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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过发之后,他们又每人领取了一个小木凳。从此以后,他们除了劳动和睡眠的时间,差不多再也离不开这个小木凳了。
吃饭时,一溜儿被拉到了一个广场上。好大的一个广场,他们以小队为单位站成一行一行。接着坐在小木凳上,正襟危坐。每个队里只有队长站着。驮着一个大铁桶的地排车在队伍之间活动,冒着热气,一个桶里盛了干食,一个桶里盛了菜汤。拉地排车的和分饭的也是犯人,也穿着灰衣服,只不过腰上比他们多了一块白布围裙。接着就是小队长呼喊铺号,一个一个走上去。“咣咣”一勺子干饭,一勺子稀汤。他们小心翼翼吹着热气,走到自己的小木凳跟前坐下。一片咀嚼声,吱吱的喝汤声。这里的食物比那个农场差不了多少,不同的是数量太少。一个粗窝窝、一碗稀汤,再不就是一碗粗米饭、一碗菠菜汤,或者是淀粉做成的咸汤。如果不劳动还勉强凑合过去,可是这里的活计比农场要重得多,常常是吃过饭半个多钟头就受不住了,肚子咕咕响,老要弓腰,一遍又一遍紧腰带。
四周是一片肃杀的空气。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做好了迎接一切的准备。从环境到心理,再到服装和食物,都必须和谐统一。队长“老疤”成了无所不在的凶神恶煞。睡觉、熄灯、站队、跑操——新来的这几个人与其他犯人不同的是多了一项跑操,而劳动却与别人没有什么区别。
“老疤”负责监工,他很少做活,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个人,如果有人动作慢了或者是停下来喘息,他就走过去——那个人刚要解释,他就扬起巴掌,说一句“日你妈”,一掌推过去,那人的下巴就流出血来。曲很想用钢钎把这家伙的脑壳捅碎:自己实在忍不下去的时候,就会冒死给他来那么一下。他并不怎么恨那些持枪的看守,而最恨的就是这个穿着灰衣服的特殊犯人。
日子久了他才明白,所有当了队长可以领人干活的家伙,十有八九都是一个告密者。在这儿,告密可是一项了不起的工作。所有的犯人都瞪着眼睛瞅着左右,看看有什么可资利用的地方。如果能够及时地捕捉到同伙的毛病并且汇报上去,就有人在一个记功本上给画一道红杠。还有拼命做活、超额完成工作,或是到最危险的地方排过哑炮,都能在记功簿上留下红色的痕迹。这些红杠多到一定数量,就可以减刑。如果一个犯人做了队长,那么他所统辖的这个队在完成定额方面出现了奇迹,这个头儿也可以上功劳簿。老疤原来是工厂里的一个仓库保管员,偷盗、耍流氓,几乎什么坏事都干过。他被捕的原因是有一次把进仓库领料的一个十六岁的女工给强奸了。
他们这一伙的任务是修一条铁路。因为这里要打山洞,那些铁轨就要从山的下坡沿着山路一直转到对面那个洞口。那些陡坡都要用石块砌起来,这样路基才能稳固。架铁轨的是一些专门的技术人员,而这一伙犯人只能干些粗活:搬铁轨和扛枕木。最主要的工作还是开石头,把石头开成一方一方,然后在陡坡上砌起。有一个地段坡太陡,他们要用很长时间在陡坡上砌一道宽石堰,这样即便在雨天也不至于发生什么意外。陡坡下部要打几个水泥桩,水泥桩要深入山坡土层下部好几米深,就像几颗大水泥钉一样把整个陡坡上的岩石和泥土钉牢在那儿。打水泥桩的工作显而易见是最危险的,因为这儿连起码的安全设施都没有,比如说没有一条安全索系上那些打桩人的腰。他们在陡坡半腰上操作,稍有闪失就会滚下陡坡。陡坡有一些凸起的石块,那些尖刃像刀子一样向上仰着;还有一些被滚石砸断了的小树桩,它们的断碴也像刺刀一样仰着。一个人滚下去也就没命了,最轻也是一个伤残人。而且陡坡上部就是曲这一伙砌路基的人,他们脚下的石头难免要滚落下去,冲着陡坡上施工的人射去。有人提议在陡坡上部系一道防护网,被监工的严厉拒绝了。
曲他们这一伙砌路基,不光要自己小心得不能再小心,还要防止手边的石头滚落下去。打水泥桩的人都是一些施工老手,而且都是这所监狱里的重犯。
由于任务抓得紧,打桩的人要分三班倒换。有一天他们清早来到工地,见下面的气氛不大对劲,后来才知道是半夜里有一个年轻人滚落到下边,死在深深的沟壑里了。天亮了他的尸首还在下边,有关方面正组织人往上弄呢。
四周常常响起隆隆的炮声,他们来到这儿只是半个月的工夫,就听说哑炮炸死了三个人。奇怪的是死人这种事也没什么可隐瞒的,“老疤”总是笑嘻嘻地通报说:“哼,又干掉一个家伙。”
一天下午他们正在砸石头,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原来有一块圆溜溜的石头从“老疤”不远的地方一直往下滚去。他们一齐呼喊:那块石头正好冲着下边施工的人射去。尽管这样喊叫,那石头还是飞驰而去,快得不能再快,下边的人要躲已经完全来不及了。正在那儿弓身干活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人,他吭吭哧哧干活,耳朵可能不好使。正好在他一抬头的时候,那个石头“砰”一下击在了他的胸部。大家眼瞅着他“啊”一声往后仰去……他几乎没来得及好好看一眼,甚至还没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就完了。向上仰着的石块和断掉的小树杈捅破了他的躯体,鲜血涌出来,他很快停止了抽动。血从上衣渗出,从裤脚那儿流出,冒着粉红色的泡沫。
他就死在大家眼皮底下,离打桩的地方不过一百多米。
几个打桩的人惶惶跑开,这边砌石头的人也乱了,丢了手里的锤子,站起来呼叫,一时不知要做什么。“老疤”说:“都给我稳住,喊什么喊,你妈的,就是你!”
他伸手指了指离他最近的一个中年人:“就是你把石头推下去的。”
那个中年人说:“我……我……”
“你什么,你这个混蛋!”
可是曲看得清楚:恰恰就是“老疤”在那儿胡乱走动时把脚下的一块石头碰掉了。
一会儿过来几个人,还有几个背枪的,一个脖子上挂着听诊器的人。“老疤”吼叫着指住中年人,中年人无力辩解,向上伸出两手,就像投降那样。但没由他分说就被扭走了。
从那儿以后,中年人再也没有出现在工地上。他们都不敢打听,只知那个人的代号叫“六五”,铺号紧挨着曲,是曲的上铺。以前“六五”睡眠不好,半夜老要翻身,曲常常被扰醒。
接下去他们的这个小队承担了打桩的任务,这肯定是“老疤”主动要求来的。“老疤”说:“别看这儿危险,谁嫌危险,谁就去排哑炮,那里哪个月还不得死个仨俩的。”
他们队开始和另一队换班打桩了。前不久死去的那个人已经拉走了,可是那褐色的血迹在阳光下仍然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所有做活的人都不时地闭闭眼睛,忍受着等待。
“老疤”议论说:“那个家伙死了还算便宜。他被判了十年,刚来了三年,你看凭空免了七年刑。妈的,臭东西,找死,还想拉杆子,臭东西!”
他们听了都惊讶得合不拢嘴,谁也听不明白什么叫“拉杆子”。曲知道,如果按照过去的习惯说法,“拉杆子”就是拉队伍。天哪,一个读书人会起来“拉队伍”吗?他决不相信。不过可能“老疤”根本就不是这个意思。要知道在这个年头,语言已经变得混乱不堪了,很多概念都得重新界定。这里有很多方言土语,又混合着可怕的黑话……那个死去的人被判了十年,我们这一伙被判了多少年呢?曲关心的是这个。
有一次他终于鼓起勇气凑近了“老疤”,提出了这个问题。
“老疤”不知为什么把一个嘴角缩起来,害冷地吸着,又用手招了招,那是示意他凑近来。他就把耳朵凑近了。
老疤故意把嘴巴对在他的耳根上,炸雷似的喊了一声:
“你们被判了一亿年!”
<h5>4</h5>
打桩的工作紧张而又凶险,所有的人必须全部上阵,连最年老的、腿脚不便的也不能例外。
曲有一天轮到了一个夜班。他实在困得很,肚子里咕噜噜响,一点劲儿也没有。不过夜班虽然瞌睡,在微弱的灯光下也不太得眼,可是毕竟安全多了。因为在白天还要提防上面施工的人碰下石块。他苦做了一夜,后来简直是搂定了跟前凸出的一块石头才算没有掉下去。天露出了鱼肚白,一个监工的人——他不是“老疤”,也没有多少权力来指挥这里的工作,可他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见到了正在那里打瞌睡的曲,就拉开嗓子吆喝了一声。曲睡着了,打着呼噜,突然一阵寒冷,在那声吆喝里醒过来,身子使劲一抖。他忘记正抓紧了一块岩石,一抬手,脖子一仰就倒了下去。
第一下他磕在一块石头上,头立刻磕破了。他还没有来得及去感觉,又是一个树杈绊住了他的脚。他闭着眼睛说:“完了,这回是自己。”可正在这会儿,他觉得手被什么“呼啦”扫了一下,他紧接着一抓,抓住了什么,可是下半身已经悠下去了。他紧紧地抓着,睁眼一看,那是一条粗树根。他抓着它决不松手,咬着牙。旁边都是呼喊的声音,是和他一块儿换班的那三个人。他们吆吆喝喝,后来终于找来了一根绳子。
这时曲已经没有一点力气了,他知道自己只要稍稍松一口气也就完了。
上边的人喊:“快睁眼,快抓绳子!”
他在喊声里睁开眼睛,觉得右眼看不见了。一片发红的东西糊住了眼睛,原来额角的血流进了眼里。他费力分辨,终于看见有一个绳头在左肩那儿扫来扫去,悠动着,他要赶在它悠过来的瞬间伸手攥住。天哪,它悠过来了,他使出了全身力气,猛地把它攥住……
两个多月之后他们突然得到通知,离岗重回农场。
没人敢相信这个消息是真的,可是紧接着他们就被集合起来。报数,换衣服——那个装在木条箱子里的衣服又被归还了。
当抓到自己脏臭衣服的那一刻,他感到多么幸福啊。劳改农场真的来人了。他们都认识农场的人——这些人脸色冰冷,不管别人脸上露出多么感激的微笑,他们只是站在那儿一个一个清点,就像清点一群羊或牛似的。
当然,那个中年人再也见不到了。
他们排好队伍,在口令声里往外走去。刚刚走了不远,又看到迎面来了十几个人;走近了,这十几个人的轮廓看得更清了。曲认出,那是刚刚从农场开进来的。
他明白了,原来就是这些人把我们换回去的。他仔仔细细看着,后来他从前面第四个身影上辨认出那是路吟!他的左腿好像残废了,一拐一拐多么厉害——整个队伍中只有他一个人是拐子……领队的人推搡了曲一下:“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