抢走了我的槟榔。我没哭，只是疑惑：槟榔刚刚还在，现在怎么就没有了呢？好多年了，在茅街根本再看不到槟榔的影子，那些卖槟榔的小摊子也早就改卖别的东西了。我却记得毛巾店的阿喜婶婶卖过槟榔。我去她那里买毛巾，装作无意中向她说起：“从前的槟榔摊子生意真兴隆啊。”没想到她瞪了我一眼，将毛巾从柜台上拿走，不卖给我了。不久就有流言传到我耳中，她说我是“一个找麻烦的人”。这件事给我留下了深深的惆怅。还有一件事就是老鼠的到来。我小的时候从未见过老鼠，那时家里的剩饭剩菜都放在灶台上，第二天还可以吃。父母出走之后，我就发现了老鼠。那之前我只在书上读到过。它们一共有两只，都上了年纪，我把它们叫做鼠爸爸和鼠妈妈。再后来我又发现连街上都跑着老鼠，还发生了老鼠咬伤婴儿的事。最开始出现的那两只上了年纪的老鼠，它们是从哪里迁涉过来的呢？它们的原居住地发生了什么事呢？它们是随着大队伍过来的，还是单独过来的？为了观察它们，我故意将剩菜放在灶台上。我多次见过它们吃东西的样子，它们从地板上跑过的神态，可是我还是不能破解它们的迁徙之谜。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根本没有什么迁徙，它们原来生活在地底下，现在在地面露头了。厨房里的灶台边有一个洞，他们总是一前一后从那个洞里钻出来。家里空空荡荡的，显然是没有它们的窝。对于老鼠们来说，这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
姑妈，我心里有一个空洞，我说不上来那是怎么回事。我在河边走的时候，那种感觉就会上来，我就像掉进一个洞里去了一样，所有围绕我的事物全都化解了，无影无踪了。下半夜，我在厂里值夜班，我走到大门口，居然看见资华均厂长坐在门口石狮子的底座上。“长延啊，”他开口说，“有情况吗？”“报告厂长，一切正常。”我做了个敬礼的姿势，资厂长笑起来，说：“我怎么觉得这里黑糊糊的一片呢？”我告诉资厂长说，是因为大树的枝叶太浓，将车间里的灯光挡住了。人们都在车间里，机器也是开着的。他侧耳细听了一会儿，又古怪地笑起来，说：“我看那里面没有人。这种夜晚令人揪心啊。”我不自在地站在资厂长面前，似乎听懂了他的话，又似乎没听懂。我紧紧地握着手里那根木棒，生怕它从我手里掉下去。那一刻啊，世界真的从我身边消失了。不知过了多久，资厂长的声音才从遥远的地方传来：“长延，你不要乱下结论啊。”我抬起头，看见他在灯光下走远了的身影。天亮前，我感到自己化成了幽灵，我在厂区游荡，所有那些事和人都同我毫无关联，我手里的木棒也成了多余的东西。我看到另外两个手持木棒的保安从我对面走来，他们好像看不见我，冲着我过来，我连忙闪到路旁。直到我写信的此刻，我还在想，这是怎么回事？他们真的看不见我吗？我用木棒猛敲水泥地，可那两个人连头都没回！姑妈，我对您说的这种事发生过不只一次呢。资厂长来过我家里，他一进来就将门关上，很亲密地问我，是不是已经对火柴厂的工作适应了。那一回我看着他的脸，拿不定主意要如何回答。心想，莫非是暗示我可以换工作？或者是要辞退我？如果是要辞退我，那可不符合“决不饿死一个人”的茅街原则啊。我已经工作了这么多年，怎么还来问是否适应呢？说老实话，我在这个世上最害怕的人就是资厂长，每次他对我提问我都答不上来，因为他问问题的出发点和任何人都不一样。我想起来了，他就像站在那个空洞里对我提问，他的思维将我也揽进了那个洞。我不记得我说了几句什么样的无意义的话，纯粹是敷衍他。他却显出满意的样子，说我“有超出自己年龄的老练”。这世上最怪的人也是资厂长，谁会像他那样来谈话呢？我观察过别的工人，我觉得他们都有明确的生活态度，但那也许只是表面的吧，对这种事，我心里越来越没有底了。我总是想一些生计之外的事，真的，我从不考虑自己的生计。或许正因为茅街“决不饿死一个人”，我才会这么年轻就这么老练？据我的观察，这里的年轻人都很老练，就连小孩都是如此。隔壁的韦宝才九岁，就已经学会了将双手背在背后，做出心事重重的样子在人行道上散步。我对他说：“小韦宝，你吃饭了吗？”他盯我一眼，傲慢地仰起小脸回答：“我有工作，顾不上吃饭。”好像是，茅街的人们之间并不对这种情况大惊小怪，他们心照不宣，共同的秘密滋养了他们内心的高傲。那么我呢？我心里并不高傲，也没有秘密，只有对我周围这个世界的困惑，我算不算一个真正的茅街人呢？也许算，也许不算吧，我这样想。
有一件事我要问您：您工作过的那所小学在哪里呢？我曾按您的指示去过那里，那里现在是茅街最大的旅馆的所在地。没有人知道关于小学的事。上了年纪的清洁女工对我说，小学是有的，不过是她爷爷那一辈人的事了。那个时候的茅街还是一片水稻田，一位富商在稻田边上建起了一所小学，方圆几十里的小孩都来此地读书。老女人说话时像盲人一样仰着脸，翻着白眼。当时我产生了一种奇异的联想，我仿佛看见她灵魂出窍，飞到了穿长衫的时代。我还去问了图书馆的季阿姨，我提到小学那块当作钟来敲的黄铜。季阿姨只是一味地笑，不回答我的问题。有时她又做出天真的神态反问我：“你怎么知道这些事的啊？”她说她本人一点儿也不知道，也没听说过。她在旅馆里工作了好多年，后来茅街地区建了这个图书馆，她就调到这边来工作了。她还说她很喜欢听我讲小学的事。“那就像我青年时代的梦想呢？”她说。姑妈，我很气恼，因为他们都不愿证实您说过的话。茅街的人总是这么暧昧，这么曲里拐弯，内心阴暗。不管怎样，我是相信您的，我喜欢您说的那种情境，我觉得那是真实的，而他们，全都在掩饰什么，在说谎。有一天傍晚，我坐在家里的桌子旁边，一下子就看到了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办公室是一长排的平房，最前面那一间的墙外就挂着那块黄铜，有一个面目模糊的男子在敲那块铜。虽然我听不到响声，但他每敲一下，那些喜鹊就乱窜乱飞，然后又落在了原地。我想，那一定是您的小学的办公室，因为我隐隐约约地听到了孩子们的吵闹声。大院里头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喜鹊呢？当我努力想辨认一下时，眼前的这幅风景就乱成了一团了。我去还书的时候，季阿姨突然对我说：“梦想成真的事是存在的。”我回答她说：“我看您是将真事变成梦想了呢。”她听了一点都不觉得我是讽刺她，反而笑得一脸的皱褶都漾开了，连声说：“真聪明，真聪明。”
自从您老人家给我写信之后，我就开始注意起一些事情来了。这些事我以前也发现过，产生过疑问，但从来也没有弄清过。每天中午12时准，那位算命的盲人就要经过我家。他背着二胡，不用棍子探路，低着头往前直闯。听潘奶奶说，盲人金原来是火柴厂的一个会计，后来因为争强好胜被人戳瞎了双眼，只好去学算命。可是他算命的技艺不高，生意也不好，不过饭还是有得吃。看来他对这一带是很熟悉的，所以不用棍子探路也知道什么地方有什么障碍，在什么地方转弯。盲人金总是坐在小吃店外面的雨篷下给人算命，他的顾客都是外地人，因为茅街人不太相信他。那么12点他从我门前经过时，他是到哪里去呢？不少人看见他行走在郊区的小路上。由于兴趣不大，没人追随过他。写到这里，我就犹豫起来了。因为我的这次行动并没有发现什么机密，也似乎没有什么可记录的。仅仅只是因为我心底有种隐隐的不安，我才在这里将它写下来。是啊，我到了郊区农场，我看见盲人金在塘边的青石板上坐下来，脱下肮脏的鞋袜，将一双苍白的、略显浮肿的脚伸到水中。那些蚂蟥立刻游拢来了。它们吸血时，盲人金垂着头，好像睡着了一样。我不眨眼地看着那些蚂蟥，心情很沉重，有种窒息感。盲人金突然开口说：“长延，你不要难过。”原来他知道我站在他身后呢，怎么回事呢？即使他的眼睛看得见，他脑后也并未长眼睛啊。这时他已经开始穿袜子了，他的脚已消了肿，显得很瘦，发青。我不等他站起来就偷偷跑开了，我感到没来由的羞愧。我问自己：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好奇心呢？姑妈，您认识盲人金吗？您知道关于他争强好胜的那回事吗？他的眼是真瞎吗？我知道我的好奇心有点卑鄙，可还是禁不住说出来了。潘奶奶将盲人金去郊区农场的事称之为“处理个人问题。”我问她个人问题是指什么，她说就是同婚姻相似的那种问题。盲人金是个鳏夫。有什么问题会同婚姻相似呢？潘奶奶真会卖关子啊。我写了这些，自己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我也不知道心里有种什么企图，只是那种不安又一次平息下去了。他还是天天从我门前经过，不断激起我内心的羞愧。
当我决心将一件事忘掉时，那件事反而如同拦路虎一样出现了。我说的是资厂长，他又来家里询问我是否已对自己的工作适应了。我如实地回答他说：“有时也很难。”资厂长说，厂里发生了失窃事件，正在追究保安的责任。我说在我值班期间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当然，失窃发生在白天，你是值夜班的，那个小伙子为表明自己清白居然砍断了手指。”他想了想又说：“保安这一行不好做，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资厂长一直在翻东西，就好像这是他自己家里一样。他打开大柜从里头找出我们家的户口簿，仔细地查阅了好一会，然后皱着眉头对我说：“长延啊长延，你快20岁了吧？”由于弄不清资厂长的真实意图，我心里惶恐得要命。他是不是来找岔的，要辞退我呢？他站在窗前，将我家那张发黄的全家照举到眼前，嘿嘿地笑着，笑得我背上出冷汗。后来他将我们的照片放进他的公文包，说了一句：“长延你这小子！”就离开了。我满心沮丧，将被他翻乱的东西整理好。有一件瓷器，是一个花瓶，我没注意到它已经破了，将它收进柜里去的时候，裂口割破了我的手掌，血如泉涌。我用碘酒倒在伤口上消毒，又撕了一件旧衬衫来包扎，我将伤口包了又包，血还在不断渗出来。这意外的情况令我害怕了。我又撕了件旧衬衫，血还在渗出，怎么回事呢？地上扔了一堆浸了血的布条，我看一眼头就发晕。我就这样不断地剪布条，换布条，一直到剪完第三件衬衫，血才止住。这时我已经头晕得站都站不起来了。我捧着受伤的左手半躺在床上，天渐渐黑下来了。既然我一时半刻出不了门，也就不可能托别人去厂里请假，那么我可能要旷工了。这时资厂长说过的那句话就又在耳边响起来：“谁能保证灾难不落到自己身上？”尽管害怕，我还是昏昏沉沉地睡着了。啊，那一夜啊，不堪回首！我听到家里所有的瓷器和玻璃用具都在碎裂，开开灯，便看见地板也裂开了口，那只公鼠和那只母鼠跳了出来，穿过房间，从窗口窜出去了。剧痛中，听见资厂长在窗口那里说话：“长延啊，这屋里的每一样东西，你都试着用过了吗？你要轮流将它们使用一下，因为它们身上都有历史啊……”我听到他的声音，但我看不到他的人。第二天我去上班，谁也没提我旷工的事，也没人询问我的伤势。现在伤口已经长好，不过我一想起我流过的那些血就不寒而栗，这事对我的影响太深了。
有时候，我坐在家里，于静默中竟会被自己心中怪异的念头吓得惊跳起来。潘奶奶有一个叫福娃的小孙子，他总在街上用水枪袭击我，弄得我一身都是水。我在冥想中将小家伙带到河边教他游泳，然后又将他推向深水区看他挣扎。这样的想象居然持续了多年，如今那小家伙已经长大了，也不再玩水枪了。今天，他来我家借一把伞。他拿着伞，讨好地笑着对我说：“长延哥，我最怕水了，一做梦就在水里挣扎呢。”他的话如同在我头顶炸响了一个霹雳。我用昏暗的眼光看着窗外的街道，一下子感觉到了那些建筑物上面的年轮和沧桑。在那边，盲人金从农场回来了，他坐在潘奶奶家门前的台阶上拉二胡，他拉的是欢快的调子。最近他瘦得厉害，盲眼深深下陷，头发如乱草。街上行人川流不息，不知为什么很多人都提着鸟笼子，一会儿鸟叫的声音就盖过了二胡的声音。我看见盲人金灰溜溜地站起来回家了。这同样的风景我已看了这么多年了，还是没有看透它。用“门外汉”这个词来形容我是很恰当的。不是就连福娃这样的小孩，也能毫不费力地看穿我的那点心思吗？人流变稀了，我听见潘奶奶在屋里骂福娃，好像还用棍子打他，他双手抱头从房里冲出来，边跑边喊：“我要跳到河里去淹死！”他从我身边跑过去时我叫了他一声，可是我的视线被一只鸟笼挡住了，鸟笼里头有一只凶狠的鹦鹉，它用尖利的声音冲我大叫：“福娃！”我吓得倒退几步，浑身发抖。将鸟笼高高举起的是一位老者，那人看着眼熟，像是妈妈那边的亲戚。“这只鹦鹉送给你吧。”他说，朝我逼近。“不，不……”我退到屋里，将门关上，又将窗帘也放下了。
姑妈，姑妈，您说说看，到底是什么东西在向我逼近呢？我，一个名叫长延的小伙子，茅街的居民，我害怕些什么呢？我住在父母留给我的房子里，我有职业，身体也没有病，可有的时候，我为某些说不清的事忧心如焚，到了精神恍惚的程度。夜晚降临时，我走街串巷，想对整个茅街地区进行一次搜寻。我在街道上和巷子里头遇见各式各样的行人，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外地人，都低着头在匆匆赶路。我在电线杆下面停住脚，隔一会儿就有一个人进入我所在的光圈，我看见他们苍白的侧脸，可是看不见他们的表情。路边的房子里住着我认识的那些人，窗口透出黄色的灯光。偶尔也会有某个人打开门，向外面张望一下，就像是往外面发信号一样。我来到西边大马路的尽头，这里建起了一座6层的高楼，据说是政府部门的办公楼。办公楼里黑洞洞的，没有人上夜班。大门旁的传达室小屋里亮着灯，那位干瘦的老头戴着老花镜，在教他孙子写字。孙子伏在桌上，很不耐烦的神气，写两个字又回头看一看他。老人抬眼从花镜上方看见了我，热情地招呼说：“是长延吗？请进！”我走进狭小的房子，他让我坐在值班的床铺上。他自如地对我说起他的事来，就像我是他的家人。实际上我同他并不熟，只知道他姓汪。他说他对这个雇用他的部门没有信心。当他口里吐出“没有信心”这几个字之际，我觉得很滑稽。这真是一个怪老头。在我的想象中，“政府”是一个很遥远的机构，同我们百姓是隔离开来的。“那么，您如何看待这栋楼里进行的工作呢？”我问他道。“行尸走肉。”他不屑地撇嘴，不愿细说了。我意识到这不是一位一般的传达老头，我脑海里浮现出“奸细”两个字。大概在城里，这一类的人就如同厚厚的松针下面隐藏的菌类一样。他们是垂死的机构的副产品，身负着类似“解说人”的义务。我想问他几个问题，可是那小孙子发怒了，将写字本摔到地上，还居然跳起来打了爷爷一个耳光。这事令我大大的迷惑不解。老头居然捂着脸，显出窘迫的表情，口中嗫嚅着：“啊，我又多嘴了嘛。”我呆不住了，就起身出门。走出没多远回身一看，那爷儿俩仍在灯光下，一个伏在桌上写，一个站在后面指点，显得十分和谐。刚才到底发生过什么呢？
姑妈，我越写心里越乱了，今天就到这里吧。
长延
长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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