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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整个旅途上都昏昏沉沉，我连梅花A都不认识了。可牌还没有打完，也不知道到了什么地方，却来了命令，要我们马上下车。这时来了一个下士，名字我不记得了。那下士对士兵大叫，让他们唱德语歌，‘塞尔维亚人必须牢记，奥地利人永远胜利，胜利！’但是有人踢了他屁股一脚，让他摔到了铁轨上。然后就有人大喊：全部枪支架成金字塔。火车随即开始倒退，回来时车上已经空空如也。但是慌乱之中会出什么情况你是知道的！火车把我们两天的给养全拉走了。开花弹开始在我们身边爆炸，近得就像那边那几棵树。营长从那头跑了过来，召集全体军官商量。这时我们的玛谢克中尉来了——他们说他是个十足的捷克人，却只说德语。他满脸苍白，告诉我们再也无法前进了，因为铁轨已经炸坏。塞尔维亚人头天晚上过了河，现在已到了我们左翼，但是距离我们还很远。他说我们必须得到后援，然后就能打他们个落花流水。还说，不管出了什么事谁也不能投降。他说塞尔维亚人是要割俘虏的耳朵、鼻子，挖他们眼睛的。开花弹在我们附近爆炸了，但是他说不用担心，那是我们的炮兵在调试射程。山背后某个地方突然响起了哒哒哒哒的枪声，他说那是我们的机枪在调试距离。那以后你又听见大炮从左边打了过来，几发炮弹从头顶飞过，打燃了火车站。然后子弹开始从右边往我们头顶呼啸飞掠，而在远处你可以听见火炮齐发和步枪的叭叭声。玛谢克中尉命令拆开‘金字塔’，步枪子弹上膛。值勤军官来到他面前，说那已经办不到了，因为弹药没有跟我们一起走。他很明白我们的日程是：到最后的补给站才发给弹药，然后进入阵地。可弹药列车在我们前面开走了，现在显然已落到塞尔维亚人手里。玛谢克中尉站了好一会儿，仿佛在地下生了根，然后发出命令，‘上刺刀！’他不知道为什么，只是铤而走险，想要干点什么吧。我们高度警惕地候了很久，又在枕木上躺下了，因为飞机来了。军官们大吼‘隐蔽，隐蔽，一切隐蔽！’后来又发现原来是自己的飞机，被自己的大炮错打了下来。我们又站了起来，但是已经没有了秩序，只有‘稍息’！有个骑兵从一边向我们飞跑而来，在很远的地方就叫：‘谁是营长？’营长骑马出去见他，骑兵递给他一份文件，又从右手跑掉了。营长在路上读了文件，突然仿佛发了疯，抽出指挥刀往我们的方向飞跑过来。
“‘全体撤退！全体撤退！’他对军官喊叫。‘成单行！向山谷走！’这时，热闹开始了。敌人从四面八方向我们开起火来，仿佛等候的就是那个时刻。我们左手有一片玉米地，那地方就成了地狱。我们把帆布背包扔在枕木上，向山谷爬行。一眨眼工夫前面一个人已经被玛谢克中尉从旁挡住。我们逃进山谷时，已经有一堆又一堆的人死伤倒下。我们留下了他们，自己继续逃跑，一直跑到黄昏。可是那个地区已没有一个我们的人留下了——所有的人在我们到达前很久就已经撤空。我们看见的只有一列抢掠空了的行李车。最后，我们跑到了车站，在那里得到了新的命令，要我们再上火车，回到参谋部。但是那已无法执行，因为前一天全体军官已成了俘虏。那消息我们是第二天早上才知道的。那以后我们就很像是孤儿了，谁也不愿跟我们打交道。他们把我们派到73团，让我们跟他们一起撤退。我们当然高兴照办，但是我们首先还得再向前走大约一天才能找到73团。然后我们才……”
谁也没有再听他的故事，因为帅克跟范涅克打起了双人玛利亚什。军官伙食团的神秘主义炊事员继续给妻子写那封长信。他的妻子在他走后新办了一份神学刊物。巴龙在长椅上睡得很酣，因此电话员除了重复“是，我不会忘记……”之外无事可做。
他站了起来，开始对打牌的人支招。“你与其来这儿支招，”帅克对霍东斯基友好地说，“倒不如给我点点烟斗！双人玛利亚什比整个战争都重要，也比你在塞尔维亚前线那些乱七八糟的冒险重要……啊，我的天呀，我怎么这么糊涂！真恨不得踹自己一脚。我干吗那么早就出了老K！现在只有出J了。我真他娘的是个笨蛋。”
这时神秘主义炊事员已经写完了信，在读给自己听。他显然为自己这一封对付部队检查的信写得不错而得意。
我亲爱的妻：
你收到此信时我已经在火车上好几天，因为我们上前线了。这事叫我不太高兴，因为在火车上我的用处不大，只能游手好闲。我们在不同的停靠点都有食物供应，你看，军官伙食团不用做饭。我很想在整个横穿匈牙利的车程里为军官们做一种斯孜格德土豆烧牛肉，但是办不到。到了加里西亚说不定会有机会做一种真正的加里西亚菜的——大麦（或大米）烧鹅。相信我，亲爱的海伦卡，我的确是想竭尽全力帮助军官们克服困难，消除疲劳，使他们生活满意的。我已经从团部调到步兵营。这是我最迫切的要求，因为我只想略尽绵薄，把上了前线的野战军官们的伙食办到最好。你记得，亲爱的海伦卡，在我应征到团部时你曾希望我遇见好的上级。你的希望实现了。我不但没有可抱怨的事，相反，军官们全都是我真正的朋友，尤其像父亲。我会尽快让你知道我们的野战邮编的番号的……
这封信之所以必须写，是因为以下的情况：这位神秘主义炊事员已经永远上了施瑞德上校的黑名单。上校保护过他很久，但是由于一次很不幸的灾难：上校在跟步兵营军官告别的晚宴上再一次没有得到那份红烧小牛肋条肉，上校便打发他随步兵营上了前线，而把团部军官的伙食团交给了一个倒霉的教员，克拉罗夫盲人学校的老师。
神秘主义炊事员再读了一次他写好的信，认为那信的遣词造句颇为外交，可以让他更远离战场。因为，即使在前线也还有机会过上轻松的日子，说出想说的话。
这倒不是他以前写的文章产生的效果。在他还当老百姓做着编辑，掌握着一家忠实于坟墓那边的知识的神秘主义刊物时，他曾写过一篇很长的论文，解释人为什么不应该害怕死亡，还有一篇论文论述的是灵魂的转世投胎。
现在他也来看牌支招了。这时帅克跟范涅克两个牌友之间再也没有了级别的差异，也不再玩双人玛利亚什，而是跟霍东斯基一起玩起了三人玛利亚什。
传令兵帅克敢于像骑兵一样咒骂后勤军士长范涅克了。“你怎么成了这么个大草包呢，混蛋？你明白了吧，你？他要是打无将，准是一副牌都拿不到。我手上一张方块儿都没有，他妈的。你不打方块8，却给人吃掉了梅花J，像个傻瓜似的让别人完成了定额，娘的。”
“打无将丢副牌有什么了不起，”后勤军士长客客气气地回答。“可你呢，你不也玩得像半个白痴么。我手上一张方块都没有，你叫我从帽子里去抓张方块8出来呀？我手上只有黑桃和梅花的JQK，你这个不要脸的笨蛋。”
“那你早就该叫大满贯了，你这个混账聪明鬼，”帅克笑了笑，说。“就像那回在乌瓦尔苏的一家餐厅里一样。那里有个大傻瓜，手上抓一副大满贯的牌却不打，相反却总出最小的牌，让所有的人去打无将。他抓的是一手什么牌呀！每种牌都是最大的。刚才你要是叫了大满贯，我是一副牌也得不到的。那一回我也是，一副牌都得不到，跟你一样。要是继续打下去，我们就只会一直输了。最后我对他说了：‘赫罗德先生，别他妈的装傻了，你就打个大满贯吧。’可是他对我大发脾气。说他上过大学，愿打什么就打什么，我得闭上我这臭嘴。为了这个，我们可让他吃了点亏。那老板是我的朋友，女招待也跟我们再好不过。因此，我们可以向巡警说一切正常。我们首先说他破坏夜间安静，叫来巡警，是他的一种肮脏的花招。只不过因为他在酒馆前不远的冰上滑了一跤，在地上磕破了鼻子而已。他打玛利亚什做手脚，而我们对他什么事也没做。他只是被揭露了，急于想溜，在地上摔了个狗吃屎。老板和女招待也都说我们没错，对他太绅士了。而他受那伤也是活该，从下午七点一直坐到半夜，只叫了一杯啤酒和一杯汽水，还摆出副大老爷的鬼模样，因为他是个大学教授。但是他玛利亚什牌玩得可精了，就像山羊对芫荽很精一样。好了，现在该谁发牌？”
“咱们玩考福催克〔4〕吧，”神秘主义炊事员建议。“两克朗二十赫勒。”
“倒不如你给我们谈谈灵魂转世投胎还好得多，”范涅克说，“那回你在餐厅鼻子流血时对那个年轻姑娘就谈过的。”
“灵魂转世投胎我也听说过一点，”帅克插嘴道。“几年前我因为不愿意落后，决定让自己受点教育——如果你准许我这样说的话。于是我想上布拉格产业联合会的阅览室去。但是因为我穿得破烂，裤子屁股有洞能透进光，我就不能教育自己了。他们不让我进去，你看，却把我往门外指。原来他们以为我是去偷外衣的。这样，有一天我就穿上了我最好的衣服，去了博物馆图书馆。我跟一个朋友一起借了一部关于灵魂转世的书。我读到一个印度皇帝如何在死后转世投胎，变成了一头猪。人家把猪杀了，猪又转世投胎成了猴子，后来他又从猴子转世投胎成了狼狗，再从狼狗又变成了部长。后来我参军了，我看出这里头肯定是有道理的。因为每个肩膀上带星星的人都把别人叫做猪或是别的什么畜生。从这一点你就可以得出结论：一千年前这些大头兵原来都是大名鼎鼎的将军。但是一打仗，像那样的灵魂转世就成了愚蠢得可怕的玩意。比如，一个人要转世投胎变个电话员、炊事员或是步兵，上帝才知道要转世投胎多少回。然后他又突然叫炮弹打了个稀巴烂，他那灵魂又转世投胎，成了炮兵部队的马。等到整个炮兵连来到某个地方，一颗新的炮弹打到那里，那马又给打死了。那马就是最近才哀悼过的人转世投胎变的。于是他那灵魂又转到了行李车厢里一头母牛身上。他们却拿母牛去做土豆烧牛肉给部队吃。然后他说不定又从母牛转世投胎，变成个电话员，再从电话员……”
“我倒真想知道，”霍东斯基显然觉得受到了冒犯，说，“为什么在那么多人里我就该受到你们白痴一样的嘲笑呢。”
“告诉我，你会不会碰巧了恰好就是开那家私人侦探事务所的霍东斯基先生的本家呢？他有一双像圣三一〔5〕一样的眼睛，”帅克天真地问。“我很喜欢私人侦探。多年前我跟一个私人侦探在一起当过兵。那人叫斯登德乐。他那脑袋长了双斗鸡眼，我们的军士长老是说他当了十二年兵，斗鸡眼脑袋的兵见过很多，可从没见过斗成他那样的。哪怕做最荒唐的梦也梦不到。‘听着，斯登德乐，’他老说，‘如果今年不搞军事演习，你那斗鸡眼脑袋就不会对军事有所贡献。可是照现在的情况看，一搞军事演习，炮兵来到一个地方，没有更好的方向调整点时，至少就可以借你那斗鸡眼脑袋去校准大炮射程了。’斯登德乐对于军士长许多这类的嘲笑只好乖乖听着。有时军士长在行军时又打发斯登德乐前走五百步，然后下命令：‘目标，斗鸡眼脑袋！’
“但是斯登德乐先生即使当私人侦探运气也非常糟糕。他在餐厅里常常告诉我们他的麻烦很多。有人委托他干这类的事，比如：叫他去侦查他们公司一个委托人的老婆是否跟别的男人有一腿——那委托人来看他时非常生气。如果有，跟她乱来的人是谁，在什么地点，是怎么回事。或者又反过来。一个醋劲忒大的老婆想调查她丈夫跟谁有一腿，好在家里给他多点罪受。斯登德乐先生受过教育，谈起破坏婚姻忠诚的问题来头头是道。他告诉我们他所有的委托人都要求他现场抓住她或是他。说时自己几乎流眼泪了。要是换了个人，碰见野鸳鸯现场抓住，也许会感到几分刺激，眼睛会从脑袋里蹦出来。可这位斯登德乐先生，按他自己告诉我们的话，倒是因此十分感慨。他很聪明地说，他以后就不好再跟这些奸夫淫妇见面了。他谈到那些野鸳鸯叫他抓住时的姿势时，常常谈得我们流口水，就像狗见了煮火腿在面前经过。我们一受到‘军营禁闭’处分，他就总给我们画那些姿势。‘我见到某太太跟这位先生那位先生时，他们就是这副姿势……’他甚至把他们的地址告诉我们。而他又常常为这事受罪。‘双方都打我耳光，’他老说，‘那叫我生气，可我还低三下四接受双方的贿赂拉拢，那才叫我双倍地生气！曾经有一回拉拢我是到死也不会忘记的。那男的光着身子，女的也光着身子。那是在旅馆里，他们连门也忘了闩，两个白痴！在沙发上没法干，因为都太胖，于是他们俩就像两只猫一样在地毯上做起爱来。但是沙发给糟蹋得太厉害，满是灰尘，再加上到处都是香烟头。我一进去，两人都蹦了起来，男的站在我对面，双手像无花果树叶一样，放在前面。女的背过身去，你可以见到地毯的纹路全印到了她皮肤上，脊梁上还黏了个香烟头。‘对不起’我说，‘则美克先生，我是霍东斯基事务所的私人侦探斯登德乐。我的职业义务就是根据你太太提供的线索，现场抓住你们俩。你在这儿跟她有了非法关系的这位太太是格罗托娃太太。’像那男的那样冷静的人我一辈子还没有见过。‘请原谅，’他说，好像那是理所当然。‘我要穿衣服。惟一对这事负责的人就是我老婆。我搞这种非法关系是她那毫无根据的妒忌逼的。她一味听凭疑心驱使，平白无故用指责和下流的怀疑侮辱她的丈夫。毫无疑问，这个丑闻现在已经掩盖不住……我的裤子在哪里？’他平静地问。‘在那边床上。’他穿裤子时继续向我解释：‘丑闻既然掩盖不住，大家说的就是“离婚呗”。但是即使离了婚，丢脸的流言蜚语仍然会传开。离婚嘛，怎么说都是件冒险的事。’他一边穿衣服一边说。‘当老婆的最好是用耐心把自己武装起来，别干出导致丑闻的事。不过，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吧，我就把你跟这位太太丢在一起了。’这时格罗托娃已爬上了床。则美克先生则跟我握了握手，走掉了。
“斯登德乐先生是怎么解释这一切的，以后他又说了什么，我都不记得了，因为他对床上那女人谈的话很聪明。他说婚姻并不是为让每个人立即找到幸福而制定的，我们在婚姻关系里的义务就是抑制淫欲，消除肉体要求，让肉体的一面升华。‘我说那话时，’斯登德乐先生继续说道，‘我开始逐渐脱衣服，我一脱光衣服就完全迷糊了，像一匹发了情的小马驹。这时我很熟悉的斯大施先生进了房间。他也是个私人侦探，在我们的竞争对手斯特恩先生的事务所里工作。格罗特先生找他帮助调查他老婆，宣布她肯定有情人。斯大施只说了一句话：‘啊，现场抓住了斯登德乐先生跟格罗托娃太太。祝贺你们！’说完他就一声不响地关上门走掉了。
“‘你不必那么急着穿衣服，’格罗托娃太太说。‘现在反正已经没有区别了。我身边倒有你的地位。’‘我的好太太，我正在为我的地位发愁呢，’我说，我一点也不知道我自己在说什么，只记得说，要是丈夫跟老婆吵了起来，吃亏的就是孩子的教养问题。然后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样匆匆忙忙穿上了衣服跑掉，而且决定把一切都告诉他的老板霍东斯基先生。不过，他先去喝了点东西提神。但是他还没回来，肥肉已经落进火里，斯大施已经按照老板斯特恩先生的命令，让霍东斯基先生休克了一下，告诉他他在自己的私人侦探事务所请了个什么样的雇员。霍东斯基先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只好立即找来了斯登德乐的太太，让她自己跟她丈夫解决问题。她丈夫给派到一个地方去办差事，却让竞争对手事务所的侦探抓了个现场。‘从那以后，’斯登德乐先生一提起这事就老说，‘我的脑袋就更斗鸡眼了。’
“好了，我们继续玩‘五对十’吧！”于是玩了起来。
火车在墨松车站停靠时已是黄昏，谁也不让离开车厢。
他们打牌散场时听见一个强有力的声音从一节车厢传来，好像有人想淹没火车的咣当声。由于黄昏时的虔诚情绪，一个从喀什坡斯基-霍利来的德国士兵正用可怕的喊叫赞美着匈牙利原野笼罩下的宁静夜幕：
晚安！休息！
祝祷在疲倦时的休息。
不做声的白昼已关闭，
忙碌的双手已停止，
只盼望黎明升起。
晚安！休息！
“闭上你那臭嘴，王八蛋！真讨厌。”有人呵斥那伤感的歌手。歌手住了嘴。
他们把歌手从窗户边拉开了。
但是忙碌的手直到黎明升起都没有停止。车里每个地方都点了蜡烛在打牌，帅克和另外的人也靠墙壁上挂的一盏小煤油灯玩着考福催克。只要有人要牌要爆了，帅克就说：考福催克是最公平不过的赌博，因为谁都可以想要多少张就得多少张。
“玩考福催克的时候，”帅克肯定说，“只能在拿A和7时才要牌，以后就可以甩牌，不再要了。你要是再要，就是拿自己去冒险。”
“我们来玩‘祝福’〔6〕吧。”范涅克建议，大家同意了。
“红心7，”帅克切着牌说。“每个人都下五个赫勒，拿四张牌。别浪费时间，大家玩得快活一些。”
他们看上去满脸快活，似乎没有打仗，他们也没有坐在火车上，被拉向战场阵地的流血和屠杀，而是坐在布拉格某家咖啡馆的牌桌上。
“我手上没牌，四张全换，”打完一局帅克说，“没想到换来了一张A。你以为拿了国王〔7〕能他妈的把我怎么样？你还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事呢，我已经把你的国王吃掉了。”
他们在这里用A吃国王，远方前线的国王们也在驱赶着自己的农奴去彼此相吃。
从旅程开始时起，一种奇特的平静就笼罩了步兵营的军官车厢。大部分军官都在专注地读着一本名叫《神父的罪恶》的布面本小书（那是路德维希·刚荷伐写的一部中篇小说），而且都同时急着读161页。营长萨格纳上尉站在窗户面前，手上拿着同一本书，也翻开在161页。
他实际上是在望着风景考虑如何以最明了的方式向大家解释这书的使用。事实上那书是绝密的。
这时军官们都在想：施瑞德上校绝对是发了疯。他很久以来就有些十三点，但是肯定没有理由估计他突然会疯到这种程度。火车开动前他召集大家开了一个最后的“大会”，通知大家要给他们每个人发一本路德维希·刚荷伐的书《神父的罪恶》。他已经命令送到营部办公室来了。
“先生们，”他脸上露出神秘得可怕的表情说，“千万不要忘记161页！”可是尽管军官们专心致志地读了那页书，也没有读出个眉目。那一页里有个叫玛莎的女人走到一张写字台前，取出了一份手稿，一边想一边说：读者一定会同情剧本的主人公。同一页上还出现了一个老想开玩笑的阿尔贝特，因为跟前面不知道的情节脱了节，似乎也读不出什么意思。路卡什中尉怒气冲冲地咬着烟嘴。
“老头子真是老糊涂了，”军官们都想。“他彻底完蛋了。现在他们要调他到国防部去了。”
萨格纳上尉在脑子里构思满意了，从窗户边站起身来。他没有多少教育才能，因此他费了很多时间才在脑子里构成了关于161页的重要性的谈话的全局计划。
在他开始解释以前，他把部下都叫做“先生们”，这叫法跟那位老态龙钟的上校的叫法一向相同。虽然在上火车前他是叫他们“我亲爱的伙伴们”的。
“那好，先生们……”然后他开始阐述前一天晚上他如何从上校那儿接受了有关路德维希·刚荷伐的《神父的罪恶》161页的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