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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汉娜·阿伦特1961年8月16日给勃鲁门·费尔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对纳粹艾希曼审判过程中,记者的报道倾向和听众的心理特性所产生的感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这并非只是一种缅怀和感伤,而是对这一合并、打破、重建本身的质疑和忧虑。“并村”真的可以“还地”吗?这“地”是还给谁的?如何重建?在什么基础和前提下重建?谁作的论证?农民是否愿意?为什么愿意?为什么不愿意?这一切,都是在语焉不详的情势下进行的。冠冕堂皇的理由可以遮蔽权力欲望、资本推进和更为复杂的利益博弃,也为“拆”“建”等中国当代生活中最常见的粗暴词语找到遮羞布。我尤其担心的是,以“发展”为名,农民又一次成为牺牲品。在这其中,每一个人都将被绑架。

我们所要思考的不是简单地让村庄变为城市,而是,我们的村庄为什么会变为如此?我们的文化、道德和我们的生存状况为什么会变为如此?反过来说,难道农民搬到楼上,或被迫进入城市,一切就都改变了吗?农民就获得了权利,他就有了居住的地方,就有了很好的工作,就没有恶势力的压迫,就老有所依,就可以保护自己的孩子了吗?社会就更加文明、更加安全和更加公平了吗?形式的改变不能代表什么。否则,一切都仍然是换汤不换药,换来换去,农民连那一点点的立锥之地也被换没了。

有许多人说我们现在走的路正是台湾当年走过的路。台湾的工业化比我们早二十几年,但是,在已经完成工业化了的台湾,村庄及传统文化仍然活在大地的角角落落。那里的村民、民众活在大大小小的庙里,他们有种类繁多的祖佛,妈祖、大道公、关帝爷、财神爷、玄天大帝、观音菩萨、土地公,他们祈求祖先的保佑,在庙里祈祷、许愿、玩耍、聊天、学习、商量村事。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以积极的方式影响他们的心灵。在台江一个村庄的庙里,主人带我们到大道公像面前,让大家拜一拜。然后他开始向大道公禀报,说,大道公啊,今天是大陆那边过来的人参观,我给你说一下,希望你能保佑他们平安健康。他如此自然地向大道公诉说,就好像大道公还活着,还在关注着、庇佑着他的生活。那一刻,我感觉到他的幸福、安稳和踏实。至少,在这个村庄,在这座庙里,他是有根基的、被庇护的人。

不是直接地否定和放弃,而是努力去开掘新的、但又不脱离自我的生存之道。他们在努力以自己的形象去建构一种生活方式,实际上,也是在建构自己的文明方式。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存在方式,显示出它巨大的容纳力、活力及独特性。

如果过去和未来,传统与现代,都只被作为“现在”的附庸和符号而利用(就像不断被拆掉的老城区、古建筑和不断再建的仿古建筑和仿古景点,崭新的“古代”,让人悲怆的滑稽),那么,我们的“当代”将被悬置在半空中,无法对抗并生成新的历史洪流。如此单薄而脆弱的当代,怎么可以建构开明、敦厚、合理的社会和人生?

我喜欢梁庄在的感觉,我为我能站在母亲的坟头思念她而感到深刻的幸福,因为它使我感觉我生活在自己的大地上,是我自身,它是独一无二的,那里有属于我的、一直流淌着的河流。我还曾经幻想着,我能够把在台湾找到的苦楝树的种子,种到梁庄老屋前的院子里。如果它能够生根、发芽、成长,那么,春天来的时候,我将再次看到那淡紫色的束束小花,再次闻到那渺远的清香。

“我那耸立在平原上的故乡,它像是扑满一样保存着我们的回忆。”

然而,一切都将永远的失落。

感谢。我要衷心感谢梁庄的亲人们,感谢我所访问的所有打工者。他们误工误时,想办法给老板请假,他们到处打电话联系,陪着我去找其他老乡和伙伴。他们发自内心的热情和对我的支持,使我感觉到,梁庄,还是他们心中的神圣家园。因为有了梁庄,我们才有根本的亲近和亲情。我无以回报。

感谢穰县的朋友们和在各地帮助过我的朋友们。不管各自的生活轨迹如何不同,在这样一个公共的交叉点上,我们为共同的事物奔走,为可能的美好激动、感叹。这意味着,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因为我们还没有使自己完全熄灭。

必须说明的是,书中城市里面所涉及的部分地名、人名和人物关系都作了技术性处理,除了一些显而易见的原因之外,我不希望大家进行绝对的对位。梁庄里的中国、只是我所看到的和我所理解的梁庄和中国,我不希望引起不必要的误解和争论。

感谢我的家人们,他们一如既往地、全身心地支持我。我要特别郑重地感谢我的父亲,这本书有他的劳动和汗水。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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