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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敏已把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好。先到强哥的绣花厂看看,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他约了几个老乡聊天。下午到几个稍大一点的服装厂去参观。
绣花厂离万敏的厂不远。还未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咣当咣当”,很有节奏。强哥的绣花厂只有一个狭长的车间,两排机器,机器平面上平摊着牛仔裤的裤腿。机器上的一排针正在屁股后面的口袋上来回穿梭,两个女工站在机器前。这两位女工,个子都很矮小,也很瘦弱。一个是湖南妹子,我跟着她,想和她说话,她一直拒绝我,往机器的另一头跑。另一个是广西妹子,她倒是站着不动,愿意和我说几句话,但是,她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
车间里面有一个小房间,算作办公室。强哥的哥哥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他看起来要比强哥坚定、乐观多了。旁边一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设计颜色的比例。按这一比例,把线团安在机器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自动织出不同的图案。
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印花厂生意萧条,几个合伙人只有强哥一人懂业务,生意不好,各自都有意见,有人萌生退意。如果倒闭,强哥至少要赔十万元。
万敏约了另外一个吴镇老乡过来聊天,说他很有故事。这位老乡,大家叫他山哥。山哥从番禺过来,做手提袋加工,挣过大钱,前年金融危机时工厂倒闭,目前正四处考察,寻找商机。山哥个头矮小壮实,面相老实,微笑着,表情不多,但也不呆板。
他礼貌性地抿了一口啤酒,夹了一口菜,把筷子放下。双手抱着一只腿膝盖,微微踮着,身体也随之向后摆动,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说起来,我出来这几十年,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十三岁开始出门卖鞋底,拿新的换旧的,拿废料再去鞋厂卖。这种生意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了。后来自己开鞋厂,鞋厂赔了。后来开始卖辣椒,赚了一些钱,那辣椒粉里都掺些红砖粉,肯定赚。咱们穰县那儿又兴收废铁废铜,很赚钱,主要是收那些违禁东西,才赚钱。后来被国家逮住,东西全被没收了,还说要坐班房。满满一屋子铜锡铝啊,至少值二十来万。当时那个钱可是不得了的。实际上凡是收座品都收那些东西,不收根本赚不来钱。咱是后台不硬,不会搞关系,才被抓住。后来,又花钱找人托关系,才算没有坐牢,这算把赚的钱全部赔完。你嫂子天天哭,都想着死了算了。
1990年正月到番禺。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本钱没本钱,名誉没名誉了,栽得大了。先是在一家韩国手袋厂里干,干几年,刚开始去一百多块钱,慢慢升到六七百。加班时间长,工资也是加班加出来的。干有八九年,一共存了几千块钱。1997年就回咱吴镇了。在吴镇开半年饭店,不挣钱,还把在番禺挣那点钱赔进去了。去他妈那腿,不干了。
1998年又回到番禺。还是在厂里打工,是一家韩国手袋厂。一年多,摸到了一点门窍,脑子开始活泛。咱这个人好做生意,老老实实打工肯定不行。就借钱自己买了两台机器,放在家里,请个人,帮人家加工手袋内部件。加工一套,人家给你多少钱。那个时候,自己开厂的人少得很,我算是比较早开窍的人。我这个人好琢磨,那时我自己还在厂里干活,一是保证有货源,厂里有啥活儿干不完,可以直接拿到我那儿干;另一个缺啥零件也可以拿出来。有时候,实在干不过来,还偷偷拿到厂里让朋友给做。拿厂里活,还让厂里干,还让厂里出钱。也算不错了。那几年挣有十来万块钱。在番禺买了房子。番愚那边,很多外地人,像小老板、打工的,可多都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户口就可以过去。番禺那边开发得早。我买了房子,但是户口没迁过来,不敢迁。那房子三室一厅,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只花三万多块钱。又添了几台机器,儿子也接过来上学,算是春风得意了。
实际上,咱当时的本钱还是有限,做不了很多,如果有钱,可以干得更大。
后来,一个加拿大的老板来挖我,咱技术不错,能解决问题,也愿意下劲儿管理。到加拿大那个人的厂里,一月三千六百块钱,干了三年。工资算是高的了,算是个高层管理者。工作很简单,每天把活儿分配分配,下面有车间主管、组长,啥质量啥要求,一说,他们清干了。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活。我自己那个厂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到2002年,我自己那个厂都有七八十个工人,货源充足,一年有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总共挣有百十万块钱。外来工对咱很信任,都愿意到我这儿干活,都叫我“王老大”,跟当地关系,分局、刑警队、交通上各方面都很好,没得说。
2002年,我又栽了。韩国老板要的货,六十五万块钱的货,他把货收了,人跑了。平时我和他关系不错,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开着车到处找,在番禺街上转,要是找到他,就是要他死,不是活。一直找不到。找政府,政府也不管,政府也管不过来啊。那段时间厂子倒闭的可多,老板都跑了,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厂子,在番禺,韩国厂有十多家,倒闭有好几家。
咋办?又成零了,光剩机器了。我把剩下的钱给工人发发工资,又帮工人找好厂去干活。咱用不了人家,也不能不管人家,人都得讲信用。咱没想着跑,想着再翻盘。又开始慢慢给人家加工半成品,本钱少就少干点,慢慢发展,一年多又开始做成品了。外单不做,只做内单。这个阶段没人敢接外国人的活了。但是内单小,赚得少。2004年到2005年只算是维持工人工资,赚个七八万块钱。
2005年我儿子大脑里长个虫,一头栽那儿,都要活不成了。天天抽,口吐白沫,一开始不知道为啥,到医院一查,说脑袋里有个虫。我听了,就哭啊,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出事了,我和老婆都活不成了。为给儿子治病,我把房子卖了,光他生病都花有十几万。当时手里就几万块钱现金,只有卖房了。好在儿子的病没留后遗症。
2009年,金融危机。咱一下子又不行了。可明显,最具体的就是订单没有了,厂又开不下去了。去年到今年,番禺关的小厂非常多,萧条得很。我把三分之二的机器都卖了,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发到湖北,看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做环保袋。想着东山再起。来东莞这个把月,想看看市场行情咋样。开厂其实风险可大,再多的钱都能被吸进去。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还得从零做起。你说这世道?真是难说得很。我是小学二年级毕业,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老栽跟头与不识字肯定有关系。
去年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不起了。盖好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很生气,说我闲花钱。我这是为了挣口气盖这个房。在外几十年了,啥没啥,没法混人。咱还是陈旧思想,老是改变不了。
盖起就后悔了,三五年回家一次,没人住,房子也要放坏,把本钱都吃进去了,靠啥再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老了肯定还要回去,到那时,你连个房子都没有,哭都哭不出来。
比较来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清是不习惯。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我回家,自己给村里路铺铺,路乱七八糟的,横竖都没有趟。出去了也没有人给你闲聊天。老了肯定还是要回去的,六十岁以后,啥也干不了了,再回去。
我现在再拼搏个十年不成问题。从头开始,攒点钱,将来回家养老。
山哥的命运可谓比较起伏,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做生意,赔钱,再挣,再赔。先是钻政府政策空子,被逮,东西被没收;接着被韩国人骗走货物,破产;儿子生病,卖房凑钱治病;金融危机又来,资产直接归零;在吴镇老家盖房起屋,变卖机器剩下的钱也花光。到五十多岁,山哥的资产仍然是零。这真是百折不弯的农民。每一次大的危机,他都未能逃过,但他仍然有豪情壮志,还要“再拼搏十年”。因为形势正在好转,“这都要感谢政府,原来都是替老板说话,现在开始替农民工说话,给农民工要钱”。
从强哥的印花厂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虎门一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的服装厂去参观。产销一条龙,设计、生产、销售都自己完成。万敏认识的小伙子是管理外包活的部门科长,在业务上和万敏有直接联系。但是,像万敏这种小厂,要想接到这样厂子的活儿,非常难,资质、技术和财力都不够。
正是吃饭时间,巨大而低矮的车间里空寂、安静,无数装满布料的大袋子堆在每一台机器旁边。车间四面都是窗户,但仍然幽暗。想象着这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时的声音和盛况。物欲横流的世界,机器喧嚣,人被淹没其中,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听不到。
我们又到益发制衣去参观。万敏说,这是他们这行中发展得不错的小老板,年收入至少二三百万,这是将来他的目标。万敏和工厂老板的弟弟很熟。那位弟弟不在,我们直接进到车间里。车间是一个有四五间房那么大的开放式空间,三排,五十几台机器。车间放着音乐,欢快的流行歌曲,机器“咔嗒咔嗒”地响,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热闹。几个工厂参观下来,我发现,所谓大工厂和小工厂其实区别不大,只是空间大一些,机器多一些,活儿更多一些。在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工资待遇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都是靠更多加班来挣更多的钱。
那位弟弟进来,看到我拿着相机,粗暴地把我和万敏赶了出来,对万敏做出了并不相识的神情,这使得我和万敏非常尴尬。他们对我这种拿着相机、四处张望的人有本能的警惕。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回到万敏的工厂。和上午走的时候一样,工人们各自忙碌着。我看到小保义又蹲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机器前面,在熟练而又专注地剪那些连线,细心地一层层摞着。他前面,是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布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