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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个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
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
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
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
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是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
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着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