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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敏已把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好。先到强哥的绣花厂看看，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他约了几个老乡聊天。下午到几个稍大一点的服装厂去参观。
绣花厂离万敏的厂不远。还未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咣当咣当”，很有节奏。强哥的绣花厂只有一个狭长的车间，两排机器，机器平面上平摊着牛仔裤的裤腿。机器上的一排针正在屁股后面的口袋上来回穿梭，两个女工站在机器前。这两位女工，个子都很矮小，也很瘦弱。一个是湖南妹子，我跟着她，想和她说话，她一直拒绝我，往机器的另一头跑。另一个是广西妹子，她倒是站着不动，愿意和我说几句话，但是，她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
车间里面有一个小房间，算作办公室。强哥的哥哥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他看起来要比强哥坚定、乐观多了。旁边一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设计颜色的比例。按这一比例，把线团安在机器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自动织出不同的图案。
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印花厂生意萧条，几个合伙人只有强哥一人懂业务，生意不好，各自都有意见，有人萌生退意。如果倒闭，强哥至少要赔十万元。
万敏约了另外一个吴镇老乡过来聊天，说他很有故事。这位老乡，大家叫他山哥。山哥从番禺过来，做手提袋加工，挣过大钱，前年金融危机时工厂倒闭，目前正四处考察，寻找商机。山哥个头矮小壮实，面相老实，微笑着，表情不多，但也不呆板。
他礼貌性地抿了一口啤酒，夹了一口菜，把筷子放下。双手抱着一只腿膝盖，微微踮着，身体也随之向后摆动，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说起来，我出来这几十年，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十三岁开始出门卖鞋底，拿新的换旧的，拿废料再去鞋厂卖。这种生意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了。后来自己开鞋厂，鞋厂赔了。后来开始卖辣椒，赚了一些钱，那辣椒粉里都掺些红砖粉，肯定赚。咱们穰县那儿又兴收废铁废铜，很赚钱，主要是收那些违禁东西，才赚钱。后来被国家逮住，东西全被没收了，还说要坐班房。满满一屋子铜锡铝啊，至少值二十来万。当时那个钱可是不得了的。实际上凡是收座品都收那些东西，不收根本赚不来钱。咱是后台不硬，不会搞关系，才被抓住。后来，又花钱找人托关系，才算没有坐牢，这算把赚的钱全部赔完。你嫂子天天哭，都想着死了算了。
1990年正月到番禺。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本钱没本钱，名誉没名誉了，栽得大了。先是在一家韩国手袋厂里干，干几年，刚开始去一百多块钱，慢慢升到六七百。加班时间长，工资也是加班加出来的。干有八九年，一共存了几千块钱。1997年就回咱吴镇了。在吴镇开半年饭店，不挣钱，还把在番禺挣那点钱赔进去了。去他妈那腿，不干了。
1998年又回到番禺。还是在厂里打工，是一家韩国手袋厂。一年多，摸到了一点门窍，脑子开始活泛。咱这个人好做生意，老老实实打工肯定不行。就借钱自己买了两台机器，放在家里，请个人，帮人家加工手袋内部件。加工一套，人家给你多少钱。那个时候，自己开厂的人少得很，我算是比较早开窍的人。我这个人好琢磨，那时我自己还在厂里干活，一是保证有货源，厂里有啥活儿干不完，可以直接拿到我那儿干；另一个缺啥零件也可以拿出来。有时候，实在干不过来，还偷偷拿到厂里让朋友给做。拿厂里活，还让厂里干，还让厂里出钱。也算不错了。那几年挣有十来万块钱。在番禺买了房子。番愚那边，很多外地人，像小老板、打工的，可多都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户口就可以过去。番禺那边开发得早。我买了房子，但是户口没迁过来，不敢迁。那房子三室一厅，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只花三万多块钱。又添了几台机器，儿子也接过来上学，算是春风得意了。
实际上，咱当时的本钱还是有限，做不了很多，如果有钱，可以干得更大。
后来，一个加拿大的老板来挖我，咱技术不错，能解决问题，也愿意下劲儿管理。到加拿大那个人的厂里，一月三千六百块钱，干了三年。工资算是高的了，算是个高层管理者。工作很简单，每天把活儿分配分配，下面有车间主管、组长，啥质量啥要求，一说，他们清干了。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活。我自己那个厂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到2002年，我自己那个厂都有七八十个工人，货源充足，一年有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总共挣有百十万块钱。外来工对咱很信任，都愿意到我这儿干活，都叫我“王老大”，跟当地关系，分局、刑警队、交通上各方面都很好，没得说。
2002年，我又栽了。韩国老板要的货，六十五万块钱的货，他把货收了，人跑了。平时我和他关系不错，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开着车到处找，在番禺街上转，要是找到他，就是要他死，不是活。一直找不到。找政府，政府也不管，政府也管不过来啊。那段时间厂子倒闭的可多，老板都跑了，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厂子，在番禺，韩国厂有十多家，倒闭有好几家。
咋办？又成零了，光剩机器了。我把剩下的钱给工人发发工资，又帮工人找好厂去干活。咱用不了人家，也不能不管人家，人都得讲信用。咱没想着跑，想着再翻盘。又开始慢慢给人家加工半成品，本钱少就少干点，慢慢发展，一年多又开始做成品了。外单不做，只做内单。这个阶段没人敢接外国人的活了。但是内单小，赚得少。2004年到2005年只算是维持工人工资，赚个七八万块钱。
2005年我儿子大脑里长个虫，一头栽那儿，都要活不成了。天天抽，口吐白沫，一开始不知道为啥，到医院一查，说脑袋里有个虫。我听了，就哭啊，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出事了，我和老婆都活不成了。为给儿子治病，我把房子卖了，光他生病都花有十几万。当时手里就几万块钱现金，只有卖房了。好在儿子的病没留后遗症。
2009年，金融危机。咱一下子又不行了。可明显，最具体的就是订单没有了，厂又开不下去了。去年到今年，番禺关的小厂非常多，萧条得很。我把三分之二的机器都卖了，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发到湖北，看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做环保袋。想着东山再起。来东莞这个把月，想看看市场行情咋样。开厂其实风险可大，再多的钱都能被吸进去。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还得从零做起。你说这世道？真是难说得很。我是小学二年级毕业，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老栽跟头与不识字肯定有关系。
去年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不起了。盖好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很生气，说我闲花钱。我这是为了挣口气盖这个房。在外几十年了，啥没啥，没法混人。咱还是陈旧思想，老是改变不了。
盖起就后悔了，三五年回家一次，没人住，房子也要放坏，把本钱都吃进去了，靠啥再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老了肯定还要回去，到那时，你连个房子都没有，哭都哭不出来。
比较来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清是不习惯。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我回家，自己给村里路铺铺，路乱七八糟的，横竖都没有趟。出去了也没有人给你闲聊天。老了肯定还是要回去的，六十岁以后，啥也干不了了，再回去。
我现在再拼搏个十年不成问题。从头开始，攒点钱，将来回家养老。
山哥的命运可谓比较起伏，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做生意，赔钱，再挣，再赔。先是钻政府政策空子，被逮，东西被没收；接着被韩国人骗走货物，破产；儿子生病，卖房凑钱治病；金融危机又来，资产直接归零；在吴镇老家盖房起屋，变卖机器剩下的钱也花光。到五十多岁，山哥的资产仍然是零。这真是百折不弯的农民。每一次大的危机，他都未能逃过，但他仍然有豪情壮志，还要“再拼搏十年”。因为形势正在好转，“这都要感谢政府，原来都是替老板说话，现在开始替农民工说话，给农民工要钱”。
从强哥的印花厂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虎门一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的服装厂去参观。产销一条龙，设计、生产、销售都自己完成。万敏认识的小伙子是管理外包活的部门科长，在业务上和万敏有直接联系。但是，像万敏这种小厂，要想接到这样厂子的活儿，非常难，资质、技术和财力都不够。
正是吃饭时间，巨大而低矮的车间里空寂、安静，无数装满布料的大袋子堆在每一台机器旁边。车间四面都是窗户，但仍然幽暗。想象着这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时的声音和盛况。物欲横流的世界，机器喧嚣，人被淹没其中，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听不到。
我们又到益发制衣去参观。万敏说，这是他们这行中发展得不错的小老板，年收入至少二三百万，这是将来他的目标。万敏和工厂老板的弟弟很熟。那位弟弟不在，我们直接进到车间里。车间是一个有四五间房那么大的开放式空间，三排，五十几台机器。车间放着音乐，欢快的流行歌曲，机器“咔嗒咔嗒”地响，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热闹。几个工厂参观下来，我发现，所谓大工厂和小工厂其实区别不大，只是空间大一些，机器多一些，活儿更多一些。在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工资待遇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都是靠更多加班来挣更多的钱。
那位弟弟进来，看到我拿着相机，粗暴地把我和万敏赶了出来，对万敏做出了并不相识的神情，这使得我和万敏非常尴尬。他们对我这种拿着相机、四处张望的人有本能的警惕。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回到万敏的工厂。和上午走的时候一样，工人们各自忙碌着。我看到小保义又蹲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机器前面，在熟练而又专注地剪那些连线，细心地一层层摞着。他前面，是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布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