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女研究生带母上学 (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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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天杨元元去上课,望瑞玲就在寝室里接一些织毛衣之类的零工。
晚上学生们陆续回寝室时,她就端着小吃和在外批发来的圆珠笔等小商品在寝室门口卖。每天晚上九点半杨元元从图书馆回来后,也会帮着母亲一起在楼下摆摊。
依靠这些小生意,望瑞玲一天能赚个十来块钱,这些钱大部分都给了杨元元姐弟俩当生活费。杨元元室友虽然从未抱怨过望瑞玲来借住一事,但学校的宿管老师还是在查寝时,发现了杨元元带着母亲同住寝室的事实。
宿管老师说:「你们两个人怎么挤得下一张床啊。」
出于同情,武汉大学让杨元元带着望瑞玲住到了学生宿舍楼上空置的杂物房。
望瑞玲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对女儿的大学生活产生了潜移默化地影响。
根据《南方周末》的报道,杨元元曾经有过一段校园恋情,但这段感情随着望瑞玲的到来无疾而终。
另外,成绩一直名列前茅的杨元元,却没有拿到保研的名额,她认为是有人从中做了手脚。
后来,杨元元在委屈和愤怒中参加了考研,但也失败了。大学毕业后的杨元元一直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不断徘徊,路似乎也越走越窄。
理想与现实之间
2002年,保研考验都失败后,杨元元开始找工作。
成绩优异的她原本对未来充满期待:拿高薪、当领导、找一个工资至少3000元的工作应该不成问题。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
2002年夏天,抱有同样想法的大学应届生直逼150万,他们充斥着各地人才市场,拿着再不熠熠生辉的大学文凭,不断调整期望值。
这一年对于经济学毕业生来说,尤其不友好。当时正是「熊市」当道,全球经济颓势初现。再加上不知是清高还是内向,
杨元元每次参加招聘会,都是放下简历就走,也不主动和HR说话。
这就导致她连一份凑合的专业对口的工作都找不到。
毕业后,学校宿舍没得住了,杨元元就带着母亲,在武汉找了一个月租300元的老房子,消耗着微薄的积蓄。
无所事事了几个月后,她进入汉口一家培训中心当英语老师,教幼儿英语,月薪800元,每天两个小时地来回武昌和汉口。
望瑞玲则在武汉理工大学背后的一个跳蚤市场摆摊补贴家用。一到晚上,杨元元就去跳蚤市场接望瑞玲的班,她从不吆喝,坐下来就看书。那时的杨元元还是没有忘记高中时的法学梦,看的书大多数是关于法学的。
房东李峰曾见过几次这对母女,
他对《南方周末》的记者表示,
杨元元和望瑞玲母女的生活很封闭,而且不太懂人情世故。有一次楼下反映厕所漏水,李峰主动提出由他出钱,把厕所修一修,可母女俩却拒绝了,说嫌麻烦。
在培训机构当老师时,有学生家长想和杨元元拉拉家常,杨元元每次都表现得不太乐意,搪塞几句就走了。家长们感觉杨元元有些自卑。
大学毕业后,「自卑」二字就像一根绳索,紧紧缠住了杨元元。毕业后的很长时间里,她都没有配手机,几乎与所有同学都断了联系。
她曾向表妹望妍表示,
希望自已奋斗出成绩的时候再和同学们见面,这样比较「有面子」。
2004年,杨元元阴差阳错地接了一份保险推销员的工作,但帮亲戚办了几份之后就卖不动了。
2005年,杨元元在事业上的最后一丝热情耗尽于一次创业。为了证明自已,工作几年后,攒下了一小笔钱的杨元元没有着急还助学贷款,而是与人合伙创办了一份文艺杂志《花语》。
一开始信心十足,还租了个像模像样的办公室,
但仅坚持了半年,由于办刊思维的不合时宜,杂志基本滞销。
贱卖一屋桌椅后,杨元元又把对未来的希望寄托在了考研上。
但连考三年,均失败。
此时的杨元元的杨元元已经二十八九岁了。
昔日的大学同学有的博士毕业,
有的在上海北京等一线城市扎根,纷纷买车买房。
这些消息传到杨元元这里,
让她更加封闭,生活像苦行僧一样。
不化妆,不谈恋爱,也不交朋友,
一切需要金钱支出的活动都被她排除在需求之外。
像杨元元这样聚居在大城市里,
勤劳辛苦但依然收入很低的大学毕业生被称为「蚁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