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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 记
［黑色笔记现在放弃了它起先划分为“来源”和“钱”两个部分的意图。它的纸页上贴着剪报，用糨糊粘贴并记有日期，年份是一九五五、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这些新闻每一条都与发生在非洲各地的暴力、死亡、骚乱、仇恨有关。笔记中只有一条是安娜手写的，落款时间是一九五六年九月：］
昨夜我做了一个梦，说是要拍摄一部有关马雪比旅店的那群人的电视剧。已经有了一个剧本，是别人写的。导演一直向我保证：“你看了剧本一定会满意，简直像你自己写的一样。”但由于这样那样的原因，我始终没能读到那个剧本。我去看了电视剧的排演。那场景就在马雪比旅店外面铁路旁的花紫树下。我高兴地看到，导演将场景的气氛处理得很不错。随即我发现那“场景”原来就是实景：他居然将整个剧组拉到了中部非洲，在花紫树下实地拍摄，那儿甚至有这样的细节：白色垃圾堆中散发出酒一般的气味，灼热的阳光下到处可嗅到花紫树的气息。我看见摄影机装置在车上，车子开了过来。摄影机对准并横扫过那组等着表演的人群，这使我想起了机枪。表演开始了，我马上感到不自在起来。我终于明白了，导演对镜头、时机的选择，正改变着这个“故事”。拍成的影片上出现的情景将和我所记得的大相径庭。我无权利让导演和摄影师停下来。因此我站在一边，看着剧组的表演（其中有安娜，我自己，但不是我所记得的那个人）。他们说着我已记不起来的台词，他们之间的关系已和原来完全不一样了。我心中充满焦虑。在这一切完成后，剧组人员开始化整为零，三三两两地进马雪比旅店的酒吧喝上几杯，而摄影师们（现在我看出他们都是黑人，所有的技师都是黑人）则将摄影机推移并拆卸开（因为它们也都是机关枪）。这时我对导演说：“你为什么改动了我的故事？”他好像不明白我的意思。我觉得他是有意改动，认为我的故事没什么精彩之处。但他看起来很委屈，也很吃惊。他说：“但是，安娜，你看到那些人在那儿，是不是？你看见我见到的一切吗？他们说那样的话，对不对？我只拍摄了那儿的实际情况。”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因为我认识到他是对的，而我所“记得的”也许并不真实。我有点心烦意乱，因此他说：“来喝上一杯吧，安娜。你不是看到了么，我们拍了什么这无所谓，只要我们拍了点东西就行。”
我将合上这本笔记了。要是苏格大娘要我为这个梦“定名”，我会说这是关于绝育症的。除此之外，自从我做了这个梦，我再也记不起玛丽罗斯是怎样转动她的眼睛的，或保罗是怎样哈哈大笑的。一切都记不起来了。
［有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笔记的结束。］
［和黑色笔记一样，红色笔记也全是剪报，时间是一九五六年和一九五七年。都是有关欧洲、苏联、中国和美国的事件。像同期有关非洲的剪报一样，这些内容大多是有关暴力的。凡是出现“自由”一词，安娜都用红色铅笔在下面划了线。在剪报终止的地方，她已经将划出的红线数目相加，“自由”一词总共出现六百七十九处。这段时期中她自己手写的记载只有下面的一条：］
昨天杰米来看我。他随一个教师代表团出访苏联，刚刚回来。他对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哈里·马修斯，原是位教师，辞了工作去西班牙作战。负了伤，因断了一条腿而住院十个月。在这段时间他反复思考了西班牙战争——共产党的卑鄙行径，等等，进而读了大量东西，并对斯大林产生了怀疑。接踵而来的是通常的党内批斗，被开除出党，于是他便加入了托洛茨基派。又和他们发生争论，离开了他们。由于腿瘸了，不能再打仗，他便学着去教迟钝弱智的孩子。“对于哈里来说，不用说，世上没有什么笨孩子，只有不幸的孩子。”在整个战争期间哈里住在国王十字街口附近一间极简陋的小屋里。他多次表现出英雄主义的壮举，例如从受到轰炸并正在燃烧的楼房里救人等等。“他在那一带成了个传奇人物，当然，一到人们开始寻找那位救出某位儿童或某位老人的瘸腿英雄的时候，就到处找不到哈里了，因为，不用说，要是他凭这些事博取荣誉，他会瞧不起自己的。”战争结束时杰米从缅甸回来，去探望他的老朋友哈里，但他们争吵起来了。“我是个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而他，哈里，却是个卑鄙的托派分子，因此我们话不投机，吵了起来，闹个不欢而散，就此分手。但我心里倒是挺喜欢他的。”哈里过着双重生活。他的外部可见的生活完全是一种自我牺牲和无私奉献。他不仅在某个学校中教那些弱智孩子，并获得很大成功，而且他还邀请附近街区（一个穷困地区）的孩子每晚到他家中上课。他教他们文学，指导他们阅读，为他们作考试辅导。他以这样那样的方式，每天执教十八个小时。“不用说，他把睡眠看做是浪费时间，他训练自己每天只睡四个小时。”他就一直住在这简陋小屋，直到某位飞行员的遗孀爱上了他，要他去她的公寓住。在那儿他有两个房间。她有三个子女。哈里待她很和善友好，但若说她的生活现在一心一意是为他奉献，那么他的生活则完全奉献给孩子们，包括学校里的和邻近街区的。这便是他的外部生活。与此同时，他在努力学习俄语，还收集有关苏联的书刊、小册子、剪报等等。他在研究苏联，为自己构建起一幅苏联真实历史的画面，或更确切地说，是一幅自一九年起俄国共产党的真实历史图景。
大约在一九五年，杰米的一位朋友拜访了哈里，把他的情况告诉了杰米：“他总是穿一种丛林茄克衫，或是士兵的紧身上装，脚上一双凉鞋，留着军人的发型。他从来不笑。墙上有一幅列宁的画像——那当然是不用说的，还有一幅小一些的托洛茨基像。而那位遗孀则恭恭敬敬地在后面忙活。街上来的孩子们在他家进进出出，而哈里则在谈论苏联。那时他已能流利地说俄语，并通晓党内历史上从很早时候起的每次小型斗争和阴谋，更不用说那些血腥大屠杀了。而他干这一切究竟是为了什么？安娜，你是绝对想不到的。”“我当然想得到。”我说，“他是在为那一天作准备。”“当然。这可真是破天荒第一回。这可怜的疯子早已设想好了——相信那一天终会到来，俄国的同志们会在同一时刻突然明白过来。他们会说：‘我们迷路了，我们没走上正确的道路，我们的前景不太明朗。但在那边，英国伦敦的圣潘克拉斯区，有我们的哈里同志，他对一切都非常清楚。我们将邀请他来，听取他的意见。’时间过去了。事情变得越来越糟，但从哈里的观点看来，却是越来越好了。每次从苏联传来什么新的丑闻，哈里都会为之振奋。成沓的报纸在哈里的房间里已经堆到了天花板，并已漫溢到那位遗孀的房间里。他说起俄语来已像个俄国人一样了。斯大林死了——哈里点点头，心里想：这下用不了多久了。然后是苏共二十大：干得好，但这还不够。后来哈里在大街上遇到了杰米。因为过去是政治上的敌人，他们起先紧皱眉头，态度僵硬，但随即又互相点头并有了笑容。于是哈里带杰米去了那遗孀的公寓。他们一起喝茶。杰米说：“有一个代表团要到苏联去，我正在组团，你想去吗？”哈里一下子变得容光焕发。“你想像一下吧，安娜，我坐在那儿，像个傻瓜一样，一边想着：哦，这可怜的托派分子，毕竟还是个好人，他对我们的丰饶之母(1)还是很有感情的。他一直在想：我盼望的日子来到了。他一再问我是谁推荐了他，显然这对他来说很重要，因此我没有说破，告诉他这主意只是我自己刚刚想到的。我根本没有想到他居然相信是“共产党自身”不远千里从莫斯科召唤他去帮助他们摆脱困境。反正不管怎么样，尽量长话短说吧，我们一行三十位英国教师，就一起动身去了莫斯科。可怜的哈里是其中最快活的，他那件士兵的紧身上装的每个口袋里，都塞满了各种文件和材料。我们到了莫斯科，他完全是一副热诚期待的神态。他对我们很友好，而我们都宽容地将此归因于以下事实：他其实很瞧不起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些无足轻重之辈，但他决心不显露任何鄙夷之色。再说，我们大多数人以前都是斯大林分子。不可否认的是，这些日子以来，当遇见那些托派分子时，不少前斯大林分子都会有点儿负疚感。不管怎么样，代表团去工厂、学校、文化宫和大学，继续着一路簇拥鲜花的访问，更不用说那些演说和宴会了。而哈里就在其中，穿着紧身上装瘸着腿，一副坚毅的革命者的姿态，活脱脱是列宁精神的化身，只有那些愚蠢的俄国人没看出这一点。他们当然也喜欢他的极端严肃，但他们不止一次询问为什么哈里穿这么怪异的衣服，甚至，据我回忆，他们还问到他是否私下有什么伤心事。同时，我们昔日的友谊也恢复了，晚上我们就往往在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他越来越困惑地盯着我看，而且开始激动不安起来，但我仍不知道他在想些什么。哦，就在我们访问的最后一个晚上，根据日程安排我们该去出席宴会，和一些教师团体共进晚餐，但哈里不想去。他说他身体不舒服。我赴宴回来后便去看望他，他在房间里，坐在靠窗的椅子上，那条瘸腿就伸出在前面。他站起来迎接我，显得兴高采烈的，随即他发现只有我一个人，我看得出来，这对他是个不小的打击。于是他反复盘问我，并弄清了他之所以获邀参加代表团，仅仅是那天在街上相遇时我偶尔想起的主意。话一出口，我就想狠狠揍自己一顿了。我发誓，安娜，在我恍然大悟的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能编出什么‘赫鲁晓夫亲自’邀请他之类的故事。他反复地说：‘杰米，你必须对我说真话，是你邀我加入代表团，这只是你一个人的主意？’问了一遍又一遍。这真是令人讨厌。噢，就在这时候，俄方的译员走了进来，她是来看看我们当晚的事是否都已准备妥帖，并来道别的，因为第二天一早她将不再为我们送行。她是个约摸二十或二十二岁的姑娘，有一双灰色眼睛，留着金黄的长辫，长得非常漂亮。我敢说代表团的每个人都爱着她。她几乎要累垮了，因为整整二个星期陪伴照顾三十位英国教师参观博物馆啊学校啊什么的，可不是件轻松的事。然而哈里却突然觉得机会来了。他拉过一把椅子，便说道：“奥尔加同志，请坐。”那口气叫人没法回绝。我知道他接着会干些什么了，因为他正从身上口袋中掏出一份份文件资料，并一一放在桌子上。我想阻止他，可他只是朝着门点点头。哈里朝门点头，就是示意我出去。于是，我只好回到自己房间，坐下来抽起烟，慢慢等着。那时差不多已是凌晨一点钟光景了。我们得在六点钟起床，以便七点钟坐车去机场。六点钟的时候奥尔加走了进来，她因困乏不堪而脸色苍白，并确确实实显得十分困惑不解。是的，这个词最贴切了：困惑不解。她对我说，“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觉得你该关注一下你的朋友哈里，我觉得他不大对劲，他兴奋过度了。”噢，我于是对奥尔加说了哈里加入国际纵队去西班牙作战的经历，他的英雄事迹，我还额外编造了两三件这样的事，奥尔加听后说：“是的，一眼就看得出他是个很好的人。”她随之几乎要打出呵欠来了，于是赶紧告辞去休息，因为第二天她又得接待来自苏格兰的一个热爱和平牧师代表团。随即哈里进来了。他像鬼一样面容憔悴，精神沮丧，仿佛他生命的整个支柱都倒塌了。他对我说了一切情况，我则不断催促他快些，因为我们马上得动身去机场，自从昨天晚上以来我们都还没有更衣……”
哈里显然将身边的资料、剪报等都摊在桌子上，并从《火星报》(2)时代开始，讲述起俄国共产党的历史。奥尔加坐在他对面，竭力忍住呵欠，富有魅力地微笑着，保持着对于外宾应有的礼貌。她曾问他是不是历史学家，但他回答：“不，同志，我像你一样，只不过是个社会主义者。”他对她讲起了那些充满密谋、智斗和英雄行为的岁月，没有遗漏任何东西。大约在凌晨三点钟的时候她说：“同志，能不能原谅我出去一下？”她出去了，哈里坐在那儿想，她是去叫警察了，他们很快会来逮捕他，并把他流放去西伯利亚。当杰米问他若就此永远消失在西伯利亚，他会有何感受时，哈里回答说：“为了眼下这样的时刻，那也是值得的。”因为那时候他肯定已经忘记了他是在对译员奥尔加说话，一位漂亮的二十岁的金发姑娘，她父亲在战争中牺牲了，她独自照料着寡母，并正打算第二年春天和《真理报》的一位记者结婚。那时候他觉得是在对着历史侃侃而谈。他心醉神迷而又软弱无力地等待着警察来把他抓走。谁知奥尔加回来时，却带来两杯从饭店里订来的热茶。“那旅馆里的服务糟得没法说，安娜，因此可以想像他坐在那儿等着被捕，已经等上好一会儿了。”奥尔加坐了下来，把他的茶推给他，并且说：“请继续说吧，很抱歉打断了你的话。”不久之后她便睡着了。哈里刚刚讲到斯大林策划了对住在墨西哥的托洛茨基的暗杀。显然，哈里坐在那里，一句话刚说一半便停住了，他望着奥尔加，她油亮的辫子从那弯垂的肩膀上滑下来，她的头也歪倒在一边。他只好将所有的文件都收拾起来，并把它们放好了。然后他非常轻柔地唤醒了她，并因为让她感到厌倦而向她道歉。她为自己的失礼而羞惭不已，不过她解释说，尽管她喜欢译员这项工作，接待一个又一个代表团确实很辛苦，“况且，我母亲体弱多病，晚上我回到家还得干家务。”她紧紧握着他的手说：“我向你保证，等我们共产党的历史学家将斯大林时期强加的种种歪曲作了必要修正，并重写了党史，我一定认真的读读党史。”显然，奥尔加因自己失礼而非常局促不安，这倒使哈里很感过意不去。他们又互相宽慰了好几分钟。然后奥尔加告辞，并去见杰米，说了那番他的朋友兴奋过度的话。
我问起杰米后来发生的情况。“我不知道。我们得赶紧更衣，收拾行装，后来便坐飞机回来了。一路上哈里默不作声，满脸的不快，但别的倒没有什么。他特别向我道谢，因为我让他加入代表团：他说这确实是一次非常难得的经历。上星期我去看过他。他最终和那位遗孀结了婚。她已怀孕了。我不知道这是不是能说明点儿什么。”
［在这儿两条黑线划过纸页，标志着红色笔记结束。］
［黄色笔记继续：］
一、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渴盼着爱，遇上一位比她年轻得多的男人，所谓年轻，或许不仅指年龄，更多是指感情体验；或者说指他的感情体验的深度。关于这位男人的禀性，她不断地欺骗自己；而对于他，这仅仅是又一次逢场作戏而已。
二、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男子用成熟的话语，即感情成熟者的话语，赢得了一位女子。她渐渐领悟到，这些话语出自他头脑中某种观念，而和他的感情毫不相干。事实上，他的感情还只停留在十来岁的少年阶段。然而，知道这一点后，她仍不由自主受到感动，并为男子的话语所倾倒。
三、一则短篇故事：
最近从一篇书评中读到：“又一桩不幸的风流韵事——女人，甚至那些最优秀的，往往会爱上与她们很不般配的男人。”这篇书评当然是男人写的。而事实是，“好女人”爱上“很不般配的男人”，要么是因为这些男人已经决定了她们的姓氏，或是因为她们具有一种模糊不清、有生俱来的素质，无法为“好的”或“优秀的”男人所接受。通常所谓的好男人已经不复存在，没有再现的可能了。这故事讲的是我的朋友安妮在中部非洲的经历：一个“好女人”嫁了个“好男人”。他是个公务员，为人可靠，做事负责，私下里还喜欢写些蹩脚的诗句；而她偏偏爱上一位酗酒成性又贪女色的矿工。那矿工没加入工会，其他人也一样，包括经理、职员和矿主自己。他总是从一个小矿转到另一个小矿，都是些朝不保夕的、眼看不是发点小财便是破产的小矿。当某个小矿亏损或卖给大公司了，他就离开那儿。有一天晚上，我正好和他们两个在一起。他刚从坐落在三百英里外的荒野的某小矿赶回来。她守在那儿，胖胖的，脸红红的，昔日的标致少女如今已成胖大嫂了。他打量了她一番后说：“安妮，你生来就该是个海盗婆。”我记得我们都哈哈大笑，因为这实在荒唐可笑：在城市近郊的小屋里说起海盗，海盗与那位好丈夫以及安妮又会有什么关系呢？这位好妻子，因为与这位浪荡矿工的——与其说偏重肉欲倒不如说更重想像——风流韵事而感到了愧疚。然而我记得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她是那么快活地瞧着他。好多年后，他因酗酒而死。在多年未通音讯后，我收到了安妮的来信：“你还记得某某吗？他死了。你是理解我的——我的人生已失去意义了。”这个故事，如果发生在英国境内，会是：一位住在近郊的好妻子，爱上一位毫无希望的出入咖啡馆的流浪汉，此人声称他将从事创作，也许有朝一日他会写点儿什么。但关键不在这里。这故事若是从那位极其体面且有责任感的丈夫的角度来写，便实在无法理解那个流浪汉何以具有如此的吸引力。
四、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健康的女性，爱上一个男人。她发现自己患病了，那是她从未有过的病症。她渐而明白了，不是她在生病，而是那男人患了病，她不是从他的言行中，而是从他的病如何传染给她这一点上，弄清楚了这种病的性质。
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女人不由自主陷入了情网。她感到幸福。然而，在半夜里，她醒过来了。那个男人惊跳起来，仿佛处于危险之中似的。他说着：不，不，不。然后，又清醒了，控制住自己。他慢慢地躺下，什么话也没说。她想问：你在对什么说“不”？因为她心中充满了恐惧。但她没有问。她又沉沉入睡，并在睡梦中哭了。她醒了过来，见他仍醒着。她急切不安地问，那是你的心在跳吗？他阴沉沉地说，不，那是你的心在跳。
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正两情相悦。她是出于爱的饥渴，他却只图有个宿处。一天下午，他小心翼翼地说：“我得出去看看——”但在她听着那番冗长的具体解释时，她知道这不过是借口，因此心中十分失望。她说：“当然可以，当然可以。”他却突然高声大笑起来，寻衅似的说：“你真够开放的。”她说：“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开放？我可不会守住你不放，别让我成为那种美国女人。”他很晚才回来，上了她的床，她刚醒来，便凑近他。她感觉他的两臂审慎而有节制地围着她。她知道他并不想做爱。尽管他在她胯下频频摇动（这幼稚的动作令她很生气），但他的阳具软绵绵的。她没好声气地说：“我太困，想睡了。”他停下不动了。她感到不好受，怕伤了他的心。猛然间她觉得他的阳具勃起了。她很感惊愕：就因为她拒绝，他竟非要做爱不可了。但因为她确实爱他，因而便凑了过去。云雨过后，她知道，对他来说，这意味着完成了一件事。她凭直觉，尖刻地说（连她自己也不知道竟会说出这样的话）：“你刚才是在和别人做爱。”他立即说：“你怎么知道？”随即，就好像他没有说过“你怎么知道”似的，他说：“我可不是和别人做爱。这只是你的想像。”后来，因为她始终不吭声，显得紧张痛苦而可怜，他赌气地说：“我认为这没有什么关系。你得明白，我不把它当一回事。”这最后一句话使她觉得自己受了贬抑，如遭毁灭的打击，仿佛她已不再是个女人了。
七、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四处流浪的男人偶然来到一位他所喜爱并需要的女人家中。他是情场老手，见识过许多渴求爱的女人，通常他约束着自己。但这次他诉说的话，他显露的感情却若即若离，因为他一时需要她的柔情。他与她做爱，但对他来说，这番颠鸾倒凤与他以前经历过的上百次寻欢作乐没什么不同。他意识到他原只求有个暂时的安身之处，现在却受了羁绊，落入他最怕的处境：一个女人对他说，我爱你。他赶紧与她一刀两断。以朋友的身份分手，并庄重地说了再见。他一去不回。在日记中写道：离开伦敦。安娜颇多责备。她恨我。算了，这事让它去罢。几个月之后，日记中记载的另一条，既可以读做：安娜结婚了，很好。或者读作：安娜自杀了。可惜，一个好女人。
八、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女艺术家——画家，作家，究竟是什么无所谓——独身生活着。但她的全部生命都是为着一个不在她身边的男人，她一直在等着他。比如说，她的公寓很大，她的心中老是晃动着那个将进入她生活的男人的身影。于是不再画画或写作，然而在她的心目中她仍是“艺术家”。最后有一名男子进入了她的生活，那人也是个什么家，只是还没有真正成为艺术家。她作为“艺术家”的个性影响着他，他从中汲取营养，模仿创作，仿佛她是向他提供能源的电动机。最后他渐渐成熟，成了真正的艺术家，而她灵魂中的那个艺术家却已死去。一旦她的艺术生命已经枯竭，他便离她而去，他需要具有艺术家素养的女人，为的是从事创作。
九、一则短篇故事：
一位美国的“前赤色分子”来到伦敦。他没有钱，没有朋友，他的名字上了影视界的黑名单。伦敦的美国侨民，或毋宁说，伦敦的美国“前赤色分子”侨民，都知道他就是那个最早批评共产党内的斯大林主义的人，而他们要过三四年后才敢作那样的批评。他去找他们请求帮助，他觉得既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是正确的，他们会忘了以前的仇隙。但他们对他的态度，依然如当年他们是本分的党员或党的同情者时一样：他依然是一名变节者，尽管他们的态度早已改变，尽管他们现在还因为自己未能早一些脱党而常常捶胸顿足地后悔不已。一种谣言开始在他们之中传播，某个以前曾固执地拒绝批评，现在却歇斯底里地捶胸顿足的党员，散布谣言说这位新来的美国人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这些侨民们宁肯相信这条谣言，拒绝给予他任何友谊和帮助。在排斥这位同胞的时候，他们自以为是地大谈什么俄国的秘密警察，反美调查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以及一些前赤色分子中的告密者等等。这位新来的美国人自杀了。他们随即坐在一起回忆过去的政治事件，从中寻找厌恶他的理由，以求摆脱内心的愧疚。
十、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由于某种精神状态，丧失了时间感。显然，用电影可以绝妙地表现这种事。而我根本不可能有机会写这个题材，因此想它也没有什么用。但我仍不由自主地构思着。某个人丧失了“现实感”。正因为这样，他却拥有了比“正常的”人们更深切的现实感。今天戴夫随意地说了一句：“你的那个人，迈克尔，他抛弃了你，但你不该让自己受这事的影响。要是你就因为那些愚蠢得不要你的人而弄得自己心灰意懒，你还算个什么人呀？”他说这话好像迈克尔现在还在拒绝我，而不是许多年前的事。当然他是在说他自己。一时间他也成了迈克尔。我的现实感晃动起来，支离破碎了。但有些很清楚的东西依然存在，没有改变，那是某种启示，尽管很难说清到底是什么。（这样的评论属于蓝色笔记，不属于这一本。）
十一、一则短篇故事：
两个人在一起，相互间不论是什么关系——母子、父女、情人，那都无所谓。其中一个极为神经质。这神经官能症患者将他的或她的病症传给另一位，那一位取而代之，结果患者痊愈了，而健康者反而病了。我记得苏格大娘给我讲过某个病人的故事，一位年轻人来找她治病，他断定自己患有严重的精神病症，可她检查不出他有什么病。她请他把自己的父亲带来。全家人一个又一个，先后五个人来到她的诊察室。她发现他们全都正常。后来那位母亲来了。她外表看来“正常”，实际上有很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但她将病症遗传给家人，尤其是她的小儿子，以此维持自己的平衡。最后苏格大娘为那位母亲治疗，尽管把她请来费了很大的周折。那位最先来的年轻人，很快感到身上的压力消除了。我记得她说过：是的，经常是这样，那位全家或整个团体中最“正常”的成员，才是真正的患者，但只是因为他们具有较强的性格，他们倒挺过来了。而性格软弱的，则传承了他们的病症。（这类评论属于蓝色笔记，我必须把它们分开。）
十二、一则短篇故事：
有一位丈夫，对妻子不忠实，这倒并不是他爱上了别的女人，而只是为了保持自己对于婚姻关系的独立性。有一次他和别的女人睡过觉后回家，尽管一心想谨慎保密，却“意外地”因某事而泄露了秘密。尽管他自己未意识到，这“意外的事”——香水，口红，或忘了洗去做爱后的味儿等等，正是他为什么会泄密。他想对妻子说：“我不再属于你。”
十三、一部中篇小说：可称之为《摆脱了女人的男人》
一个约五十岁的男人，单身汉，或许结过婚，不久妻子死了，或是离了。若是个美国人，那他是离异了，但若是英国人，那他是把妻子藏在什么地方了，他甚至会和她住在一起，合住一座房子，但没有真正的感情关系。到五十岁时，他已有过数十次的风流韵事，其中三四次算是比较认真的。在这认真的几次中，女方都希望与他结婚，她们留恋不舍，虽未正式成婚，却都曾与他像夫妻一样生活过。但到了眼看非要娶她们不可的紧要关头，他就将她们甩掉了。到了五十岁的年龄，他身子淘空了，很为自己的性能力忧虑，却仍有着五六个异性朋友，她们都是他以前的情妇，现在都已嫁人。他与六个家庭的女主人有染，却在这些家庭中被视为老朋友。他像个孩子似的依赖女人，变得越来越迷茫无知，不会办事，于是常常打电话给随便哪个女人，请她们帮他干事。外表看来他衣冠楚楚，谈吐诙谐，明智机灵，给比他年轻的女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一两个星期都不能忘怀。他与女孩子和相当年轻的女人惹些短时间的风流事，随即便回到年纪大些的女人那儿，她们会像保姆那样体贴他。
十四、一部中篇小说：
一个男人和一位女士，已经结婚或维持了长期的关系，私下里在看对方的日记，在日记中（两人都觉得这是面子攸关的大事），他们对对方的看法都写得极为坦率。两人都知道对方在读他/她所写的东西，但有一阵子他们还是写得比较客观。然后，他们开始渐渐写些虚假的东西，起先是无意识的，后来则有意为之，以便影响对方。到了一定时候，每人都写起了两本日记，一本是自己看的，小心锁起来，第二本则是给对方读的。后来其中一人说漏了嘴，或是说错了，另一个便指责他/她偷看了秘藏的日记。随之爆发了一场剧烈的争吵，从此两人便分道扬镳，再不来往。这并不是因为原先那本日记——“我们都知道对方在读那些日记，那没关系，但你怎么能那么不诚实，来偷看我私下的日记！”
十五、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美国男人与一位英国女士。她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被对方占有和消受。而他根据自己的全部理解和感情，一心想着自己为对方消受。他把自己看做是供她寻欢作乐所需的工具。感情上出现了僵局。于是他们探讨这个问题，这场围绕对性的感情和理解的探讨，最后成了对两个不同社会的比较。
十六、一则短篇故事：
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两人在性方面因精于此道而颇感自得。他们很少遇上经验同样丰富的人。但忽然两人都因厌恶对方而感到苦恼，而细加审察的话（要不是善于自我审察，他们就算不了什么），这种厌恶竟变成了对他们自己的厌恶。他们找到了各自的镜子，仔细看了看，扮了个鬼脸后便互相分手了。当再次相遇时，他们互相有一种扭曲的确认，在这基础上两人成了好朋友，一段时间之后这种扭曲的颇具讽刺性的关系变成了爱。然而，由于最初那段经历，他们最终没有感情，爱情也夭折了。
十七、一部中篇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