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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上要铺设人行道，已经定好了契约。那年夏天，也就是她的父亲去世后的那年，建筑公司开始工作了，他们带来大批黑人、骡子和机器。其中有一个工头叫荷默·伯隆，他是一个高大、黝黑、精干的北方人，他声音洪亮，眼睛比脸色更明亮。小孩子们一群群地跟在他后面，听他用不堪入耳的话责骂黑人，黑人们则伴着铁镐的起落，唱着歌曲。很快，镇上所有的人都认识他了，在广场上，人们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到他的哈哈大笑声，荷默·伯隆肯定在人群中心。不久，我们开始看到他和爱米丽小姐在星期天下午驾着轻便马车游玩，黄色车轮与枣红马十分相称。
刚开始，我们看到爱米丽小姐有了一些兴致，都很高兴。因为妇女们都说，“当然，格里尔生家的人是不会认真对待一个北方佬工人的。”不过其他人也这样说，特别是老人，“即使是悲伤也不应该令一个真正的贵妇人忘记‘举止高贵’”——尽管他们从未叫过她贵妇人。他们只是说，“可怜的爱米丽，她的亲人应该来看看她了。”她在阿拉巴马州有一些亲戚，但是，很多年前，为了韦亚特老太太——那个疯女人的产权，她的父亲跟他们闹翻了。从此两家再也没有联系，他们甚至都没有来参加葬礼。
老人们一说起“可怜的爱米丽”，又开始窃窃私语了。“你想这是真的吗？”他们交头接耳，用手捂着嘴说道，“当然，是的，不然会是什么呢……”星期日下午，马车得得的蹄声过后，人们关上百叶窗阻挡午后的骄阳，还可以听见绸缎的声：“可怜的爱米丽。”
她高昂着头——即使是当我们确信她已经堕落后——似乎她作为最后高贵的格里尔生家族的尊严，需要得到世俗更多的认可；似乎她需要更多地接触世俗来重申她的坚守。像那次她买老鼠药——砒霜一样，那是人们开始说“可怜的爱米丽”一年多后，她的两个堂妹来看她的时候。
“我要买点毒药。”她对药剂师说，那时她已经三十多岁了，仍是一个消瘦的女人，比以往更显单薄了，脸上太阳穴和眼窝处的肉绷得很紧，一双黑眼睛发出冷漠、高傲的光芒。就像你想象中的灯塔守望人的表情一样。“我想要一些毒药。”她说。
“好的，爱米丽小姐，你要哪种？灭鼠之类的吗？我建议——”
“我要你这里最有效的，什么种类都行。”
药剂师说出几种，“它们连大象都能毒死，你要哪种呢？”
“砒霜，”爱米丽小姐说，“它最有效吗？”
“是……砒霜吗？好的，小姐，可是，你要的是……”
“我要砒霜。”
药剂师低头看着她，她直直地回望着他，脸像一面绷紧的旗帜。“哦，当然，”药剂师说道，“如果你想要那个的话，按法律，你要说明你打算用它来干什么。”
爱米丽小姐只是稍稍往后仰起头，死死地盯着他，直盯得他发怵，他转移视线，然后去拿砒霜，包好后，让黑人送货员拿出来递给她，自己没有出来。爱米丽小姐回家打开包装后，看见盒子里一个骷髅头下写着“老鼠用药”。
Ⅳ
所以，第二天我们都说，“她会自杀”，都认为这是再好不过的了。当她开始和荷默·伯隆一起露面时，我们说过，“她要跟他结婚了”。后来又说，“不过，她还得劝劝他。”因为，荷默曾说过——他喜欢男人，我们都知道他经常在麋鹿俱乐部和年轻人喝酒——他是个独身主义者。后来，每逢星期天下午，我们在百叶窗后面看见爱米丽小姐高昂着头，荷默歪戴着帽子，嘴里叼着雪茄，手上戴着黄色手套握住了缰绳和马鞭。他们闪亮的轻便马车奔驰而过时，我们都忍不住说，“可怜的爱米丽”。
于是，一些妇女开始说，这是全镇的侮辱，年轻人的坏榜样。男人们都不想理会，但最终，妇女们迫使浸礼会牧师——爱米丽小姐的家族都是圣公会的——去拜访她。但他从不透漏拜访的经过，也拒绝再次拜访。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天，他们再次驾车出现在大街上。第二天，牧师的妻子给爱米丽小姐在阿拉巴马的亲戚写了信。
于是，她又和亲戚们住在一起了，我们静观其变。刚开始一切都很平静，后来，我们都确信他们快要结婚了。我们听说爱米丽小姐去珠宝店，订购了一套银质的男式盥洗用具，每一件上都刻着“荷伯”的名字。过了两天，我们又听说，她买了全套男式服装，甚至包括睡衣。我们都说，“他们结婚了”。我们确实很高兴，因为比起爱米丽小姐来，她的两位堂姐妹更具格里尔生家族的风范。
所以，对于荷默·伯隆的离开，我们并不感到惊讶——街道已经完工一段时间了。我们只是有些失望没有一番热闹的送行，但是，我们相信他的离开只是去筹备迎娶爱米丽小姐，或者给她机会打发走两个堂姐。（到这个时候，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都成了爱米丽小姐的同盟，帮助她打发掉这对堂姐妹。）果然不出所料，过了一个星期后，她们都离开了。并且，荷默·伯隆，一如我们所期待的，回到了镇上。一天傍晚，一个邻居亲眼看见那个黑人让他从厨房门进去了。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荷默·伯隆，爱米丽小姐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出现过。只有那个黑人提着购物篮出进，但始终关着前门。我们偶尔看到爱米丽小姐的身影在窗户边停留，就像那晚男人们撒石灰粉时看到的那样。但是，几乎六个多月，她始终没有在大街上出现。后来，我们想这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她的父亲曾三番五次地阻挠她作为女人的生活，性格过于恶毒和狂暴，到现在似乎还余威未尽。
当我们再次见到爱米丽小姐时，她已经发胖，头发变得灰白。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的头发越来越灰，直到变得椒盐色的铁灰，便恒定不变了。到她七十四岁去世的那天，这种铁灰色依然旺盛，像一个壮年男子的头发。
从那以后，她的前门始终关闭，只有在她四十岁左右的那六七年间，她开授瓷器彩绘课的时候除外。她在楼下的一间房子布置了一个画室，沙多里斯少校那代人，准时把女儿和孙女们送到她那里，如同礼拜天把她们送到教堂一样认真严肃，还准备好二角伍分让她们捐献。在这期间，她的税已经被免除了。
后来，新一代的人成了全镇的栋梁和精髓，学画的学生们长大以后，都离开了。她们并没有让自己的孩子们带着颜料盒和单调的画笔、从妇女杂志上剪下来的图片到她那儿来。自从最后一个学生离开后，前门也就永远地关闭了。当全镇实行免费邮递之后，唯独爱米丽小姐拒绝让他们在她家门上订金属号码牌和邮筒，她始终不听他们的劝告。
日子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地过去了，我们看着黑人的头发越来越灰白，背也越来越驼了，他依旧提着购物篮出出进进。每年十二月，我们寄一张纳税通知单给她，但总会在一个星期后被退回来——无人认领。我们偶尔能在楼下的一个窗口见到她——很显然，楼上已经被她封闭起来了——她就像神龛里偶像的雕塑躯干，不知道她是不是一直在盯着我们。就这样，她经历了一代又一代——高贵、宁静、怪僻、乖张，难以否认其存在。
就这样，她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在那栋遍布灰尘、阴暗无比的房子里，她病倒了，只有颤颤巍巍的黑人侍候她。我们甚至不知道她病了，也早就放弃了从黑人那里打听什么消息。他从不与人交谈，或许对她也是如此。他的嗓子好像因为长期不用，而变得嘶哑。
她死在楼下的一间屋子里挂着帷幕的胡核桃木床上。由于多年不见阳光，她灰白头下的枕头已经黄得发霉了。
Ⅴ
黑人在前门迎接第一批妇女，请她们进屋。她们低沉地窃窃私语，好奇的目光迅速地扫视周围。黑人很快消失了，他径直穿过房子，从后门走出去，从此踪迹全无。
很快，两位堂姐妹赶到了，她们在第二天举办了葬礼，全镇的人都跑来看，爱米丽小姐的尸体上盖满了鲜花，棺材上方悬挂着她父亲一脸沉思的炭笔画像。妇女们低声谈论着死亡，有些老人——穿着他们刷过的盟军制服——在走廊上、草坪上议论着爱米丽小姐的生平事迹，好像她是他们的同代人，相信自己曾与她跳过舞，或许还向她求过爱。他们跟所有的老年人一样，被按数学级数前进的时间弄糊涂了。他们总以为过去的岁月不是一条逐渐远去的路，而是一片未经任何冬天摧残的广袤大草原，只是现在被近十年来的阻隔分割开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有一个房间在楼上某个地方，四十多年来从未有人见过，必须撬门才能进入。等到爱米丽小姐高雅地下葬后，他们打开了它。
撞门地猛烈震动好像激起了满屋的尘土。这间房子弥漫着坟墓一般的阴森，却装饰得像新房：褪了色的玫瑰红的窗帘，玫瑰状的灯饰、梳妆台，精致的水晶陈设，失去光泽的银白色男式盥洗用具，已经无法辨认刻在上面的姓名。其中还有一个上衣领口和领带，好像刚从身上取下来。拿起来时，厚厚的灰尘印下了一个淡淡的月牙痕迹。一张椅子上放着一套折叠齐整的衣服，下面有一双寂静的鞋，还有一双被丢弃的袜子。
那个男人躺在床上。
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只是站在那里，低头看着那个龇牙咧嘴的头骨。很显然，那个尸体曾是一个拥抱的姿势，但是现在，比爱情更长久的死亡征服了爱情的嘲弄，也终止了爱情。他留下的尸体，已经在破碎的睡衣里腐烂，与他躺着的木床黏合在一起，无法分离。日积月累的灰尘在他的身体和枕头周围覆盖了厚厚的一层。
后来，我们注意到第二个枕头上有人头压过的痕迹。一个人从上面拿起什么东西，我们凑上前去，鼻孔里立刻钻入一股隐隐的干涩的臭味，我们看见一缕长长的铁灰色头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