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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家建升也是梁庄打工神话人物中的一个。梁庄人都说他发财了，但神情中又带着某种不屑。建升在北京通州那里办一个保安公司，有亲戚邻居来北京打工，找过他，在他公司当过保安，闹过矛盾，翻过脸吵过架。我在北京这些年见过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参加穰县老乡组织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很热心。2008年，穰县组织了一台地方戏进京会演，建升跑前跑后，张罗联络，很是用心。
建升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开朗、健谈，言语之中，他非常讨厌北京人，但其实已经很有北京人气息了。说话语流平滑顺畅，略微有点儿卷舌，表示愤怒之时，时不时蹦出“丫的”“姥姥”之类的口头禅。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饭馆，请我和父亲去吃炸酱面，不看菜单，直接点了爆肚、炸咯吱、油豆腐等北京小吃。他的妻子瘦小，大眼睛，剪一个娃娃头，看不出实际年龄。十一岁的儿子在通州实验小学上学。
他的公司给通州一个小区做保安工作，建升就把自己的家也安置在小区边缘一座简陋的平房里。
建升能够很准确地表达自己，就好像这些话一直排列在嘴边，只等着人来问他，他就像倒水、倒豆子那样，不用思考，“哗哗哗”地就流了出来。
我是1987年到西安，新城区商德路11号，在一个小吃店打杂，“商德路小吃店”。
1989年收秋的时候我又回梁庄。回家就想找个固定工作。我要好好干活，做人就做邱娥国，干活要如赵春娥（邱娥国，1946年出生，1967年入党，南昌市一派出所户籍民警，荣获过全国先进工作者、公安部一级英模、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称号。被选为“全国劳模”。赵春娥，1935年出生，中共党员。洛阳老集煤场现场工，工作认真，惜煤如金。1982年，赵春娥因病去世，1983年被国务院追认为全国劳动模范。），这两个人都是那几年的宣传对象。想着有个固定工作，给国家贡献点力量。1990年通过个关系在××县化肥厂买个集资工，花了三千五百元。当青工，三级半，一个月基本工资四十二元。那时候，整个化工行业不景气。这期间，我舅家表哥从北京回来，说北京招保安。当时我的想法是，这辈子没当过兵，当个保安就相当于当兵。
我是1991年农历八月十五晚上到的北京。我都不知道这个日子。一下火车，月亮那个圆啊，我问人家说，大叔，这是啥日子，人家说是八月十五。我这才知道，心里可难受。坐火车坐一天多，舍不得吃，饿得不行，一听说是八月十五，眼泪都想掉下来。坐火车花二十四块钱，下火车也不懂，有人在车站拉客，就把我们拉到三里屯幸福三村。住一夜，十七块钱，说好了是十块钱，人家非要多要。觉得受骗了，就萌发一个念头，不混个样就不回家。我和另外一个老乡从地下旅馆出来，拿个大被子，大行李，去坐405路公共汽车。售票员不让俺们上，说满了满了，挤什么呢，讨厌。尖着嗓子的北京话。
当时找的一个保安公司不要人，就在一个服装厂蹬三轮，给人家送货。冬天，从通州拉一车货到北展，几十公里。俩多小时，站着蹬，一是累，二是站着拉快，一天六块钱。干到1992年春天。
刚好保安公司招人，交押金二百块钱。1992年5月13日去当保安，是武警总队办的分公司。六一给我分配到燕山石化，公司发一百七十块钱工资，不管吃，管住，但是，可以给厂里干些杂活，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钱。自己做饭吃，得花三四十块钱。咱工作不错，深受领导喜爱，踏踏实实干到1993年，1994年下半年当班长，对我来说，这是个积累。
1995年我从燕山石化调到凯迪克大酒店，为世妇会服务。在那以后，开始发胖，那儿生活好，直接升上副中队长。咱对工作热情，廉洁奉公。每个行当都有门道，也可以腐败一下，但我坚决抵制。因为啥，我们家你韩叔到死写信都是“遵纪宁法，团结同事”。我老婆来了，他写信又给我添了四个字，“相依为命”。一个中队六十个人。那时候管吃管住，五百多块钱，年底奖金六百多块钱。另外，一心想着，干得好了，说不定到时候自己还有可能转正啥的。
1995年冬天，保安行业评“优秀保安员”，考试，考你的保安知识、业务技能、法律常识、保安体能、术语和待人接物等，有笔试口试。我考97分，被评为“北京市百名保安员”。心里非常高兴，觉得有希望。
1996年，心情很灰色，不想干这个行当了。原来是看到曙光，后来发现都是空话。评上“百名保安员”以后，想着拿这个优秀证应该可以了，模模糊糊觉得应该可以纳入到正式职业里面。结果都是假的，最根本是不想给外地打工者机会，都是糊弄你。我就想着，马上离开北京，不干了。跟我一块儿来的几乎都走空了，我们燕山石化那一帮人都走了。不是去别的公司干，就是从事别的行当。
刚好那时候又跟你嫂子谈对象，感情丰富，觉得前途一片黑暗，啥都是空的。1997年元旦回梁庄，和你嫂子一块儿回去，想在老家创业。在家待了几个月，啥都想过了，不知道做啥好。我爹说，你俩在家里不行，还得到北京去。
建升的脸有点涨红，他还沉浸在他早期的希望之中。有谁会知道，在这样一个胖头大脸、庸俗的中年保安小头目的心里，还藏着邱蛾国这样的共和国典型，“做人就做邱蛾国”，那是一个明亮的、可以超越一切的形象。
大概1995年是建升人生最光辉的一年，讲到那时，他两眼放光，声音也提高了很多，充满了骄傲和自豪。一个尽职尽责的保安，经常培训、考试、定级，这使他觉得自己有价值。最关键的是，北京市成立了保安总公司，成立了工会、团委，“保安”被纳入到了制度的秩序之中，它是一个得到国家承认的、可以升迁的、有荣誉感的、当然也可以改变命运的职业。那时候，建升觉得前途无量。他肯定想到了那两个劳模典型，他记得非常清晰，他喜欢那种荣誉感，依靠自身的贡献而被社会承认而带来的荣誉感和身份感。
但是，这希望犹如一个火花，在他人生中闪一下微弱的光亮，就熄灭了。他天真的平等的幻想，依靠自己的努力、尽职获得职业通道的想法被粉碎。
我是1997年过了清明回来的。想着干啥呢，我要挣钱，挣大钱，钱是最实在的，其他都是虚的。还是保安这个行当熟悉，就还从保安干起。那时公安大学下面办一个保安公司，我去帮人家带队。又干了两年，到1999年，感觉自己也吃透了这个行当，知道它的奥妙之处，其中的猫腻之处也都知道，咋去运作都清楚，就想着自己去干。
我运气也不好，刚好赶上北京清理整顿保安市场，挂靠的全部被取缔了。因为黑保安老出事，人员参差不齐，保安行业犯罪率上升。
我公司是2000年5月成立的，开始招兵买马，也没有手续，当时人家说没手续也可以招人，我们可以用你的人。咱的保安就是他的“协管员”。刚开始五个人，慢慢七个、九个，到最后，变成三十七个人，贵州、云南、甘肃各地的人都有。
给人家开工资，管吃住，管发衣服，管烟抽，住的是地下室，劲松一个地下室，打地铺，铺了四五层报纸，就当床铺了。我给他们做饭，还得去查岗。总体还算取得人家满意。我的人都在十字路口，就是协管员，逆行、闯红灯、骑车带人、停车越线，都属于俺们管的范围。保安骑自行车，一圈儿下来得一个多小时，真是冬冷夏暖。那时候管吃管住一个月350元至380元。我从中一个人扣50块钱，算管理费。
我还要考查对方给我保安的环境怎样，住的情况、吃的标准。EMS物流找我，叫我派保安去。我一问，他说没地方住，我就不让我的保安去。晴天还行，下雨咋办。那几年工地我也不去。我在工地待过，真是艰苦得很。那年清华大学盖宿舍楼，俺们在那儿看着。真脏，浮土太大，土没过腿，风一刮，把人的眼都迷坏了。工地上太冷，冻得太可怜。从老家来的孩子，都不会生蜂窝煤，也没有水，屋里比外面还冷，那个工地简易棚，早晨起来被子都冻得拉不动。娃儿们手都像肿瓜子一样。我说，咱又不是不能找来其他活儿，不受这罪。
然后才开始涉足干小区，接厂子。这也需要培训，这是两个概念。在马路上保安是执法，到小区保安主要是服务。一般是通过关系，找到物业经理，给人家提供保安服务，这纯属服务行业，保安费来自物业费。
人们瞧不起保安。像那些大型商品楼、超市、高档小区里的人都没有素质，认为自己是白领，瞧不起保安。原来是北京人瞧不起保安，现在是业主看不起。其实一些北京人，原来是国有厂的，工龄买断了，现在四五十岁，啥也没有，还不如那些保安挣的钱多，就这他也瞧不起保安。
我的孩子，我也不让他当保安，社会地位太低。那天有个人说，牛什么牛，不就是个保安吗？想想也是。这个行当是四大低行业，“保洁、保安、服务员、壮工”，收入最低，谁都能骂几句。还有几点，一是社会上还是不承认，不把保安当作一个正当职业，就是低级工；二是歧视外地人。那些正规的公司，他们也歧视外地人。北京户口的保安有五险一金，工资也比外地的高，外地保安没有五险一金。国家都歧视他们，普通人肯定更歧视。我现在为了减少成本，走的和他们一样。现在我们上的意外险，三个人上两个人的，也是为了省钱。
要是相关单位都把保安工资提高，同工同酬，那咱也没话说，我肯定都给他们上保险。要想使这个行业有起色，必须社会尊重它，一尊重，自然而然待遇会上去，社会要关注他。奥运会期间，《北京青年报》采访了十来个小区，只有一个保安是微笑的。你说咋可能微笑？妻儿老小都在家，两地分居。节假日人家都休息，他不能。比较正规的公司，平时还要训练、学习，还要考核，考完啥也没有，没有说法，也不知道走那形式干啥，只有招忙，也没有人尊重。工资太低，也有很大的职业风险，遇到小偷，万一伤了死了怎么办？又枯燥无味，三点一线的。你说有啥笑的？笑也是假的。
我们一直聊到傍晚，建升的儿子放学回来。很自然，他谈起了儿子的问题。
我现在最困惑的是，孩子上学怎么办？这样会毁了几代人。如果政策不变的话，到上高中时，就得让你嫂子回去，带着孩子上学，娃儿不一定能适应。那年回家，娃儿出一身痒疙瘩，治了很长时间才好。人家不适应，不是梁庄人了。我们可怜，娃儿们这一代更可怜，生活在真空里。他们到咱们这个年龄，连小时的玩伴都想不起，都四零五碎，越来越孤独。
这种现象我也觉得不公平。今年有当官的说，可以接受异地考试，但是要有标准：第一，要有房，要有工作；第二，要有保险；第三，孩子要在这儿上学。说完这句话，又说句浑蛋话：各地情况不一样，“北上广”三个城市，没有具体的时间表，等于是放个闲屁。说城市压力大，社会压力大，都是放屁。不平等，老百姓没有权利，那啥时候他也不能直起腰。就像那年，咱们村里放电影，两家为宅基地打架，大家电影都看不成。咱们老支书老兴隆上去骂他们，日你妈，连你们都是国家的，还吵啥吵？！
我问他最后一个问题：“在外这么多年，想不想梁庄？将来回不回梁庄？”
想梁庄，咋不想？我梦见过找不到回家的路。回到家里，家里那几间烂房子也找不着了，最后哭醒了。前两天还在做梦。每次坐上火车，离梁庄越来越近，我就会不断地想，要是回到家，会先碰到谁，后碰见谁，千万别说一些让人家反胃的京味儿话，我可注意得很。我要是从家里回来，也得说几天家里的话，改不过来。
但我肯定不在梁庄住，不会在梁庄盖房子。我将来根肯定也不扎在这儿，可能会在吴镇上，你哥的房子旁边，也弄个房子，每天能跟你哥说说话。
有时在这儿还真有个恐惧感。我经常想，如果有个啥事，警察不分青红皂白把我拉走了，你嫂子去找谁？连个人都找不到。或者想，正走着，谁给你打一顿咋办？突然生病，倒在路上咋办？找谁？在吴镇，我可以找你哥，没啥说的，他肯定会帮你。就不用想啥原因，心里踏实。在这儿，虽说有俩朋友，但还没有到那地步。也有人尊重，但是没有归属感，就好像风筝断了线。在家还是有种安全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