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女研究生带母上学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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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杨元元去上课，望瑞玲就在寝室里接一些织毛衣之类的零工。

晚上学生们陆续回寝室时，她就端着小吃和在外批发来的圆珠笔等小商品在寝室门口卖。每天晚上九点半杨元元从图书馆回来后，也会帮着母亲一起在楼下摆摊。

依靠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赚个十来块钱，这些钱大部分都给了杨元元姐弟俩当生活费。杨元元室友虽然从未抱怨过望瑞玲来借住一事，但学校的宿管老师还是在查寝时，发现了杨元元带着母亲同住寝室的事实。

宿管老师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挤得下一张床啊。」

出于同情，武汉大学让杨元元带着望瑞玲住到了学生宿舍楼上空置的杂物房。

望瑞玲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对女儿的大学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地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杨元元曾经有过一段校园恋情，但这段感情随着望瑞玲的到来无疾而终。

另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杨元元，却没有拿到保研的名额，她认为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

后来，杨元元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了考研，但也失败了。大学毕业后的杨元元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徘徊，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理想与现实之间

2002年，保研考验都失败后，杨元元开始找工作。

成绩优异的她原本对未来充满期待：拿高薪、当领导、找一个工资至少3000元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人才市场，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

这一年对于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尤其不友好。当时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再加上不知是清高还是内向，

杨元元每次参加招聘会，都是放下简历就走，也不主动和HR说话。

这就导致她连一份凑合的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毕业后，学校宿舍没得住了，杨元元就带着母亲，在武汉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汉口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望瑞玲则在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摆摊补贴家用。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跳蚤市场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那时的杨元元还是没有忘记高中时的法学梦，看的书大多数是关于法学的。

房东李峰曾见过几次这对母女，

他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表示，

杨元元和望瑞玲母女的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李峰主动提出由他出钱，把厕所修一修，可母女俩却拒绝了，说嫌麻烦。

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时，有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元元每次都表现得不太乐意，搪塞几句就走了。家长们感觉杨元元有些自卑。

大学毕业后，「自卑」二字就像一根绳索，紧紧缠住了杨元元。毕业后的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

她曾向表妹望妍表示，

希望自已奋斗出成绩的时候再和同学们见面，这样比较「有面子」。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

2005年，杨元元在事业上的最后一丝热情耗尽于一次创业。为了证明自已，工作几年后，攒下了一小笔钱的杨元元没有着急还助学贷款，而是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份文艺杂志《花语》。

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模像样的办公室，

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又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考研上。

但连考三年，均失败。

此时的杨元元的杨元元已经二十八九岁了。

昔日的大学同学有的博士毕业，

有的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扎根，纷纷买车买房。

这些消息传到杨元元这里，

让她更加封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

不化妆，不谈恋爱，也不交朋友，

一切需要金钱支出的活动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像杨元元这样聚居在大城市里，

勤劳辛苦但依然收入很低的大学毕业生被称为「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