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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天，我们和向学一起，开车到薛家湾杨四圪咀恒武那里去。公路两边是低矮的山丘，山丘上植物稀疏。向学指着那些山丘说，这些小山下面全都是煤。揭开一层土，下面就是煤。
薛家湾就在一个狭长的山谷里，依山谷而建。穿过整个薛家湾，上坡、下坡，再上再下，在一个山道的拐弯处，薛家湾镇里面的整洁、现代突然消失，面前是一条尘土飞扬的公路，两边是一个往山坡下面延伸的村庄。路中央，大车一辆挨一辆地排着队，路两边是各种修理店、超市、饭店，还有游戏厅、台球厅和电信厅。地上的粉尘全部是黑灰色的，空气里弥漫着浓重的汽油味儿。这里和向学那个修理点的气质非常相似，但规模要大得多，也脏得多，这是杨四圪咀。杨四圪咀是周边露天煤矿的唯一出口，常年拥挤，大车来来往往，司机就在这里住宿、吃饭、维修、生活。
远远就看见“河南老韩校油泵”的大招牌。兄弟俩用同一个招牌，看来“河南老韩”已经成为这附近一带的品牌。
恒武的修理店面积很大，一整个大通间，正中央一个长排货架，摆着各种零件，靠右墙最里面是几台校泵机器，几个二十岁左右的小伙子正在机器旁边操作。恒武给我们介绍房间里的几个人，几个徒弟，两个司机，都是吴镇老乡。其中一个男子年龄五十岁左右，恒武说，他是吴镇最早来呼市的人，前前后后带出了一百多号人，朝侠丈夫最初来内蒙古就是投奔的他。他们都叫他老赵。从衣着打扮和神情来看，老赵并没有发财。他现在还在做收猪的生意，自己开着车，到处收猪，回呼市卖。也能挣到钱，但显然，他的生活还很辛苦。
中午在旁边一家饭店吃饭，老赵讲起他带出来的老乡，讲到早年创业时的艰难，很兴奋，和恒武相互补充着，提起一个又一个人名。他用了一个方言，叫“扯秧子”（注1），扯一个出来，最后带出来的是一群，吴镇、穰县老乡就这样不断往内蒙古来。恒武一家就是典型的“扯秧子”扯出来的。老赵对自己在内蒙古的声望和资历颇为得意，给我们讲内蒙古电视台曾经采访过他，让他谈在内蒙古打工和生活的状况。从他那压抑着的激动来看，这是他人生的华彩乐章。他的话题几次被乱哄哄的谈话打断，他总是又耐心地拾起话头，坚持把它讲完。还特意给我说了那个节目的名字，让我上网找来看。那顿饭，老赵抢着去付了账，好像是为了确定他在内蒙古老乡中的“元老”位置。
注1：“扯秧子”，这一词语非常形象地说出了农民在城市的生存状态及相互交错的存在。韩叔一家怎么来到内蒙古？先是朝侠丈夫通过老赵来，之后，朝侠来，恒武来，恒文来，韩叔夫妻来，韩叔一家全部来到了内蒙古。在这期间，恒文的二舅三舅因帮助朝侠卖调料，也来到内蒙古，之后，因有矛盾，三舅回新疆，二舅留下。朝侠的小姨夫也过来，在恒文的店旁边开一个改刹车的小店。向学来，开校传动轴的修理铺。还有恒文、恒武店里的师傅、徒弟，大都是吴镇、穰县老乡或远房亲戚。
朝侠在呼市买了房子，生活得很好。可是，她并没有成为呼市人。她的爱恨情仇、她关系的重心，仍然是梁庄这一帮亲戚和老乡，虽然她时时嚷着要摆脱掉。如果没有恒文和恒武的帮助，向学很难在那么短的时间内就开那个校传动轴修理店；如果没有吴镇那个庞大的关系网、朋友网和亲戚网，没有广泛的发动，没有熟人间的相互介绍和保证，向学的婚姻也根本不可能成功。无论在哪儿，他还得依靠他在吴镇的亲人和熟人。向学所有的生活，他作为一个社会人的网络建立还必须通过吴镇和吴镇的社会关系完成。郑州、北京、芜湖和呼和浩特，这些他工作过的城市跟向学又有什么关系呢？
“扯秧子”，一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的每一个农民聚居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卖菜的、卖玉的、卖服装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往外扩展。他们大多依靠本村人、亲戚相互介绍来到城市，亲戚再介绍亲戚、老婆的亲戚、老婆亲戚的亲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小生态和小网络，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又呈现出来，就像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龙叔所在的牛栏山镇姚庄村，光亮叔所在的青岛万家窝子。他们按照梁庄的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一个同样的村庄。
这些“聚集点”也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他们同仇敌忾，打击外来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并去争夺新的地盘。他们以“亲族”“老乡”来界定其远近，并且依此形成一个个利益团体，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而他们相互之间也吵架、打架、尔虞我诈、家长里短，彼此怨恨着、厌恶着，又亲密着、交往着，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农民仍然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在城市生存。他们没有“单位”的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他的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他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他们本能地复制村庄的模式，只有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才能够形成信任关系，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意识到他活着。
“扯秧子”，扯出一条条城乡之间千丝万缕的根，扯出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扯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正日渐和城市生存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最近一两年南方城市一些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斗也多与此有关。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秧子”，顽强地朝城市的钢筋水泥扎根，寻找生命的营养和空间，最终，也让城市面目模糊，暖昧不清。
午后的杨四圪咀非常热闹。恒武的店门口停了几辆大车，他隔壁是几间改刹车和换轮胎的店，修车师傅在车下进进出出，敲敲打打，不断有灰尘从车下扬起。一个年轻的修理工盘腿坐在黑色轮胎上，他身上的工装已经发硬，到处是白色的汗碱和黑褐色的尘土。他扭过脸朝向我们的方向，那张脸，即使涂满油圬，也依然稚嫩。他的神情有些愚钝、天真，仿佛一任生活漂流，被动、无思，但又安然。看着他，四周逐渐空旷而遥远，只有这个泥样的菩萨，和光同尘。
和恒武坐在店里面的一张小桌子边，我们开始聊天。言语和行动之中，恒武保持着一个退役军人特有的豪爽、干脆，很决断。
媳妇回南阳去了。又把今年挣的钱全部带走了。想把南阳的房子装修装修，俩闺女在那儿上学。哈哈，每次回家都要把我这身上收拾干净，钱全带走。我不反对她。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爱耍钱，输起来没个数。说起来，最终出来都比在家里强。在工厂打工的不如自己做个小生意的。有的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看着不错，最后还是不行。别在大工厂里打工，还不如在小工厂，啥都能学，出来说不定还能当老板。咱们那儿李营、王庄都是校油泵，挣钱比较多。原始积累都是校油泵，发财后，有的改行了。
我十七岁出来当兵。在北京昌平，两年半兵。最后啥也没有，感觉如果不是去的话，说不定还更好。也有好处，养成个好习惯。洗衣、做饭都保持干净。当完兵之后，到建升的保安公司那儿给他训练保安。建升小气，对保安娃儿苛刻，对我还行，毕竟，我还有用。
当兵的时候，我来内蒙古看我姐。当时相当穷、天正冷，我姐的房间是零下二十七度，房子是南房，内蒙古这儿，朝阳的叫正房，方向朝北叫南房，背阳光，冷得很。房子可低，我这个个子，得弯着腰进去，一个板子支四块砖。睡在床上，哈着气，床那头还结着霜。捡树枝烧火，烧炭相当便宜，但舍不得。冬天在一个小树林里捡枯树枝烧。我一看，比在梁庄还差，看了不忍心。她一个人在这儿，毕竟没有一个亲人。
第二次来内蒙古，我就不走了。买了个三轮，跟着姐夫哥去收猪。1995年，我爹捎信说我爷有病，叫我回家，其实是要在家给我找对象。害怕我在这儿找个对象。其实，就是你想找，你也找不来，整天收猪身上脏得不得了，谁能看上咱？
一开始我不回去。这里面有原因。我心里有个姑娘，是吴镇南面胡营的，我家一个远房表妹。在当兵时我们俩有联系，经常写写信，心里都是那么想的，也没有怎么说。她有个兄弟小儿麻痹，我爹怕有遗传。过年我回去，我也去人家家里，拿两瓶酒，他们家里对我满意。我爹就自己去找人家说，他不愿意。我那个远房姑夫就不高兴，人家穷，也有自尊，就不愿意了，把这个事儿搅黄了。我就不想回去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多少年心里都可不舒服。
我回去之后，爹就叫我见现在的媳妇，我当时心灰意冷，只要你愿意，我随便，都行。我心里是啥感觉也没有。后来在外面跑两年，觉得老人也挺不容易，也都是为我的。1994年7月1号开的这个店，记得可清。我手里没有钱，问向学家借三千，成本两万块钱，到处借，很作难。去我老丈哥那儿借钱，在电话里答应好的，我就去了，还买了一箱娃哈哈，二十四块钱。我去了，人家再不说钱的事了。都是明白人，人家不说咱也知道咋回事。走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走的。我这二十四块钱是咋拿出来的？我连买菜都舍不得，为感谢你，你连养的狼狗都吃烩面了，就是不借给我钱。他那时候想的肯定是，万一赔了，还不起了咋办。人穷志不短，再不可能问他借了。他可是大学生，国家工作人员，说实话，也没见觉悟有多高，看你不行，就是连亲妹子都不帮。
这中间八年，回梁庄两次。一次是为贩羊，那是1999年。是我的伤心事。四个合伙人，总共投资七万块钱，在内蒙古买了五百只羊，运回梁庄，在梁庄放羊放了二十八天。那次我受了大罪，差点把命都送了。走之前人一百二十八斤，回去一百斤，瘦了二十八斤，一天少一斤。有天突然觉得地震了，一下子晕倒了，别人给我掐了掐，才醒过来。太操心了，也营养不良。
每天王家人都跑到我那儿说，赶紧把羊赶走，把我们庄稼都糟蹋完了。我只好天天给人家解释说，我走不了，台湾省那儿跌价了，这儿太便宜，卖不成。人家都不相信，说台湾省跟这儿啥关系。关系可大了，全世界的市场都是连在一起的。八几年种麦冬，才开始赚钱，过两年，多少人赔？不都是因为市场？我记得你们家还种了几亩麦冬，还找多少人挖，是不是？（我父亲在1985年、1986年种了十来亩麦冬，在挖麦冬的季节请了二十几个人，吃住在家里，热闹非凡。后来，麦冬价格下跌，全赔了。）
当时正好柴油发动机欧一标准换成欧二排放标准，油泵改进，A型B型换成P型，校油泵这个行当利润大，开始挣钱。这是2003年左右。一个月最多时能挣三五万块钱。最高峰期一个月除去花，除去赌，还剩两万多。一年能挣三五十万。车都换了好几个，把一个本田碰报废了。
跟我哥是有点小矛盾。那几年也帮过我哥，他想开店，没本钱，问我借，我那时训练保安有点钱，两千块钱，就给了他。忘了是我结婚还是收辣椒，问他要这钱，他说还了我，其实没还我。最后他想起来了，把钱扔到地上给我，撒了一地。态度极其恶劣。我要是不急不会问他要，我自己也想做点买卖。关系不好就在这儿埋下伏笔。我又一张一张捡起来，从这儿开始，我们弟兄俩的关系变得有点淡了。我爹出车祸，他没拿钱。那时我们也差不多了，有他没他也无所谓。他说我一直没有把他当哥看，问我啥原因。我没有忘，我捡钱时就伤了心。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时有司机进来，问恒武：“你是老韩吧？车提不上速，起步慢，油供不上，你给我看一下。”恒武就带着伙计出去，围着车转一圈，趴下听听，指挥两个徒弟去干这干那，自己并不上前。我们聊起了孩子，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习惯性表情，有点焦虑。
俩闺女去年回南阳上学了，她舅姨们都在那儿。原来在这儿上学时，就住在我姐家，我们两口子都没管过孩子，咱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在这儿学习不错，能占前五名，回去连二十名都占不到。内蒙古现在有政策，能给孩子办户口，可咱不敢啊。你想，咱在这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户口弄到这儿，连回都回不去了，咋办？又想着这儿高考的分数低，我也想着，要是能在家上学，将来在这儿考试，上完大学再回去，那也不错。毕竟她舅们在家里还有点关系。还不知道咋办，现在户口还没转过来，只能走走再说吧。
把孩子送回去，也是考虑不太全面。回去之后也是没人管理，住在她小姨家，白天在托管班里吃饭。她小姨是搞设计的，舅是单位领导，一天都忙得不得了。没人管。前两天大闺女跟着同学一块儿出去玩，把手机给关了，怕她小姨说她。她小姨到处给她同学打电话，找了整整一天，就差报警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你说，吓人不吓人？她妈在这儿哭得不得了。我哥的姑娘去年也是这样子，出去玩，不拿手机，不是忘了，专门不拿的。托管班的老师找不到她了，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哭哭啼啼回去了，走到半路，打来电话说，回来了。跟着她们同学回农村玩了。星期五走的，星期天晚上才回来。
也想过让媳妇回去，专门照顾她们俩。但是，现在不行，这边离不了人。她这一回去，我每天在这儿给大家做饭，把生意都做垮了。这是夫妻店，最起码家里有个人得待在店里，不然，收钱都是问题。她走了，我得待在店里。干俺们这一行，我得经常出去和司机耍牌、聊天，出去其实就是找活，把该干的活都干了。我开车出去一两天，到工地去，见老板，聊聊天。聊熟了，活儿就来了。
也不知道咋办。这次我媳妇回去，就是想着先把南阳房子装修一下，孩子也有个地方住。成天在亲戚家住，孩子不安生，我想起来心里也不美气。可要是没有人照应一下也不行。
即使内蒙古愿意给恒武孩子户口，对于恒武来说，依然没有意义，因为在这陌生的城市，他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不可能相信所谓的公正。所以，回老家，还是相对安全的决定。但是，这意味着孩子们仍没有办法和父母在一起。
同时，即使干了十几年的校油泵生意，在恒文、恒武兄弟俩这里，校油泵的修理店仍然没有可生长性，很难成为现代企业。即使想开个分店，都很难。一人无法分身，就无法监控生意，你不能保证所雇的伙计自觉上缴所有的利润。所以，一般是亲戚一边当学徒，一边帮着看店，等学徒学得差不多了，矛盾和猜疑就会出现，吵架、打架现象都有。再之后，主家干脆放弃，把店盘给亲戚。
这些校油泵的、改刹车的、修传动轴的和一系列相关的汽修行业仍然可以说是手工业者，依靠一门手艺，以家庭为单位，单打独斗。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的，以机械为核心，但是，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缓慢和小规模。
在内蒙古的最后两天，梁庄张家的栓子一直跟着我，他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我来，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我。他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在梁庄》后，买了二十几本送给他所认识的人，还专门寄给梁庄村支书和村会计，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啥。
栓子的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我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对我也抱以很高的期望。他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乡，今年三十三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在家放几年羊，出去在大连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干得非常好，被当地团市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区委员。
栓子说：“这应该不错，一个校油泵的能混到这地步，应该不错。人家得到认可了。人并不应该只以挣钱为标准，还得有个爱心，这很重要。最后，这爱心也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才对。就拿我来说，不管我挣钱咋苦咋累，国家有啥大事时候，我捐款都是自发性的。汶川地震时，我主动打电话给村委会，说自己想赈灾，通过啥方式行？会计说，可行，咋不行。我也想去，后来打报告之后，人家说要减轻灾区压力，捐点钱可以，就没去了。我捐了五千块。
“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别人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
我想起在南阳和小海的对话。即使一个被怀疑搞传销的年轻农民，当他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存在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身份。他们渴望得到承认，社会的和他人的，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基点和存在的价值。
栓子在这样与我讲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非常苦恼，他似乎想挣脱某些东西，但又很无奈，以忍耐而遥远的口气谈那个打工者的荣耀。那是一种认命的羡慕。它包含着一种思维：这个人对这一权利和其中的可能性已经放弃了。这使得这个开着越野车的年轻男孩又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情境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