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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刚过,我赶到了春琴在平昌花园小区的家中。
龙英和银娣也在那里。
春琴躺在一张由木凳搭起来的板床上,双目微闭,眼窝深陷,已经昏迷不醒了。现在正是六月的酷暑天气,可她身上还盖着一条厚厚的毛毯。每隔几秒钟,她的胸脯会有轻微的起伏,寂静之中,隐约能听到她胸腔里有一缕游气,像拉风箱似的,嘶嘶地响。龙英坐在床边,手里端着一只蓝边碗,用小汤匙撬开她的牙齿,往她嘴里喂红糖水。糖水喂进去,很快就从嘴角流了出来。
夏桂秋扶着门框,从客厅里探进来半个身子,对我们说,龙冬被人抓走的当天,春琴就病倒了。“叫她去医院,好话说尽,死活不肯。龙冬又不在,我一个女人,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急得恨不能一头在墙上撞死。四五天来,水米不进,不要说一个病人,就是一个好人,也禁不住这番折腾,眼看着就不中用了。”
我问桂秋,龙冬到底出了什么事,因何被人抓走了?屋子里的三个人,没有一个愿意搭理我。银娣严厉地瞪了我一眼,仍把目光转向桂秋,道:“现在送到医院也不迟。说不定,吊上两瓶葡萄糖,这人还有的救。”
龙英也在一旁帮腔道:“就是。说句不好听的话,死马当作活马医,也比眼睁睁看着她咽气强!”
桂秋道:“到了这时候,怎么说都晚了。我看她眼眶也塌了,耳朵也焦了,还救什么救?若是送她去医院,弄不好就死在路上。到头来,做个野鬼,她去了阴间,不知道要怎样骂我呢。不如就让她好好走。”
听桂秋这么说,银娣和龙英两人彼此对望了一眼,都没有吱声,等到桂秋离开之后,这才摇头叹气。
银娣从龙英手中接过那碗红糖水,坐在了春琴的跟前,将一勺水递到了她的嘴边,低声对春琴道:
“知道你心里苦。知道你想死。我们不拦你。这么多年,我们姐妹一场,也要有始有终。你若是还能听见我说话,好歹喝我一勺水,再走不迟。”
春琴还是牙关紧闭,一动不动。半晌,春琴的眼睛里渐渐地噙出了两颗泪珠,从脸颊上缓缓滚落。银娣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悲伤,把蓝边碗往床头的凳子上一搁,一个人跑到窗前,伏在窗台上放声大哭。
天快黑时,隔壁的邻居家中,传来了“新闻联播”的片头曲。银娣把我叫到了客厅里,哽噎着对我嘱咐道:“看这架势,也就是今天晚上的事了。你在这里守着,好歹警醒点。万一有个山高水低,就先去叫龙英,她家住得近。”
龙英随后告诉我,她的家就在对面那座公寓楼里,三单元102,门前有一棵大楝树。交代完了这些事,她们两个抹着泪,一起走了。
坐在春琴的床边,看着她的喘息一点点地微弱下去,看着她胸脯起伏的间歇越来越长,越来越弱,嘴里发出的嘶嘶声,也终于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我知道她的生命正在无可挽回地渐渐衰歇,就像行将燃尽的灯芯,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暗下去,暗下去。我抓住她的一只余温尚存的手,可就是这么一点温温的热量,也正在一点点地变冷。我呆呆地望着她,脑子里乱糟糟的。那时我已经知道,龙冬因为吸毒被抓,已被送去强制戒毒了。我身边连个商量的人也没有。
桂秋送了一壶开水进来。她说她已连续几天没合过眼了。现在总算有个人换一换,她要去好好补一觉,有什么事就叫醒她。
我拨通了同彬的电话。
其实,我也不指望他能帮上什么忙,只是想找个人说说话。从同彬“你老人家终于想起我来了”这句有些讥讽的话中,我可以感觉到他对我的“人间蒸发”仍然余怒未消。我问他人在哪里,同彬立刻敏锐地觉察到了我声音中的异常。
“你别管我在哪里,”同彬道,“你他妈先告诉我,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说了说春琴的事。开始还好,说着说着就悲不自胜,嚎啕大哭。电话那头是长时间的静默。
我问他是不是还在听,同彬说:“你说,我在听。”
当我在向他描述夏桂秋的为人时,同彬终于有点不耐烦了。他打断我的话,说道:“什么都别说了。你等着,我马上就到。”
即便在这个时候,同彬都保持着夸大其词的习惯。他所说的“马上就到”,意味着什么呢?
我在给他打电话的那个时候,他人还在山西的长治。他放下电话,要驱车220公里,才能抵达太原的武宿机场。由于晚上没有直接飞禄口的航班,他必须搭乘十点五十五分的班机,先飞上海,然后再从虹桥机场钻进一辆出租车,用“能开多快你他妈就开多快,要多少钱老子都给你”这样的话对司机软硬兼施,才能于第二天凌晨四点抵达朱方镇。
出租车在沪宁高速上疾驰的时候,同彬已经给朱方镇中心医院急救中心打了电话,因此急救车比他早了二十分钟抵达平昌花园小区的门口。
同彬见到我,嘴角挂着洋洋得意的微笑,像是在炫耀似的对我道:“没想到吧!什么叫做千里大营救?!”
他还带来了他的妻子——两个同名莉莉中的“新丰莉莉”。
急救中心的两个大夫正打算把春琴往担架上搬,夏桂秋从隔壁的卧室里听到了动静,睡眼惺忪地走了出来,厉声地喝止了他们。夏桂秋脸颊上带着竹席的压痕,盯着我的脸,讪讪地笑着,咬牙切齿地对我道:
“你从哪里弄来了这么一帮好佬?你们都是仁义的?就我这个做儿媳的不知好歹?婆婆生了病,我们做下人的难道就不晓得送她去医院,不舍得那几个钱?要你们这帮不相干的东西来替天行道?你们去邻居那里访一访,我平常对这个老东西怎么样!哪一样好吃的东西不先尽她挑,哪一回过年不曾给她做过新衣裳?她一个眼看就要咽气的人,半截身子都埋进土里了,你们不让她好好上路,非得这么瞎折腾。要是在路上翘了辫子,谁负得了这个责任?不是我不送她去医院,这人不行了,不中用了。”
桂秋这一嚷,那两个大夫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就没了主意。
桂秋刚从床上起来,头发虚拢着,只穿一条花短裤,裸露着粗壮的大腿,上身罩一件白色的圆领衫,硕大的乳房轮廓毕现,就连深黑的乳头都隐约可见。
同彬看了她一眼,没吭气。接着,他转过身来又看了她一眼,人就有些恍惚发呆。倒是旁边看似文弱的新丰莉莉,接过桂秋的话头,厉声道:
“中用不中用,你说了不算,大夫说了算。我告诉你,这人要是能救过来,算你有福气;万一救不过来,我就去法院告你,告你个虐待致死,少不了请你去监牢里呆几年。你要是识相,就让开道,否则我马上报警。”
一席话,说得桂秋寝声无言。
几个人七手八脚地将春琴往楼下搬。缓过神来的桂秋在房里跳着脚大骂:“不论死活,出了我这门,一切与我无关!”
同彬“嘿嘿”地笑着,轻声在我耳边道:“这婆娘是哪里人?性子蛮烈的。不过,我刚才瞧她那大腿,倒是白得亮眼。”
朱方中心医院是在原先公社卫生院的基础上建起来的,设施相当简陋。春琴被送入抢救室之后,我们三个人就在一个满地烟头、蚊虫乱飞的观察室里等着。一个患了急性阑尾炎的少年,在病床上痛得死去活来。他的父母因信不过这里的大夫,执意要等镇江的医生赶来主刀。同彬问了问少年的情况,就对这家医院的医疗水平产生了极大的疑虑。他有些后悔把春琴送到这里来,“还不如一手一脚,直接送她去镇江抢救。”
大约四十分钟后,抢救室来了一名大夫。他说,病人虽然还在持续的昏迷中,但病情已经基本稳定。她被送入了监护病房,“应该没什么大问题了。”
同彬问他有没有必要转院去镇江,大夫笑了一下,道:“我看没什么必要。我们初步帮她做了检查,没什么大毛病,就是饿的。这年头还能把人饿成这样,没听说过。你们也宽宽心。估计下午或晚上,等她清醒过来,你们可以去探望。”
大夫刚走,那个患病的少年也被家人心急火燎地推到了手术室。观察室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新丰莉莉说:“不如你们先去街上吃口饭,我在这里盯着。”
同彬说:“吃什么吃?你没看见外面下雨吗?”
到了这时,我才发现,屋外大雨如注,电闪雷鸣。天黑得像锅底,狂风把观察室的两面窗户都刮开了,窗框兀自摇晃着,乒乓直响。
暴雨一直下到上午十点多才停。
我们三个人出了医院,在附近的一条杂乱的弄堂里找到了一家面馆。我和同彬各要了一碗鳝糊面。莉莉嫌那里的碗筷不干净,要了一屉小笼包,用餐巾纸包着吃。
人算是救过来了,我心里的一块石头也落了地。可说起春琴病愈后的去处,三个人都有些焦心。刚才夏桂秋已经把话撂在了前头。就算她不说那句话,我们也不能让春琴再回那个家,重蹈覆辙。后来,新丰莉莉想出了一个主意:
“不如你们两人都去南京。我们公司的业务,大部分都转到了长治,南京正缺人手。你们去了,正好帮我们搭把手。”
同彬见老婆开了腔,也笑了起来,“这下我们算是想到一块了。我爸妈年纪也大了。他们死活不愿去山西,将他们搁在南京,还真不放心。春琴和他们都是老相识,在一块做个伴,说说话,挺好。你们要愿意去南京,最好不过,就算是帮我们一个忙。”
我没有表示什么意见。我心里清楚,即便我愿意去,以春琴的性格多半也是不会答应的吧。
同彬将碗里的最后一口面汤喝尽了,用纸巾擦了擦嘴,忽然对我说:“趁着雨后天气清爽,你陪我回老家看一眼怎么样?我已经二十年没回去过了。我们说走就走,快去快回。”说完,就拿眼睛朝他妻子身上瞧。
莉莉笑道:“看我做什么?去呗。这里有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