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汤姆逐渐适应盲人生活
长辈们竭力帮助他
整整一周，汤姆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一周过后，摩莉用这样的话对安娜说，她的声音已完全失去了往昔的自信：“安娜，你说这不奇怪吗？这一星期以来，他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如今却能活下去了。看样子不会再有什么事。但如果他死了，我们不也照样觉得那是不可避免的吗？”一星期以来，这两个女人要么在医院陪伴在汤姆的病床边，当医生们会诊或动手术时就在隔壁的房间里守候，要么就回安娜的住所照顾简纳特，收取表示同情的信件，接待前来慰问的客人。她俩还得提起精神去应付那位公开怪罪她们的理查。在这一星期中，一旦时间略为从容，心情稍显平静时（尽管这种反应乃人之常情，但她们还是要问自己或对方：为什么她们会变得那么茫然，除了麻木和焦虑，别的什么感觉都没有呢？）她们便会谈起摩莉对汤姆的关心，安娜与他的关系等事，以便确定到底因什么或什么时候她们真正伤害了他。当然，所谈的事都是她们所熟悉的，因此，两人只要简单地交换上几句就各自心领神会了。他的自杀是不是因为摩莉整整一年不在家？不，她依然觉得自己这样做并没有错。是不是因为她们的生活毫无目标？但她们还能有别的什么生活方式呢？是不是因为汤姆最后那次拜访安娜时说了什么话或者某些未说出的什么话？有这可能，但她们还是否定了。到底是什么原因谁也说不上来。她们而且并没有把这次突变归咎于理查，当他谴责她们时，她们只是这样回答他：“理查，相互埋怨是没有用的。现在的问题是：以后能为他做点什么。”
汤姆的视觉神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他有可能变瞎。但大脑没有损伤，或者说，至少能恢复。
既然他已脱离危险，生活又恢复了正常，只是摩莉动辄就会异常伤心地低声哭泣上好几个小时。安娜忙她自己和简纳特的事；她有必要瞒住简纳特，不让她知道汤姆曾经想自杀。她曾经说过“出了点事”，但这种说法是愚蠢的，因为从孩子的眼神里她发现她已经觉得日常的事务中随时潜伏着“出事”的可能性，那“事”的严重性还足以让人仰天躺在医院里，永远变成瞎子。因此，安娜修正了那种说法，只说汤姆擦手枪时走了火。简纳特则马上反驳说他们的住宅里并没有手枪；安娜也说没有，而且永远不会有。孩子的忧虑终于消除了。
与此同时，汤姆头上裹着纱布，默默地躺在阴暗的病房里，经过许多人的细心照顾，他终于开始挪动身子，活转过来，并开口说话了。围在他身边的一班人，包括摩莉、安娜、理查、马莉恩等，都站着等待，坐着等待，一周内没日没夜地守着他，他们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一直都在放任他，使他朝死亡的深渊越滑越远。当他一开口，那话就让人大为震惊。当他作为一个重伤的病人蒙着白布、绑着绷带躺在那里时，他们心里已不再想他性格中的那份执拗，那份令人诅咒的，导致他向自己的脑袋射出子弹的执拗。他开口的第一句话——他们都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你们都在这里，是吗？嗨，我看不见你们了。”他说话的神态使他们沉默了。他继续说：“我眼睛瞎了，是不是？”他能活转过来，本来能使他们舒一口气的，但这话一出口，又使他们的心情轻松不起来了。过了一会儿，摩莉把真实情况告诉了他。四个人围着病床站着，看着那颗蒙着白纱布的脑袋，想到他以后的生活将必然是一场寂寞而勇敢的奋斗，每个人心里无不充满着恐惧和怜悯。但汤姆什么话也没有说，他躺着一动不动。那双继承了他的父亲的粗笨的手搁在左右两侧。他把它们抬了起来，摸索着凑到一块，以忍耐的姿态交叠在胸口上。他的这个手势意味深长，使摩莉和安娜交换了一个眼色，那里面的含义已不仅仅是同情了。这是一种恐惧的表示——但表面上两人只是点了点头。理查看见了这两个女人所交换的眼色，恼恨得咬紧牙关。只是在病房里不便发作，但到了外面，他就把话说出来了。他们一起走出医院，马莉恩走在后面一点——这次发生在汤姆身上的可怕事件使她暂时停止了酗酒，但她的行为似乎仍停留在自己那迟钝的世界里。理查声色俱厉地对摩莉说话，同时还把愤怒的目光投向安娜，以便把她也拉扯进去：“这简直太残忍了，是不是？”“你说什么？”摩莉将伏在安娜肩膀上的头抬了起来，问道。他们这时已走出医院，她因哭泣浑身颤抖着。“把那样的话告诉他，说他将永远成为瞎子。看你说了什么！”“他知道的。”安娜说，她发现摩莉已颤抖得说不出话；她还知道，他所怪罪她们的还不在于此。“他知道的，他知道的！”理查以嘘声嘲笑说，“他刚刚恢复知觉，你便告诉他，他将永远变成瞎子。”安娜不去多想他此时的情绪，就事论事地说：“他总得知道的。”摩莉不去理睬理查，顾自与安娜谈起刚才在医院病床旁所交换的沉默而惊恐的一瞥：“安娜，我相信他已苏醒好一会儿了。他只是在等我们大家都到场——好像他很乐意这样做。你说这不可怕吗，安娜？”她说完便嚎啕大哭起来。安娜对理查说：“别再把气出在摩莉身上了。”理查嘴里含含糊糊地抱怨了句什么，便迅速转过身去；马莉恩一直若即若离地跟在他们三人后面，理查不耐烦地拉住她的手，带着她穿过有序地点缀着色彩艳丽的小花圃的绿草坪走开了。他跟马莉恩头也不回就上了车，丢下她们只得自己叫出租车。
汤姆的精神一点也没有崩溃，他毫无陷入不幸或自怜的深渊的迹象。从一开始，即从他开口说话那一刻起，他便显得很富有耐心，很安静，很乐意配合医生和护士，跟安娜和摩莉说话，甚至还愿意跟理查商讨前程。正如护士们反复所说的那样——她们的言语中并非没有丝毫的不安，这是安娜和摩莉能深切感受到的——“一个模范的病人”。她们说——反复说——她们从来没见过有谁在遭受如此不幸后还能如此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命运，何况他还仅仅是个二十出头的青年。
为了适应盲人的新生活，人们建议汤姆在医院的训练班里待上一段时间，但他坚持要回家。他已充分利用了住院那几个星期的时间，如今已能自己管理食物，洗手洗脸，照顾好自己的生活，而且还能慢慢地在病房里走动走动。安娜和摩莉坐在一旁看着他。一切都恢复了正常，他显然又跟先前一模一样了，只是失明的眼睛上架起了一副墨镜。他以近乎固执的耐性从床上移步到椅子边，再从椅子边移步到墙脚，专注地咬紧嘴唇，每个微小的动作里都透露出一份坚强的意志。“不，谢谢你，护士，我自己能行。”“不，母亲，请别帮我了。”“不，安娜，我用不着帮忙。”他确实已不需要人家帮助他。
经商定，摩莉把二楼的起居室让给了汤姆——以便他少登几级楼梯。他接受了这一安排，但他又坚持她和他的生活应该一如既往。“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母亲，我不想改变现状。”他的声音是她们早就熟悉的，其中隐含着他拜访安娜那个晚上谈话中所含有的歇斯底里，一种暗暗的嘲讽和尖酸。他的声音与他的动作一样是迟缓的，清楚的，克制的，一字一句都经过思路清晰的大脑的过滤。当他说“没有必要作任何变动”时，两个女人交换了一下眼色（由于他看不见东西，她们这样做似乎很安全；不过，她们依然怀疑他实际上什么都心里有数），内心都茫茫然感到一阵恐慌。因为他说这话就好像什么变化都没有发生，好像他的失明只是出于偶然，如果他的母亲为之感到不快，那也只是她自己的事，或者说她之所以变得挑剔、唠叨，那也仅仅因为她是个为子女不爱干净或别的什么不良的习惯而动气的妇女。他迁就她们，就像一个男子迁就生性难缠的女人。两人看着他，惊恐不安地相互对视，然后又把目光移开，因为她们能感觉到他已经闻到了那种无言的恐怖。这个男孩不屈不挠，坦然地调整自己，以便适应那个已经属于他的黑暗的世界，在他面前，她们一筹莫展。
他住的那间屋子别的一切都保留原貌：那铺有白色的垫子的窗台是摩莉和安娜过去经常坐着谈话的地方，窗台后面摆着花盆，遇上下雨的日子，那雨（如果是晴天，那苍白的阳光）就落在窗玻璃上。但如今这里摆了一张干净的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靠背笔直的椅子和几个使用方便的书架。汤姆开始学盲文。他拿了本笔记本和小学生用的尺子学写字。他写的字与过去的已大不相同：字体一个个很大，很方正，很清楚，就像小孩子所写的那样。当摩莉前来敲门时，他会放下他的盲文课本或练习本，抬起那张戴了墨镜的脸说一声“进来”，那声音虽然显得彬彬有礼，却只是暂时的应酬，就像某个公司的老板坐在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那样。
为了照顾汤姆，摩莉曾谢绝了在某个戏中扮演的角色，如今她又回到了自己的岗位，重新参加演出了。安娜也停止了在摩莉去剧院的晚上对汤姆的造访，因为他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安娜，你能来看我，同情我，真是太好了，但我一点也不感到烦闷。我喜欢一个人待着。”他说这话时俨然像个仅仅爱好孤独的男子。一直想跟他恢复出事前那种亲密无间的关系而不可得的安娜（她觉得他好像成了一个她完全不认识的陌生人）于是也就顺水推舟了。她实际上也真的想不出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再说，与他单独待在房里时，她时不时地会陷入极大的恐怖中。其中的原因她自己也弄不明白。
摩莉如今不再从家里给安娜打电话，而是到电话亭或剧院里去打，因为她的电话机就在汤姆的房间外面。“汤姆怎么样？”安娜经常问起。摩莉的声音又变得响亮而咄咄逼人，但始终含有一种疑惑而痛苦的意味，她会回答说：“安娜，他变得越来越古怪了，我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做什么好了。他总是待在那个房间里，一个劲地做事，安静得很。当我再也忍不住走进去时，他便抬起头来问：‘母亲，你有什么吩咐吗？’”“这我知道了。”“我于是说一些傻话，比如说——我想你可能想喝杯茶。他总是说‘不’，当然，说话时极有礼貌，我也就只好出去了。他如今正学习自己弄茶和咖啡，甚至还要学做饭呢。”“他要摆弄瓶瓶罐罐什么的吗？”“正是，我真的吓坏了。我不得不走出厨房，因为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什么。他说，母亲，没有必要为我担惊受怕，我不会烧着自己的。”“嗐，摩莉，我也不知道说点什么好了。”（说到这里，她们沉默了下来，因为她们都有话不敢说。）过了一会儿，摩莉接着说：“人家都来看我，他们原先都那么和蔼可亲，你懂我的意思吗？”“是的，我懂。”“你可怜的儿子呀，你不幸的汤姆呀……我一直只知道一切都乱哄哄的一团糟，但对这句话从没有像现在理解得这样深刻。”安娜能理解这一点，因为我们那些朋友和熟人们都把她当做了话柄，他们表面上很和蔼，但骨子里隐藏着恶意。他们常常在背后指着摩莉说：“当然，不幸的是，那一年摩莉离开了家，丢下了她那个男孩。”“我觉得这与此事没有任何关系，何况她事先还经过慎重的考虑。”或者说：“当然，还有那桩破裂的婚姻呢。它肯定给汤姆造成了别人无法估量的影响。”“噢，就让他们说去吧，”安娜笑着说，“我也有过破裂的婚姻，但我确信简纳特不会有那样的结局。”安娜总是处处护着摩莉和她自己，但她们还有别的话不敢说——那也正是她们两人感到恐惧的原因所在。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这个简单的事实中得到说明：不足六个月以前，安娜每次给摩莉家里打电话跟她聊天时，总要顺便问候一下汤姆；当她拜访摩莉时，也总是要到汤姆的房里坐一会儿；接受摩莉的邀请参加聚会时，汤姆通常也在来宾当中。可以说，安娜是摩莉生活的见证人，她见证了她跟男人的交往，她的欲求，她的失败的婚姻。——然而，所有这一切，这经过许多年缓慢的发展而形成的亲密友谊如今已受到抑制和破坏。除非有非常实际的理由，她再也不给摩莉打电话，因为，即使电话机不在汤姆房门外面，他也完全能凭他的第六感觉揣测谈话的内容。比如有一次，始终咄咄逼人地谴责别人的理查打电话给摩莉：“你只要回答我是或不是就够了：我想找一个受过专门训练的照顾盲人的护士照顾他，让他出去度度假。你要不要让他去？”摩莉还来不及答话，汤姆已从屋里提高嗓门说：“告诉爸爸我很好。谢谢他，就说我明天会给他打电话的。”
从此以后，安娜晚上再也不随随便便拜访摩莉了，即使从她家门口路过，也不轻易进去，要去时也是先打电话，然后再去按门铃。只要听一听楼上传来的门铃的震颤声，她就能确信汤姆已经知道她来了。门开了，只见摩莉脸上挂着苦涩而勉强的微笑。她们进了厨房，相互寒暄着，凭意识都知道汤姆就在隔壁。茶或咖啡弄好了，其中有一杯留给汤姆，但他总是拒绝。两个女人上楼进入那个曾经作过摩莉卧室，如今卧居两用的房间。她们坐在那里，不由自主地想起楼下那个残废的男孩，他如今已成了这幢房子的中心，这里发生的一切全在他的知觉之内——他已经成了一个看不见事物但能感知一切的存在。摩莉按习惯闲聊了几句，谈了点有关剧院的琐碎小事，然后她就沉默了，嘴巴因焦虑而扭曲起来，两眼红红的早已噙满了泪水。她此时大有大哭一场的倾向——一个字，一句话，都可能刺激她，使她把强抑住的泪水毫无节制地喷涌出来。她的生活已经完全变了。如今她去剧院演戏，路上购买所需的一切，回家后总是孤零零一个人坐在厨房里或自己的起居室里。
“你不见见什么人吗？”安娜问。
“汤姆也曾这样问过我。上星期他对我说：母亲，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就停止社交活动。你为什么不把你的朋友带到家里来呢？也好，我就照他的话办吧。我于是把那位导演带回家，你知道，就那个想跟我结婚的人，名叫迪克——你还记得吗？他对汤姆一直很亲热——我是说真的很亲热，很和气，毫无恶意。当时我和他就坐在这里，一道喝威士忌。我第一次心里这样想，好了，我不会在意的——他是个好人，今晚我就可以把事情定下来，依偎在一个善良的男人的肩膀上了。正当我准备为自己大开绿灯时，我又突然意识到——要我尽女性的一切温柔去吻他而不让汤姆知情是万万做不到的。虽然汤姆绝对不会因此而反对我，但第二天一早他很可能会这样说：昨晚过得很愉快吗，母亲？我真太高兴了。”
安娜本想随口说一句：你想得太多了，但这话终于没有说出。因为摩莉并没有想得太多，她在摩莉面前不应该那么不诚实。“你知道吗，安娜，只要我一看见汤姆鼻梁上架着那一对可怕的黑色玩意——你知道，他总是打扮得整整齐齐的，他的嘴巴——你知道，他那张嘴巴总是专横地紧闭着……我即刻就会来气……”“是的，这我能理解。”“但这不是太糟糕了点吗？我的恼恨已溢于言表了。你知道，那慢吞吞的，小心谨慎的举动。”“我懂。”“要命的是，他还是以前那种样子，只是更露骨了，你懂我的意思了吗？”“我懂。”“就像一头蛇怪。”“我懂。”“我会恼恨得大声尖叫起来的。现在的问题是：我必须离开这里，因为我十分清楚，他知道我心里在想些什么……”她停了下来。过了一会儿又以轻蔑的口吻继续说下去，“他喜欢这样做。”她突然放声大笑起来，说，“他快活着呢，安娜。”“是的。”她终于把话说出来了，两人都感到一阵轻松。“他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快活，事情就可怕在这里……这一点你从他的行动中、言谈中就能看出——他平生第一次找到了一个完整的自己。”听到从自己的嘴里说出“一个完整的自己”这个话，心里又对照着想起儿子自残其身这一事实，摩莉惶恐地喘起了粗气。她用双手捂住脸哭泣起来，不同的是，这一次的泪水是从全身心流出来的。哭完后，她抬起头，装出笑脸说：“我不该哭。他会听见的。”这时候她的笑容中仍透露出一份勇敢。
安娜第一次注意到，她的朋友的一头蓬乱的金发中已有几丝银发，那双坦诚而悲伤的眼睛周围各有一个黑圈，周围的骨头十分显著地向外凸。“我想你应该染一染头发了。”安娜说。“有那个必要吗？”摩莉气呼呼地说，然后又哈哈大笑起来，“我现在就能听见他说的话了。我如果做了高雅的发型上楼，心里沾沾自喜时，汤姆就会凭嗅觉知道我染了发，感觉到我的头发在飘动，他会说：母亲，你染过头发了吧？这时候你如果仍不会动气，那就真让人高兴了。”“我很高兴你不动气，即使他先动了气你也能忍。”“我希望自己一旦习惯了这一切，能变得明智起来……昨天我就在考虑这件事——我是说习惯这一切。这就是生活，你得习惯那些实在难以忍受的东西……”她的眼睛红红的又噙满了泪水，她再次坚决地眨着眼睛把它挤掉了。
几天以后，摩莉从电话亭打电话来说：“安娜，发生了一件很奇怪的事。马莉恩一天到晚老是来看汤姆。”
“她怎么样？”
“自从汤姆出事以后，她几乎从来不喝酒了。”
“谁告诉你的？”
“她告诉了汤姆，汤姆又告诉了我。”
“哦，他怎么说？”
摩莉模仿她儿子那种慢条斯理的腔调说：“总的来说，马莉恩最近确实表现得很好。她已大有好转了。”
“他不会这样说吧？”
“是的，他正是这样说的。”
“那好，至少理查听了一定会高兴的。”
“他大发雷霆。他给我写来长信发泄他的怒火——尽管这个邮班有我十来封信，但我刚打开其中一封，汤姆就问：‘父亲有什么话说？’——马莉恩几乎每天都来，跟他一待就是好几个小时。他欢迎她就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教授欢迎他的得意门生。”
“哦……”安娜无可奈何地说。“哦。”
“我懂了。”
几天以后，安娜应邀来到理查的办公室。他先给她打了个电话，以充满粗鲁和敌意的口吻说：“我想见见你。如果你愿意，我也可以到你那儿去。”“但你显然不愿意。”“明天下午我肯定抽得出一两个小时的时间。”“噢，不，我相信你一定抽不出时间，还是我过来吧。我们要不要约个时间？”“明天下午三点钟，你方便吗？”“那就三点吧。”安娜说，她很高兴理查不到她的住处来。在过去的几个月中，她脑子里老想着汤姆站在她的笔记本跟前一页一页地翻动，结果那天晚上他就打算开枪自杀了。最近她又记了几条，都写得很痛苦。她觉得那个男孩好像就站在她的身边，瞪着一双火热的黑眼睛在谴责她。她觉得她的房间已不再是她自己的了。如果让理查进去，那只会使事情变得更糟。
下午三点正，她准时见到了理查的秘书，这秘书告诉她，理查让她先等一下。十分钟过去，她估计这时他的虚荣心应该得到满足了。十五分钟以后，她被告知可以进去。
正如汤姆所说，坐在办公室里的理查神气活现的，那模样是她从来意料不到的。这个帝国的总部在这座城市里占据着一幢古老而丑陋的四层楼建筑。这里当然不是真正交易生意的场所，而只是展示理查和他的助手的人格的窗口。室内的装饰很讲究，很有点儿国际化。如果你在世界其他什么地方见到类似的办公大楼，也用不着感到奇怪。从你走进巨大的正门那一刻起，那电梯、走廊、候客室无不为你最终见到理查形成一种冗长而周密的铺垫。黑色的地板足足有六英寸厚。墙壁上开有白色的窗口，上面嵌的是深色的玻璃。室内的光线有些幽暗，显然是因那些照管得好好的、沿墙一层层铺展开的绿色的爬藤植物所致。理查那阴郁而固执的神情多少被身上那叫不出名堂的着装所冲淡，他此时就坐在一张桌子后面，桌子酷似一座被绿色的大理石所包围的坟墓。
在等候接见的这段时间里，安娜观察了那位秘书，注意到她的体型很像马莉恩：又一个长着一身胡桃色皮肤的女孩，喜欢把自己打扮得花枝招展的，但同时又不那么爱整洁。在被引见的数秒钟时间内，她留心观察了一下理查和这个女孩的举动，拿眼睛瞟了一眼他们两人，意识到他们的关系确实有些暧昧。理查看出安娜已胸有成竹，于是说：“我不想听你发表演说，安娜。我只想跟你认真地谈谈。”
“我不正是为此而来的吗？”
他强压住自己的怒火。安娜拒绝在他所提供的摆在他对面的那张椅子上坐下，而是坐到了离他有些距离的窗台下。他还来不及说话，电话机上的绿灯就亮了，他只好表示歉意先去接电话。“对不起，请等一会儿。”他又说了一遍。室内的一道门打开了，一个年轻人抱着一沓文件走了进来，以极其谨慎而富有魅力的姿势把它放在理查前面那块大理石墓碑上，在他踮着脚轻轻地退出以前几乎一直哈着腰。
理查赶紧打开文件，用铅笔在上面涂写了几笔，正准备按另一个按钮时，恰好看见安娜的脸，便说：“有什么特别有趣的事吗？”
“没有。我记得有人说过，一个抛头露面的人的价值是由他周围可爱的年轻人的数目决定的。”
“摩莉说的吧，我想。”
“是的，正是她说的。作为趣谈问一问：你有多少个这样的年轻人？”
“二十来个左右，我想。”
“我们的首相都没有那么多。”
“我敢肯定没有。安娜，你是不是存心跟我谈这个？”
“我只是随便说说。”
“既然如此，我就帮你省点心吧。让我们谈谈马莉恩。你知不知道她整天跟汤姆在一起？”
“摩莉告诉了我。她还告诉我，她已经不喝酒了。”
“她每天上午都进城，买走所有的报纸，花时间读给汤姆听。她七八点钟才回家，所谈的一切离不开汤姆和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