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　记 (第1/3页)

多丽丝·莱辛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宜小说jmvip3.com），接着再看更方便。

笔　记

［四本笔记完全相同，都是十八英寸见方，封面像廉价的波纹绸织物那样鲜艳亮丽。但颜色迥异——黑、红、黄、蓝各不相同。翻开封面，露出每本笔记的首页，但仍令人摸不着头绪。在每本笔记的第一页或第二页，只有一些草率写就的断章残句。然后出现一个标题，安娜似乎机械地将自己一分为四，并根据所写的内容的性质冠以名称以资区别。反正就这么回事。第一本笔记，即黑色笔记，一开始便乱涂乱画，稀稀拉拉点缀着一些音乐符号，一些高音谱号和￡形的标记，重重叠叠地变来换去。接着是一个环环相扣的复杂图案，再后面是文字：］

黑色

黑，它太黑了

它是黑的

这里存在着一种黑

［然后以反常而惊恐的笔触写下：］

每次我坐下来写作，让大脑处于松弛的状态，这些文字，它太黑了，或者说它们是与黑暗有关的。恐惧。对这座城市的恐惧。害怕孤独。真想跳起来，尖叫一声，或跑到电话机旁给什么人打个电话。能阻止自己这么做的惟一办法是有意去想像自己正陷在一片热光之中……白光，光，闭上眼睛，眼珠上盘旋着炽热的红光。那是坚硬的鹅卵石散发出的高温。我的手掌放在那上面，移动在苔藓之上。那是苔藓的颖果。小小的，就像那些小动物的耳朵；手掌上一块温暖的、粗糙的丝绸，不断地拉曳着我皮肤上的毛孔。热。太阳照在岩石上的气味。干燥而炽烈，脸颊上由尘土织成的丝绸，散发出太阳的气息。太阳。代理人关于小说的来信。每次信来，我就想哈哈大笑——讨厌的哈哈大笑。苦笑，绝望的笑，自我惩罚。虚幻的信，当我想起一片毛孔发热的花岗岩山坡时，我的脸颊贴在火烫的岩石上，眼睑上的红光。与代理人共进午餐。虚幻——这部小说越来越像一头有生命的野兽。《战争边缘》如今与我已毫不相干，它成了别人的财产。代理人说它应该拍成电影。我说不行。她很有耐心——她的工作使然。

［此处所标日期为一九五一年。］

（一九五二年）跟一位拍电影的人共进午餐。讨论如何为《战争边缘》配备演员。真不可思议，想笑。我说不行。发现自己终于被说服了。迅速起床，把小说缩短，居然发现《战争边缘》这几个字已经高高挂在电影院的门口。当然，他想把它叫做《被禁止的爱》。

（一九五三年）整个上午都竭力想回忆起坐在马雪比附近那个小湖的树底下的情景。徒劳耳。

［此处出现笔记的标题：］

黑　色

［书页正中划有一条醒目的黑线，左右两侧各有小标题：］

来源 钱

［左侧：小标题下写着一些残缺的句子，记录了值得回忆的一些场景，并贴有中非朋友写来的书信原件。右侧：记载着与小说《战争边缘》有关的一些事宜，包括从它的翻译所得的收入，商业性商谈的记录等等。

几页以后，左侧的记载结束了。三年中，黑色笔记在这里只记载了一些就事论事谈论商务的文字，以及由此引发对非洲自然风光的一些回忆。左侧文字以一份类似宣言的打印文稿继续开始，此打印稿实乃《战争边缘》的故事梗概。《战争边缘》如今被改成《被禁止的爱》。安娜写下这个梗概并非出于诚意，其协议也是在代理商的办公桌上签署的：］

彼得·卡莱是个活泼的年轻人，他在牛津大学辉煌的学业因二战爆发而中止。他跟一班穿皇家空军天蓝色制服的青年一道被空运到了中部非洲，接受飞行员的训练。年轻的彼得是个理想主义者，容易冲动，他了解了这座混居着有色人种的小镇的生活状况，惊讶之余便跟那班过着豪华生活的左派分子过从甚密。后者正好趁机利用他的天真和激进。平时，他们为黑人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待遇大声疾呼；周末，便上郊外一家装饰俗丽的餐馆寻欢作乐。这家餐馆由典型的英国地主布斯比和他标致的妻子开办，他们年轻漂亮的女儿爱上了彼得。他则以年轻人的轻率鲁莽千方百计挑逗她。而遭到酗酒成性、爱钱如命的丈夫冷落的布斯比太太也热烈地暗恋这位英俊的青年。彼得自己则厌倦了左派分子的周末狂欢，偷偷地与非洲当地的激进分子接触，这班人的首领正好就是这家餐馆的厨师。彼得爱上了这位厨师的年轻妻子，而她又恰好遭她那位对政治十分狂热的丈夫的冷落。然而，这种爱情与白人居住区的戒律与习俗是不相容的。他们一次浪漫的幽会被布斯比太太意外撞上，她妒火中烧，向皇家空军驻军的指挥官告发了此事，后者答应她把彼得调离殖民地。布斯比太太不了解女儿的心思，又把此事说给女儿听。这位情窦初开的女孩因彼得爱上了别人而不是自己而深感羞辱，她作为白人少女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心情于是变得很恶劣，在一场争吵中扬言要离家出走。在场的母亲发疯似的冲她叫嚷：“可你甚至都迷不住他！他宁可爱那个肮脏的黑人女孩，也不肯爱你！”那位厨师从布斯比太太口中得知他的年轻的妻子的不贞行为以后，即刻休了她，打发她回娘家去。但是，这位黑人女孩大胆地奋起反抗，她没有回家，而是直接进了城，流落街头做了妓女。悲痛欲绝的彼得什么希望都破灭了，在殖民地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但一个偶然的机会使他在一家卖私酒的酒吧里重逢他的黑人情人。他们两人就在开设在穿城而过的臭水河边的一家妓院里拥抱在一起，度过了这个最后的夜晚。这妓院是白人和黑人可以相聚的惟一场所。他们纯洁的爱情被这个国家粗暴的、非人道的法律和腐朽者的妒忌摧残了，他们的前途异常渺茫。他们悲悲切切地商定：等战争一结束，就到英格兰团聚，但谁都知道这只是好听的空话。第二天早上，彼得向当地那班“进步人士”告别，眼里分明流露出对他们的蔑视。与此同时，他的情人则掩藏在火车站月台另一端她的黑人同胞中间。当火车鸣笛时，她向他挥手；但他没有看见她。他那呆滞的目光表示他正沉浸在对未来的死亡的思索中——因为他是个王牌飞行员！而她则回到那座黑暗的城市的妓院里，倒在另一个男子的怀里放荡地哈哈大笑，以此掩饰内心所感受到的痛苦和屈辱。

［右侧所记如下：］

前来跟我商谈的人看了这个故事梗概后很高兴，随后便开始跟我商讨如何将故事编得更符合有钱人的口味，使他们掏钱时“更少一点懊丧”——比如说，女主角不应该是一位不贞的妻子，因为这会使她失去观众的同情，如果换成厨师的女儿就不一样了。我即刻说，我这样写是为了获得讽刺的艺术效果。他恼恨了一会儿，笑了起来。我看着他那张装成一副坦率、善良、富有耐心的模样的脸，觉得它就是当今这个特定的时代的一个丑恶的假面具，（举个例子，某某同志在准备屠杀关押在斯大林监狱里的三个英国共产党人时，肯定就是这副模样：“好了，但我们对人性向来都考虑得很不周全。”）他说：“好了，沃尔夫小姐，您慢慢就会明白：与魔鬼共餐时，您的调羹不仅得做得很长，而且得用石棉作材料才行——当然这是一个绝妙的故事，梗概写得十分得体。”我坚持自己的意见，他耐住性子，始终扮着笑脸，以极其宽容的态度问我是否反对这样的观点：尽管电影业存在着许多不足，但好的电影仍能拍摄出来。“甚至包括具有进步意义的电影，沃尔夫小姐，您看呢？”他为自己终于找到了能保证使我就范的措辞而欣喜不已，并把这种喜悦表露了出来。他的表情显得既洋洋自得，又充满嘲讽和残忍。我回到家里，心中油然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厌恶感。我于是坐下，自出版以来第一次重读这部小说。它好像不是我自己写的了。如果在一九五一年出版之初就有人要我对它加以评论，我一定会这样回答他：

“这是一本一流的小说，显示了二流的创作才能。背景的创新在于：罗德西亚大平原上的一个火车站，没有根基、受金钱驱使的白人居民和忧郁寡欢、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的非洲土著形成鲜明对照，烘托出一种特殊的氛围。故事的创新在于：一个因战争而被派到殖民地去的英国青年与一个半开化的黑人女子之间的爱情。隐匿其中的一个事实是：主题并没有多大新意，阐述也不够充分。简洁是安娜·沃尔夫创作风格的魅力所在。但要评判这种简洁的风格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艺术把握，还是通常所见的一种通过让小说的形态受强烈的情感支配而刻意获得某种效果的形式主义的花招，则为时尚早。

但从一九五四年开始，我是这样写的：

“以非洲为背景的小说继续大量涌现。《战争边缘》以其对乱哄哄的两性关系的极其敏锐的洞察力，是这类小说中写得较成功的一部。但关于白人与黑人间的冲突，显然没有说出多少新的东西。小说中最具史料价值的是它描写了种族隔离所引发的仇恨和残暴。这份来自种族边界线的最新报告提出了一个十分有趣的问题：白人留居的非洲大陆上所出现的这种压抑与紧张状况早已存在了许多年，为什么直到最近的四五十年代，它才突然间被文学艺术所曝光呢？如果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那么我们就能更多地了解社会与它所创造的能力之间、以及艺术与促其发展的张力之间的关系了。安娜·沃尔夫的小说创作是由一种对非正义的温和的义愤所激发的：这样做是好的，但仅此还不够……”

在我撰写评论文章的那三个月中，我每周阅读十多本书，结果发现：我对这些书所怀有的兴趣与我在阅读时所感受到的一切毫不相干——比如说(1)吧，他是旧的意义上的最后一位小说家，他就利用小说对生活作了哲学性的阐释。问题的关键是，小说的功能似乎正在变化：它已经成了新闻学的先驱。我们阅读小说是为了了解那些尚不为我们所知的生活区域：尼日利亚、南非、美国军队、矿区、切尔西的社团，等等等等。我们看小说的目的是想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五百部或一千部小说中只有一部具有小说之所以为小说的那种特质——即哲学性。我怀着同样的好奇心阅读了大多数小说，发现它们都只是报道性的读本。称得上成功的大多数小说都只是在报道社会某个区域的存在时显得有些新意，它所描写的某种类型的人尚未被纳入文学的一般意识之中。小说成了支离破碎的社会和意识的一项机能。人类有明确的分工，这种分工越来越细，甚至细分后还可以再分。要想反映这个世界，人们得想方设法去了解本国其他群体的情况，至于别国的群体，那就无从谈起了。要想全面了解这个世界是不可能的，因此，小说的报道成了一种媒介。就拿我们英国来说吧，中产阶级对工人群众的生活一无所知，反之亦然。但有关各个行业的报道、文章和小说随处有售，人们可以阅读这些书籍，就像考察原始部落一样。苏格兰的渔民是跟我在约克郡时认识的那些矿工完全不同的一类人。他们都来自一个比伦敦市郊的居民区更新奇的世界。

然而，我却没有能力写出惟一使我感兴趣的那种小说：即那种充满理智和道德的热情，足以营造秩序、提出一种新的人生观的作品。因为我感到十分迷惘。一直定不下心来再写一部小说。可供我写的“题材”不下五十种，但它们都不能让我得心应手。只要有一个题材能使我感到有把握，优秀而富有教益的小说便会源源不断地从出版社印出来。作为写作所必须具备的素质我只有一点，而且是最不重要的一点，那就是好奇心。一个新闻记者的好奇心。我的生活方式、教养、性别、政治观念、社会地位等等都阻碍着我进入生活的某些领域，为此我深感失望和遗憾。这也是我们这个时代某些最优秀的人物的通病。有的人能忍受其中的压力，有的则被它压垮了。这是一种全新的感觉，是有意无意间对一种新颖的、富有想像力的理解的尝试。但它对于艺术却是毁灭性的。我只是对如何在生活中最大限度地扩展自己感兴趣。我把这话说给苏格大娘听，她满意地点点头，以人们通常用来赞许伟大真理的口吻回答说：艺术家是在无力生存时才写作的。我记得，在她说这话时，我曾感到过一阵恶心。今天，当我正着手写作时，仍隐隐感到有些厌恶：这是因为这门属于艺术或艺术家的行业如今已大大贬值，成了头脑空空的业余爱好者的私有财产，弄得那些与艺术真正有联系的人一看见他们摇头晃脑神气活现的样子便恨不得逃得远远的。再说，当一个真理被穷究时——这一直是本世纪文学艺术的一个主题，简直成了可怕的老生常谈——人们便开始怀疑：这真的是终极的真理吗？人们会像那天我坐在苏格大娘面前那样想到“艺术家无力生存”这些话来，并让它们回响在脑子里，逐渐淡忘，最后克服了厌恶和迂腐。这些老生常谈竟然那么专断地出自一个心理分析者之口，这是有点非同寻常的。苏格大娘绝对是一个有教养的女人，一个受过艺术熏陶的欧洲人。她是以一个女巫师的身份说出这些陈词滥调的，如果她是跟自己的朋友，而不是对诊所里的病人说这番话，她会感到惭愧。针对生活是一个尺度，而对着诊察台又是一个尺度。我无法忍受这种状况。我最终不能忍受的就是这一点。因为这意味着生活具有一个道德标准，病人又有着另一个道德标准。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小说《战争边缘》处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准上。当我着手写它时，我心里就有数了。我当时就讨厌它，至今仍讨厌它，因为它在我身上变得那么专横霸道，已经威胁着吞噬我的一切。我于是手拎着自己的灵魂去见那位女巫师。然而，这位治病救人的人一听见“艺术”这个词便洋洋自得地笑了起来。艺术家这头神圣的动物认为万事万物都是正当的，认为艺术家所做的一切都是正当的。那种自鸣得意的微笑、宽容的赞许，并非为有文化的巫师或教授之流所独具。靠兑换货币为生的人，出版社的小丑，以及你的敌人都具有这一德性。当一位电影巨子想购买一位艺术家时，他搜寻创造力或创造的火花的真实企图只是为了将它摧毁，通过捣毁有价值的东西来实现自己的价值。这就是他不知不觉中所追求的一切——他把他的牺牲品称为艺术家。你是一个艺术家，当然……而那位受害者则总是傻笑，并把他的厌恶吞下肚子。

如今有那么多艺术家热衷于政治、甘愿“献身于”什么事业，其真正原因在于他们急巴巴想让自己置身于某种规章之中。不管那是什么规章，只要能将他们从曾被他们的敌人所利用过的“艺术家”这个名称的毒害中解救出来就行。

我记得十分清楚：在那部小说处于酝酿阶段的那段时间，我的心脏就怦怦跳个不停。后来，当我知道我会去写它时，便详尽地策划了想写的一切。“主题”几乎是抽象的。然而，如今我所感兴趣的却是：当初我为什么不把所发生的一切如实予以报道，而偏要编造一个与原始材料毫不相干的“故事”来呢？当然，直截了当、朴实无华、无形无式的报道不可能成为一部“小说”，因此也就无法出版，但我对“成为一名作家”或赚钱什么的玩意并不感兴趣。我这话并不是说游戏人生的作家写作时在拿自己开玩笑，开心理的玩笑——所写的事件得来自真实的事件，所写的人物得脱胎于生活中的真人。我只是在问自己：为什么偏得写成一个故事呢？这当然并非因为故事不好，不真实，或者它使什么东西贬值了，我只是在问：为什么不能用简洁的报道来揭示真理呢？

只要看一眼那个拙劣的提要，看一眼电影公司的来信，我便感到恶心。然而，我知道，使电影公司那么急切想知道是否有可能把小说改编成电影的原因也正是使小说获得成功的原因。小说写的是种族问题。我说过：小说中的一切都是真实的，但它所流露出的情绪却有点可怕，有点不健康，有点狂热。那是战争年代的一种盲目的骚动，一种虚伪的怀旧情结，一种对放肆、自由、混乱、无序的渴望。我很清楚地知道，如果今天让我再读一遍，我一定会感到羞愧，好像自己就赤裸着身子站在大街上。然而，别人似乎没有看到这一点。没有一个评论家看到这一点。我那些有文化、懂文学的朋友也没有看到这一点。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字字句句闪烁着可怕而虚伪的怀旧情结。我知道，为了写出另一部小说，写出那五十篇题材已备的社会报告，我必须十分审慎地去激发这种情感。正是这种情感将促成那五十篇文字成为小说，而不是通讯报道。

当我回想起与那班人在马雪比旅馆度周末的情景时，我不得不第一次把某些东西从自己身上抹去。现在开始写作时，我又得再次把它抹去，或者让“故事”开始以小说的形式出现，而不是以事实真相出现。这就像回忆一次炽烈的爱情，一次性的沉迷。非同寻常的是：随着怀旧情结加剧，随着故事开始成形，内心的激动就像显微镜下的细胞一样繁殖起来。这种怀旧情结太强烈了，我每次都只能写上几行字就停下来。没有任何情感能比这种虚无主义更刻骨铭心了，总是那么怒气冲冲，随时准备把一切抛入水中，心甘情愿地、急切地想让自己化为乌有。这种情绪也正是战争为什么会延续的根本原因之一。读过《战争边缘》的人即使他自己一点也没有意识到，也会无意中饱餐这种情绪。这就是我感到羞愧的原因，这就是我为什么会始终觉得自己好像犯了什么罪的原因。

那一班人是偶然凑合在一起的，他们心里明白，只要这场特殊的战争一结束，他们就不会再聚集在一起。他们谁都知道，并且极其坦诚地承认：他们间没有共同语言。

不管战争在世界别的地方激起什么样的热情和信仰，导致极其的贫困，它在我们这个国家却从一开始就是以双重的感情为其特征的。显而易见，战争对于我们来说是件好事。这一点说起来并不复杂，用不着专家来解释。中非和南非的物质繁荣是可感知的，每个人都会一下子变得更有钱。尽管中非的经济自古以来就只为确保人们最低限度的生活和发展的需要，但这对非洲人来说同样也是个事实。用钱买不到商品这种严重的状况将不复存在。至少不至于严重到使人活不下去。当地的厂商开始生产原先得靠进口的商品，这样就从另外一个角度证明了战争的两面性——建立在最低效、最落后的劳动力的基础上的非洲经济原先是那么迟滞、萧条，它因而需要某种来自外部的冲击。而战争正是这样一种冲击。

还有一个理由是针对犬儒主义的——首先，一旦人们开始对自己所蒙受的耻辱感到不耐烦，他们就会开始怀疑一切。这场战争呈现在我们面前是一场讨伐希特勒的邪恶主张和法西斯主义的战争，然而，在那一大片非洲大陆上，在大约半个非洲的领土上，希特勒关于某些人因种族的原因比别人优越的主张却大有市场。非洲大陆到处有不少人怀着嘲讽的态度欣赏着他们的白人主子加入军队去跟法西斯恶魔交战——那大都还是一些受过一定教育的非洲人。他们爱看自己的白人主子急巴巴地登上征程，前往就近某个战场投入反对某种主义的战斗。而这种主义如果产生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他们是一定会誓死捍卫的。整个战争期间，各种报纸的通讯栏目都充斥了这样的争论：任何一个非洲士兵都有可能拿枪口对准自己的白人主子，或者在晚些时候运用他所掌握的有关兵器的知识，那么，把一只哪怕很蹩脚的枪支交由他保管是否安全呢？得出的结论是——当然是正确的——这并不安全。

这儿有两条我们进行这场战争的正当理由，但从一开始，它们就具有某种可笑的讽刺意义。

（我再次不知不觉地以一种错误的口气来说话——我讨厌这种口气。然而，月复一月，年复一年，我们就一直生活在战争之中，我相信，它确实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破坏。这是一种自我惩罚，感情的封锁，一种对无法将相互冲突的事物糅合成一个整体的无奈和逃避。这样，不管战争多么可怕，人们就能在其中生活下去了。这种逃避意味着既不去改变什么，也不去破坏什么。这种逃避最终意味着个体的死亡或凋零。）

我只想简单地把事实记录下来。对于一般人来说，这场战争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的情况很糟，败局随时可能出现。这个阶段结束于斯大林格勒。但第二阶段一直往下延续，直至战争胜利。

对我们来说——我是指我们这些左派以及与左派有联系的自由主义者——这场战争则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俄国不参与这场战争。这妨碍了我们对它的忠诚——我们当中有一半人，甚至可说百分之百的人感情上都是向着苏联的。这个阶段因希特勒进攻俄国而告终。紧接着便是一个充满生机的局面。

人们对于共产主义，或者不如说对他们的共产党组织，太感情用事了，以致对一个有朝一日将为社会学家所关心的问题缺乏考虑。那就是社会活动问题，它是直接或间接由共产党的存在引发出来的。形形色色的人不知不觉中已受到共产党的鼓舞和激励，或被推向了一种新的生活。这种情形即使在一个只有共产党的小组织存在的国家里也是如此。在我们这个小镇上，自俄国介入战争，左派因此而活跃起来以后，一个小管弦乐队、一些读者团体、两个剧团、一个电影协会相继宣告成立（共产党本身的活动在此暂不去说它），此外还有一个业余组织对非洲农村孩子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次调查。当调查报告发表时，曾经使白人的良心受到触动，使他们很长时间怀有一种负罪感，并促使六七个社团就非洲问题举行了研讨会。在这个镇上，破天荒第一次出现了某种类似文化生活的东西。它受到了成百上千人的欢迎，尽管这些人对共产党的了解只限于他们是一班怀有仇恨的人。当然，这些现象很大一部分是不被当时正处在生机勃勃并且教条主义泛滥时期的共产党人赞许的，但共产党还是鼓励他们，因为坚定不移地信任别人这在当时已形成一种小小的风尚。

对我们来说（我们那一带的非洲各大城市都是如此），然后便是一个频繁活动的时期。这一阶段——一个充满喜悦而自信的阶段——大约结束于一九四四年，即战争结束之前。这一变化的原因并不在于外部的事件，如苏联“路线”的变化什么的，而在于内部的因素，在于共产党自身发展的结果。回顾过去，我看得出，从这个共产主义团体成立的第一天起，这种变化就已呈端倪。当然，冷战一开始，所有的讨论会、社团组织都相继消亡了，任何对中国和苏联的兴趣都由热衷转向怀疑（但那些单纯的文化组织，如管弦乐队，剧团等等，仍继续存在下去）。在我们镇上，就在“左派的”、“进步的”，或者说“共产党人的”热情——这些用词哪个更确切，现在很难说得清——正处在最高涨的时候，党组织内部那些发起者就已经变得心灰意懒，或迷惘失措、或彻底丧失责任心。当然，有一阵子，没有人能理解这一点，但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谁都清楚了，在共产党或其集团内部，与生俱来就存在着一种自我分裂的规律。世界各地任何一个共产党组织的存在或兴盛都是通过不断地排斥一些人或一些派系来实现的。这种排斥并非由于某一部分人有什么优缺点，而是以他们在某个特定时期是否与党内的方针保持一致而决定的。在我们这个规模不大、实际上十分可笑的业余组织里，发生在二十世纪初即共产党开创时期伦敦那个称为伊斯拉克的组织身上的一切无不一一重现。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运动的历史早就有所了解，我们就能从犬儒主义以及挫折与迷惑中解脱出来——关于这一点现在我不想多说。从我们的例子可以看出，“中央集权”的内在逻辑必然导致分裂的产生。我们当时跟非洲大陆上出现的运动并无任何联系——任何民族主义运动和工会诞生以前，犬儒主义就存在了。当时曾有一些非洲人在警察的鼻子底下秘密聚会，但他们并不信任我们，因为我们是白人。其中有一两个人来请教我们有关技术方面的问题，但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他们脑子里是怎样想的。当时的形势是：一班极其好战的政客满脑子想着如何组织革命运动，他们不顾实际情况频繁活动，想促使黑人骚乱起来，但实际上就是再过若干年黑人群众也不会照他们的意思去做。南非的共产党也面临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一个由外国人组成的团体，我们这个组织内部的斗争、冲突和辩论可能有助于它的发展，但由于没有根，它就只能很快走向毁灭。一年之内，我们的组织就分裂了、形成了帮派，出现了背叛者，而那忠诚可靠的坚强核心，除了个别成员外，一直在不断地变动。由于我们无法理解这种变动，我们的热情一天天在枯竭。尽管我们已经意识到这种自我毁灭的过程从它诞生的一刻起就已开始，我们还是无法确定自己的言行究竟在什么时候开始变味。我们依然努力工作，但一种强烈的犬儒主义思想已日渐冒头。一走出严肃的会议室，我们所开的玩笑便与我们所说的，所信仰的那一套不相吻合。从人生的那一刻开始，我才真正懂得了如何看待人们的玩笑。一句略带恶意的言辞，一个稍嫌愤激的声音，十年以后都有可能演变成一个致命的毒瘤。这样的情况我经常看到，除了政治团体或共产党组织，其他许多地方也不例外。

我要描述的这个组织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党内”斗争（我不得不在“党内”这个词上用上引号，这是因为这个所谓的“党”从来没有正式宣布成立过，它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感情化的实体），它分裂成两派，为的都是鸡毛蒜皮的事——这些事那么微不足道，我现在甚至回忆不起来了。我们只是感到十分震惊和迷惑：那么大的仇恨和对立仅仅是因为一个小小的组织问题而引起。两派组织同意继续合作——我们总算没有完全丧失理智。但我们有各自的方针政策。出于失望，我至今仍想笑出声来——一切都那么无关紧要，但事实是，这个组织就像一个由流放者组成的团体，因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怀着流放者所怀有的深仇大恨。我们大约有二十来人，个个都是流放者。我们的观点远远赶在这个国家发展水平的前头。噢，对了，我现在想起来了，我们之所以发生争吵，是因为我们中有一半人抱怨说某些成员“没在这个国家扎根”。我们就因这样一些话而闹分裂。

下面就谈谈我们这个分裂出来的小派别吧。其中三人来自空军兵营，他们最初都是在牛津认识的——分别名叫保罗、杰米和泰德。然后是乔治·豪斯娄，一个养路工。维利·罗德是一个来自德国的难民。接下去是我自己。还有玛丽罗斯，她就出生在这个国家。在这个圈子里我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自由的。这“自由”的含义是指我当初是自己选择到这个殖民地来的，只要我乐意，随时可以离开。但我为什么不离开这个地方呢？我恨这个地方，自从一九三九年初次来到这里结婚并成为一个种植烟草的农场主的妻子以后，我就一直恨它。我是在此前一年在伦敦认识史蒂文的，他当时在那里度假。到农场后第一天，我便知道自己喜欢史蒂文，但绝对无法容忍他那儿的生活。但我终于没有回到伦敦，而是进了城，做了一名秘书。多年以来，我的生活似乎显得很充实，开始三心两意地做一些暂时性的工作，并一直保持这种状况。比如说，我成了一名“共产党员”，其原因就在于左派是这个镇上惟一具有道德力量的人，只有他们理所当然地把种族隔离看做洪水猛兽。然而，在我身上始终存在着双重人格：共产党员的人格和安娜自己的人格。安娜的人格一直在评判共产党员的人格，反之亦然。我想，我可能患上了某种懒散症。我知道战争马上就要爆发，回家的路将变得艰难，但我还是继续留了下来。我不喜欢这里的生活，我并不快活，但我还是去参加日暮后的聚会，跳舞、打网球，看日落。时间似乎显得那么遥远，我简直感觉不到自己曾经做过这一切。我“记不起”作为坎贝尔先生的秘书是怎么生活过来的，每天晚上又是怎样去跳舞的。好像这些事都发生在另外一个人身上。不过，我好像认清过我自己，但这样的想法也只是那天找到了一张旧照片才产生的。那张照片上的人是个又瘦又小、脾气暴躁的小女孩，简直就是一个洋娃娃。比起当地的女孩子来，我自然显得老于世故；但经验却比她们少得多——生活在殖民地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做更多的事。女孩子们在那里能做的事如果在英国就非得去争去抢不可。我的老于世故只是在文学和社交方面。玛丽罗斯显得很脆弱，很容易被人伤害，但即便跟这样的女孩子相比较，我仍像婴孩一样缺乏经验。那张照片上的我站在某家俱乐部的门口台阶上，手里握着个球拍。我看上去很开心，很刻薄。那是一张又小又尖的脸。我身上从来没有过殖民地人那种令人羡慕的品质——即好脾气。（为什么说它令人羡慕呢？反正我很喜欢那样的脾气）。我已记不起自己有过什么想法，只记得每天都对自己说：我现在必须订好机票回家。即使战争开始以后也一直这样想。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我碰到了维利·罗德，跟政治打上了交道，但并非第一次。我当时年纪太轻，当然不可能参加西班牙革命，但我的朋友们参加了。因此，共产主义和左派对我来说已不是什么新鲜事。我不喜欢维利，他也不喜欢我。然而，我们却开始在一起生活，或者说尽可能这样去做。在一个小镇上生活，任何人都知道你在干什么。我们住在同一家旅馆里，一起用餐。我们在一起差不多过了三年。然而，我们相互间既不喜欢，也不理解。我们甚至在一起睡觉时也不怎么开心。当然，那时候我没有经验，在那以前我只跟史蒂文睡过觉，但为期不长。我知道我们并不投合，这一点维利也知道。自从对性有所了解以后，我懂得了“不投合”这个词的某些真实的含义。它并非指没有爱情，没有同情心，不耐烦，不懂事理。两人在性关系上不投合，好像他们身上的化学结构就是对立的，但在跟别人上床时又会变得非常幸福。对了，维利和我十分清楚这一点，因此也就不去追求那种无益的欢娱。我们的感情仅此而已。我们都同情对方，两人都怀着一种悲怆的失望，并为之苦恼着，因为我知道，在这方面我们无法使对方获得幸福。没有任何东西阻止我们选择对方作为自己的伴侣，但我们没有这样做。你说怪不怪，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我具有被我称之为懒散或好奇心的品质，即使我觉得自己早就克服了它，但实际上它总是逗留在我身上挥之不去。这是不是由于脆弱？在我写下这个词以前，我从没想过这个词可以运用到我身上，但我揣测它确实可以用在我身上。然而，维利决不是个生性脆弱的人。相反的，他是我所知道的最无情的人。

一写下这句话，连我自己也感到震惊。我这话是什么意思？他完全能做到十分和蔼。我现在记起来了：许多年以前我就发现，不管我用一个什么样的形容词来描述维利，总能同时用上它的反义词。是的。我翻阅了以前写的笔记，发现在维利的标题下曾列过一张表：

无情的 仁慈的

冷淡的 热情的

感情用事的 讲究实际的

如此这般一直往下写。底下还有几行字：“当我写下关于维利的这些印象时，我发现我对他一点也不了解了。要想理解一个人，你一定得先列一列表。”

我实际上所发现的是：用这些话来描述一个人的个性都是没有意义的。但当时我并不懂得这一点。要描述一个人，你可以这样说：“维利僵着身子坐在桌子的前端，让脸上那一对一闪一闪的眼镜片对准正在朝他看的听众，开始以严肃的口吻说话，语气中略现粗俗而笨拙的幽默感。”如此等等。问题的关键是——也正是这一点使我心神不安（奇怪的很，很久以前，由于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在我列出这些意思相反的词语时，我便不知不觉地流露出这种心神不安的心情）——在我说“好与坏”、“强与弱”这样一些意义大相径庭的词语时，我的态度是超越道德的。当我开始编写“故事”或“小说”时，我便打算奉行这样的准则，别的一切我都顾不上了。我所关心的只是：我应该把维利和玛丽罗斯写出来，让读者感受到他们的真实性。在左派的周围生活了二十年以后（这意味着有关文学艺术的道德标准的说教曾先入为主地影响过我二十年），我如今所主张的却只有这一点了。我说这话的意思其实是：在我看来，人的个性是一片奇特的火焰，它是神圣的，与之相比其他的一切都微不足道。这就是我要说的话吗？如果是，这话又是什么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