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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建升也是梁庄打工神话人物中的一个。梁庄人都说他发财了,但神情中又带着某种不屑。建升在北京通州那里办一个保安公司,有亲戚邻居来北京打工,找过他,在他公司当过保安,闹过矛盾,翻过脸吵过架。我在北京这些年见过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参加穰县老乡组织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很热心。2008年,穰县组织了一台地方戏进京会演,建升跑前跑后,张罗联络,很是用心。
建升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开朗、健谈,言语之中,他非常讨厌北京人,但其实已经很有北京人气息了。说话语流平滑顺畅,略微有点儿卷舌,表示愤怒之时,时不时蹦出“丫的”“姥姥”之类的口头禅。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饭馆,请我和父亲去吃炸酱面,不看菜单,直接点了爆肚、炸咯吱、油豆腐等北京小吃。他的妻子瘦小,大眼睛,剪一个娃娃头,看不出实际年龄。十一岁的儿子在通州实验小学上学。
他的公司给通州一个小区做保安工作,建升就把自己的家也安置在小区边缘一座简陋的平房里。
建升能够很准确地表达自己,就好像这些话一直排列在嘴边,只等着人来问他,他就像倒水、倒豆子那样,不用思考,“哗哗哗”地就流了出来。
我是1987年到西安,新城区商德路11号,在一个小吃店打杂,“商德路小吃店”。
1989年收秋的时候我又回梁庄。回家就想找个固定工作。我要好好干活,做人就做邱娥国,干活要如赵春娥(邱娥国,1946年出生,1967年入党,南昌市一派出所户籍民警,荣获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公安部一级英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选为“全国劳模”。赵春娥,1935年出生,中共党员。洛阳老集煤场现场工,工作认真,惜煤如金。1982年,赵春娥因病去世,1983年被国务院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两个人都是那几年的宣传对象。想着有个固定工作,给国家贡献点力量。1990年通过个关系在××县化肥厂买个集资工,花了三千五百元。当青工,三级半,一个月基本工资四十二元。那时候,整个化工行业不景气。这期间,我舅家表哥从北京回来,说北京招保安。当时我的想法是,这辈子没当过兵,当个保安就相当于当兵。
我是1991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到的北京。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一下火车,月亮那个圆啊,我问人家说,大叔,这是啥日子,人家说是八月十五。我这才知道,心里可难受。坐火车坐一天多,舍不得吃,饿得不行,一听说是八月十五,眼泪都想掉下来。坐火车花二十四块钱,下火车也不懂,有人在车站拉客,就把我们拉到三里屯幸福三村。住一夜,十七块钱,说好了是十块钱,人家非要多要。觉得受骗了,就萌发一个念头,不混个样就不回家。我和另外一个老乡从地下旅馆出来,拿个大被子,大行李,去坐405路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让俺们上,说满了满了,挤什么呢,讨厌。尖着嗓子的北京话。
当时找的一个保安公司不要人,就在一个服装厂蹬三轮,给人家送货。冬天,从通州拉一车货到北展,几十公里。俩多小时,站着蹬,一是累,二是站着拉快,一天六块钱。干到1992年春天。
刚好保安公司招人,交押金二百块钱。1992年5月13日去当保安,是武警总队办的分公司。六一给我分配到燕山石化,公司发一百七十块钱工资,不管吃,管住,但是,可以给厂里干些杂活,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自己做饭吃,得花三四十块钱。咱工作不错,深受领导喜爱,踏踏实实干到1993年,1994年下半年当班长,对我来说,这是个积累。
1995年我从燕山石化调到凯迪克大酒店,为世妇会服务。在那以后,开始发胖,那儿生活好,直接升上副中队长。咱对工作热情,廉洁奉公。每个行当都有门道,也可以腐败一下,但我坚决抵制。因为啥,我们家你韩叔到死写信都是“遵纪宁法,团结同事”。我老婆来了,他写信又给我添了四个字,“相依为命”。一个中队六十个人。那时候管吃管住,五百多块钱,年底奖金六百多块钱。另外,一心想着,干得好了,说不定到时候自己还有可能转正啥的。
1995年冬天,保安行业评“优秀保安员”,考试,考你的保安知识、业务技能、法律常识、保安体能、术语和待人接物等,有笔试口试。我考97分,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希望。
1996年,心情很灰色,不想干这个行当了。原来是看到曙光,后来发现都是空话。评上“百名保安员”以后,想着拿这个优秀证应该可以了,模模糊糊觉得应该可以纳入到正式职业里面。结果都是假的,最根本是不想给外地打工者机会,都是糊弄你。我就想着,马上离开北京,不干了。跟我一块儿来的几乎都走空了,我们燕山石化那一帮人都走了。不是去别的公司干,就是从事别的行当。
刚好那时候又跟你嫂子谈对象,感情丰富,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啥都是空的。1997年元旦回梁庄,和你嫂子一块儿回去,想在老家创业。在家待了几个月,啥都想过了,不知道做啥好。我爹说,你俩在家里不行,还得到北京去。
建升的脸有点涨红,他还沉浸在他早期的希望之中。有谁会知道,在这样一个胖头大脸、庸俗的中年保安小头目的心里,还藏着邱蛾国这样的共和国典型,“做人就做邱蛾国”,那是一个明亮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形象。
大概1995年是建升人生最光辉的一年,讲到那时,他两眼放光,声音也提高了很多,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安,经常培训、考试、定级,这使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最关键的是,北京市成立了保安总公司,成立了工会、团委,“保安”被纳入到了制度的秩序之中,它是一个得到国家承认的、可以升迁的、有荣誉感的、当然也可以改变命运的职业。那时候,建升觉得前途无量。他肯定想到了那两个劳模典型,他记得非常清晰,他喜欢那种荣誉感,依靠自身的贡献而被社会承认而带来的荣誉感和身份感。
但是,这希望犹如一个火花,在他人生中闪一下微弱的光亮,就熄灭了。他天真的平等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尽职获得职业通道的想法被粉碎。
我是1997年过了清明回来的。想着干啥呢,我要挣钱,挣大钱,钱是最实在的,其他都是虚的。还是保安这个行当熟悉,就还从保安干起。那时公安大学下面办一个保安公司,我去帮人家带队。又干了两年,到1999年,感觉自己也吃透了这个行当,知道它的奥妙之处,其中的猫腻之处也都知道,咋去运作都清楚,就想着自己去干。
我运气也不好,刚好赶上北京清理整顿保安市场,挂靠的全部被取缔了。因为黑保安老出事,人员参差不齐,保安行业犯罪率上升。
我公司是2000年5月成立的,开始招兵买马,也没有手续,当时人家说没手续也可以招人,我们可以用你的人。咱的保安就是他的“协管员”。刚开始五个人,慢慢七个、九个,到最后,变成三十七个人,贵州、云南、甘肃各地的人都有。
给人家开工资,管吃住,管发衣服,管烟抽,住的是地下室,劲松一个地下室,打地铺,铺了四五层报纸,就当床铺了。我给他们做饭,还得去查岗。总体还算取得人家满意。我的人都在十字路口,就是协管员,逆行、闯红灯、骑车带人、停车越线,都属于俺们管的范围。保安骑自行车,一圈儿下来得一个多小时,真是冬冷夏暖。那时候管吃管住一个月350元至380元。我从中一个人扣50块钱,算管理费。
我还要考查对方给我保安的环境怎样,住的情况、吃的标准。EMS物流找我,叫我派保安去。我一问,他说没地方住,我就不让我的保安去。晴天还行,下雨咋办。那几年工地我也不去。我在工地待过,真是艰苦得很。那年清华大学盖宿舍楼,俺们在那儿看着。真脏,浮土太大,土没过腿,风一刮,把人的眼都迷坏了。工地上太冷,冻得太可怜。从老家来的孩子,都不会生蜂窝煤,也没有水,屋里比外面还冷,那个工地简易棚,早晨起来被子都冻得拉不动。娃儿们手都像肿瓜子一样。我说,咱又不是不能找来其他活儿,不受这罪。
然后才开始涉足干小区,接厂子。这也需要培训,这是两个概念。在马路上保安是执法,到小区保安主要是服务。一般是通过关系,找到物业经理,给人家提供保安服务,这纯属服务行业,保安费来自物业费。
人们瞧不起保安。像那些大型商品楼、超市、高档小区里的人都没有素质,认为自己是白领,瞧不起保安。原来是北京人瞧不起保安,现在是业主看不起。其实一些北京人,原来是国有厂的,工龄买断了,现在四五十岁,啥也没有,还不如那些保安挣的钱多,就这他也瞧不起保安。
我的孩子,我也不让他当保安,社会地位太低。那天有个人说,牛什么牛,不就是个保安吗?想想也是。这个行当是四大低行业,“保洁、保安、服务员、壮工”,收入最低,谁都能骂几句。还有几点,一是社会上还是不承认,不把保安当作一个正当职业,就是低级工;二是歧视外地人。那些正规的公司,他们也歧视外地人。北京户口的保安有五险一金,工资也比外地的高,外地保安没有五险一金。国家都歧视他们,普通人肯定更歧视。我现在为了减少成本,走的和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上的意外险,三个人上两个人的,也是为了省钱。
要是相关单位都把保安工资提高,同工同酬,那咱也没话说,我肯定都给他们上保险。要想使这个行业有起色,必须社会尊重它,一尊重,自然而然待遇会上去,社会要关注他。奥运会期间,《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十来个小区,只有一个保安是微笑的。你说咋可能微笑?妻儿老小都在家,两地分居。节假日人家都休息,他不能。比较正规的公司,平时还要训练、学习,还要考核,考完啥也没有,没有说法,也不知道走那形式干啥,只有招忙,也没有人尊重。工资太低,也有很大的职业风险,遇到小偷,万一伤了死了怎么办?又枯燥无味,三点一线的。你说有啥笑的?笑也是假的。
我们一直聊到傍晚,建升的儿子放学回来。很自然,他谈起了儿子的问题。
我现在最困惑的是,孩子上学怎么办?这样会毁了几代人。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到上高中时,就得让你嫂子回去,带着孩子上学,娃儿不一定能适应。那年回家,娃儿出一身痒疙瘩,治了很长时间才好。人家不适应,不是梁庄人了。我们可怜,娃儿们这一代更可怜,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咱们这个年龄,连小时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越来越孤独。
这种现象我也觉得不公平。今年有当官的说,可以接受异地考试,但是要有标准:第一,要有房,要有工作;第二,要有保险;第三,孩子要在这儿上学。说完这句话,又说句浑蛋话:各地情况不一样,“北上广”三个城市,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等于是放个闲屁。说城市压力大,社会压力大,都是放屁。不平等,老百姓没有权利,那啥时候他也不能直起腰。就像那年,咱们村里放电影,两家为宅基地打架,大家电影都看不成。咱们老支书老兴隆上去骂他们,日你妈,连你们都是国家的,还吵啥吵?!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在外这么多年,想不想梁庄?将来回不回梁庄?”
想梁庄,咋不想?我梦见过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几间烂房子也找不着了,最后哭醒了。前两天还在做梦。每次坐上火车,离梁庄越来越近,我就会不断地想,要是回到家,会先碰到谁,后碰见谁,千万别说一些让人家反胃的京味儿话,我可注意得很。我要是从家里回来,也得说几天家里的话,改不过来。
但我肯定不在梁庄住,不会在梁庄盖房子。我将来根肯定也不扎在这儿,可能会在吴镇上,你哥的房子旁边,也弄个房子,每天能跟你哥说说话。
有时在这儿还真有个恐惧感。我经常想,如果有个啥事,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拉走了,你嫂子去找谁?连个人都找不到。或者想,正走着,谁给你打一顿咋办?突然生病,倒在路上咋办?找谁?在吴镇,我可以找你哥,没啥说的,他肯定会帮你。就不用想啥原因,心里踏实。在这儿,虽说有俩朋友,但还没有到那地步。也有人尊重,但是没有归属感,就好像风筝断了线。在家还是有种安全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