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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阉入宫
魏忠贤的早年生活充满了艰辛与挑战。出生于贫困家庭，他并未接受正规教育，但天生的街头智慧让他学会了射箭与骑马，这些技能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并不常见。然而，他的生活并非只有正面的特质，赌博与沉溺酒色的生活习惯，最终将他推向了一条极端的道路。
在一次赌博的巨大损失后，魏忠贤的内心充满了挫败感和绝望。在极度的愤懑与自我惩罚的心理驱使下，他选择了自我阉割，这一举动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自宫后，他更名李进忠，这一步骤看似是对命运的屈服，实则是对宫廷生活的一种渴望与追求。
李进忠（即后来的魏忠贤）在万历年间被选入宫，他的宫廷生涯始于太监孙暹的麾下，负责管理甲字库。他深知人脉的重要性，凭借其圆滑的交际手腕，很快得到了提升的机会。他请求担任皇长孙母亲王才人的典膳，这一职位使他有机会接近皇室成员，从而获得了更多的关注与机会。
在宫廷中，魏忠贤巧妙地利用了各种关系网，尤其是与司礼监秉笔太监王安的交情。通过魏朝的推荐，王安对魏忠贤产生了好感，这种高层的支持为他在宫廷中的晋升铺平了道路。
魏忠贤的另一重要盟友是皇长孙的乳母客氏。客氏原本与魏朝有着非正式的伴侣关系，但在魏忠贤的出现后，她转而倾向于这位更有潜力的新宠。魏忠贤与客氏之间的亲密关系，不仅为他赢得了皇长孙的信任，也使他在宫廷斗争中占据有利位置。
二、飞黄腾达
明熹宗朱由校即位之初，标志着魏忠贤和客氏命运的重大转折。在泰昌元年（162o年），随着明神宗与明光宗相继去世，朱由校登基为帝，次年改元天启。魏忠贤与客氏迅受到了熹宗的宠信，仅仅一个月内，客氏就被封为奉圣夫人，而魏忠贤的家族成员，包括其兄魏钊，也被荫封为锦衣卫千户，显示出他们地位的显着提升。
魏忠贤虽然不识字，按照宫廷惯例本应难以进入司礼监这样的关键部门，但他凭借与客氏的特殊关系，成功突破了这一限制。在熹宗的庇护下，魏忠贤从惜薪司的小角色迅升迁至司礼监秉笔太监，并兼任提督宝和三店，这意味着他掌握了极大的权力和财富。
熹宗对魏忠贤和客氏的宠信，甚至到了无视朝臣谏言的地步。当御史王心一提出反对意见时，熹宗并未采纳。在大婚之际，尽管有御史毕佐周、刘兰以及大学士刘一燝等人请求将客氏遣出宫外，熹宗却以皇后年幼需要照料为由，拒绝了这一建议。
魏忠贤在宫廷中的地位稳固后，开始清除异己。他不仅独占了客氏，还将之前的竞争对手魏朝逐出宫外，甚至设计杀害了主持正义的王安，借此机会将王安手下的一众宦官全部驱逐，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势力。
客氏本人则以其淫毒凶狠着称，而魏忠贤虽然不识文字，但记忆力出众，性格猜疑残忍且阴毒，擅长逢迎讨好。二人相互依存，利用熹宗的信任，与司礼监王体乾及李永贞、石元雅、涂文辅等人结成党羽，控制了宫中大权，无人敢与其对抗。
面对朝臣的批评与谏言，魏忠贤与客氏毫不手软。御史周宗建、侍郎陈邦瞻、御史马鸣起、给事中侯震旸等人先后遭到贬谪或外放，即使他们的言论尚未直接针对魏忠贤。在此背景下，魏忠贤进一步诱导熹宗选择武力强大的宦官，制造火器在宫内操练，同时秘密拉拢大学士沈翭作为支持者，进一步巩固其在朝中的地位。
魏忠贤还引导熹宗沉湎于享乐，如歌舞伎乐、狗马射猎等，以此分散皇帝的注意力，避免其过多干预政务。刑部主事刘宗周曾勇敢地弹劾魏忠贤，但因熹宗的怒气而险些遭遇不幸，幸亏大学士叶向高的救助才得以幸免。
三、专擅朝政
魏忠贤在天启初年逐步掌控朝政的过程，是明朝末年政治动荡的典型反映。随着明神宗在位后期对政务的疏忽，朝堂上逐渐形成了门户之争，以东林党为代表的士大夫集团与宦官集团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东林党人通过激烈的言论批评朝政，而魏忠贤的势力则逐渐在幕后形成，图谋排挤东林党，以巩固自身地位。
起初，魏忠贤的野心遭到了叶向高、韩火广等辅政大臣以及邹元标、赵南星、王纪、高攀龙等高官的阻挠。这些人秉持清议，维护朝纲，使得魏忠贤未能立即实现其野心。然而，随着时间推移，魏忠贤及其党羽通过一系列的策略，逐渐削弱了东林党的影响力。
天启二年（1622年），魏忠贤的侄子被封为锦衣卫指挥佥事，显示了其家族势力的扩张。当给事中惠世扬、尚书王纪指出魏忠贤与沈翭的不当交往时，他们被贬职，这标志着魏忠贤开始对批评者采取报复行动。随后，周宗建、文震孟、满朝荐等人也因指责魏忠贤而遭到罢免，表明魏忠贤的势力已能左右皇帝的决策。
天启三年（1623年），魏忠贤的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他成功引荐私人魏广微为大学士，进一步增强了其在朝中的根基。通过郭巩的攻击，魏忠贤打击了周宗建、刘一燝、邹元标等东林党人，尽管周宗建与方大任进行了反击，但未能阻止魏忠贤的势力扩张。
魏忠贤不仅在外朝操控政局，还在内宫实施恐怖统治。他假传圣旨，将朱常洛的选侍赵氏赐死，谋害了怀孕的裕妃张氏和成妃李氏，甚至导致皇后张氏流产，严重干扰了皇室的血脉传承。此外，魏忠贤还对宫嫔和太监进行了清洗，巩固了其在宫内的绝对权威。
同年冬季，魏忠贤兼领东厂事务，标志着他权力的顶峰。东厂作为明朝最着名的特务机构，掌握着监视和镇压异己的权力，魏忠贤的控制意味着他几乎可以无所顾忌地清除所有反对力量，实现了对朝政的全面掌控。
四、东林党争
天启四年（1624年），明朝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激烈的党争。给事中傅木魁勾结魏忠贤的外甥傅应星，诬陷中书汪文言，并波及左光斗、魏大中，引了一系列政治风暴。汪文言被捕入狱，镇抚司的刘乔在叶向高的指导下试图保护汪文言，但遭到了魏忠贤的报复，被撤职并由其亲信许显纯取代。
随着魏忠贤势力的膨胀，他开始对朝中异见者进行打压。御史李应升、给事中霍守典、御史刘廷佐等人相继进谏，均遭到魏忠贤的报复。副都御史杨涟的弹劾奏疏，列出了魏忠贤的二十四大罪状，一度令魏忠贤感到恐慌，但最终在客氏与王体乾等人的支持下，魏忠贤稳住了局面，朱由校反而斥责了杨涟，显示出皇帝对魏忠贤的偏袒。
杨涟的失败激了更多朝臣的抗议，魏大中、陈良训、许誉卿、朱国弼、陈道亨、岳元声等七十余人接连上书，揭露魏忠贤的不法行为。叶向高与翁正春请求遣返魏忠贤，以平息舆论，但未获朱由校批准。
魏忠贤利用此机，开始了对东林党人的全面清洗。他借助顾秉谦、王体乾等人的协助，列出黑名单，将数十名正直官员如赵南星、高攀龙、陈于廷、杨涟、左光斗、魏大中等逐出朝廷，甚至驱逐了辅政大臣韩火广和李邦华，正直之士如同秋风扫落叶般被清除。
随后，魏忠贤利用权力，安排亲信如朱童蒙、郭允厚、吕鹏云、孙杰、霍维华、郭兴治、徐景濂、贾继春、杨维垣等担任要职，同时召回徐兆魁、王绍徽、乔应甲、徐绍吉、阮大铖、陈尔翌、张养素、李应荐、李嵩、杨春懋等人作为其党羽，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朝中的势力。
其中，崔呈秀编纂了《天鉴录》和《同志录》，王绍徽编撰了《点将录》，将邹元标、顾宪成、叶向高、刘一燝等东林党人列为要目标，网罗所有反对魏忠贤的人，指控他们为东林党。这些黑名单成为魏忠贤清洗政敌的依据，也进一步加强了他对朝政的控制。
魏忠贤的党羽们竞相打击正直官员，如张讷、倪文焕、李鲁生、曹钦程等，御史梁梦环重新启动汪文言案，致其死于非命。许显纯编造的供词将赵南星、杨涟等二十余人牵连其中，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周朝瑞、袁化中、顾大章等六人被诬陷入狱并酷刑致死，熊廷弼及其亲家御史吴裕中亦未能幸免，尚书李宗延、张问达，侍郎公鼐等五十余人被罢免，朝中人才凋零。
五、祸害天下
在魏忠贤权势的鼎盛时期，东厂的缉捕人员犹如厉鬼横行，他们所到之处，不论实情如何，都会引起一片腥风血雨。东厂的恐怖统治，不仅针对朝廷官员，就连平民百姓也无法幸免，稍有不慎触及魏忠贤的禁忌，便可能招致杀身之祸。
外戚李承恩，身为宁安大长公主之子，仅因家中藏有公主所赐的器物，就被魏忠贤以盗窃皇家禁物的罪名判处死刑。中书吴怀贤读了杨涟的奏疏后击掌赞叹，这一行为经家奴告，导致吴怀贤被杀，家产被抄。武弁蒋应阳为熊廷弼鸣冤，亦被迅处决。民间稍有不慎触及魏忠贤的名字或事迹，便会被捕杀戮，甚至遭受剥皮、割舌的酷刑。人们在路上相遇，只能以眼神交流，不敢出声音，生怕招惹祸端。
天启六年（1626年），魏忠贤的权势进一步膨胀，他不仅获得庇荫都督佥事的恩典，还庇荫其族叔魏志德为都督佥事，提升傅应星为左都督，并表彰傅应星的母亲。魏忠贤继续利用权力迫害异己，通过其党羽李永贞假冒浙江太监李实上奏，逮捕并惩治了前应天巡抚周起元以及江浙籍的高攀龙、周宗建、缪昌期、周顺昌、黄遵素、李应升等人。高攀龙自尽，周顺昌等人在狱中被害。苏州民众见周顺昌被捕，群情激愤，打死两名校尉，巡抚毛一鹭逮捕了颜佩韦等五人并将其处死。
刑部尚书徐兆魁在审理案件时，对魏忠贤仇视的人施以严刑。魏忠贤还听从霍维华的建议，命令顾秉谦等人编修《三朝要典》，意图彻底抹黑东林党人。御史徐复阳提议拆毁讲学书院，以断绝东林党的根基；御史卢承钦则请求立东林党碑，以昭示天下。这些举措让海内人士感到窒息般的恐惧。
霍维华建议魏忠贤在边防上冒险邀功，以巩固其权势。辽阳男子武长春因在妓院表不当言论，被东厂捕获，许显纯将其酷刑逼供，夸大其辞，称其为敌国间谍，若非东厂及时行动，将有大变。朱由校因此诏封魏忠贤侄子魏良卿为肃宁伯，赏赐宅第、庄田，赐予铁券。吏部尚书王绍徽请求尊崇魏忠贤的先世，朱由校诏令追赠魏忠贤上四世为肃宁伯。魏忠贤还假传圣旨，派遣其党羽太监刘应坤、陶文、纪用镇守山海关，控制兵权。他再次被记功，庇荫都督同知和世袭锦衣卫指挥使各一人。
浙江巡抚潘汝桢奏请为魏忠贤建立祠堂，仓场总督薛贞则称草场失火，幸亏魏忠贤救助，得以无害。自此，歌功颂德之声不绝于耳，各地开始兴建魏忠贤的祠堂，进一步强化了他作为“九千岁”的地位，同时也标志着明朝末年政治腐败和人民苦难的加剧。
六、打击异己
魏忠贤在朝中的清洗运动，不仅针对东林党人，也对任何被视为潜在威胁的人进行了无情的打击。编修吴孔嘉利用个人恩怨，诱使吴养春的奴仆告主人，导致吴养春父子死于狱中，家产被抄，这一事件展现了魏忠贤党羽的残酷与无情。知府石万程因对酷刑的不忍，愤而削挂印而去，几乎引徽州的民变，显示了魏忠贤统治下民不聊生的惨状。
魏忠贤的党羽都督张体乾诬告扬州知府刘铎勾结方术士诅咒魏忠贤，刘铎因此被斩。同样，因微小的嫌隙，新城侯之子王国兴被诬告，被判死罪，主事徐石麒亦遭罢免。魏忠贤的报复不仅针对活着的政敌，连已故之人也不放过，如韩火广、张问达、何士晋、程注等，即便已离世，其家属仍被追究责任，财产被没收。
魏忠贤的权力网覆盖朝野，阉官中有王体乾、李朝庆、王朝辅、孙进、王国泰、梁栋等三十余人作为左右拥护，而外廷文臣中，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被称为“五虎”，武臣中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被称为“五彪”，再加上“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众多党羽，从内阁到地方督抚，无一不在其控制之下。
魏忠贤对张皇后及其家族的忌恨，亦体现了其权力的无所不用其极。他诬告张皇后的父亲张国纪纵奴犯法，企图动摇皇后地位，虽因王体乾的劝阻而暂时罢手，但仍展示了其对皇室权威的蔑视。
天启六年（1626年）冬，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顶峰，被封为上公，加恩三等。其侄魏良卿晋封肃宁公，享受魏国公待遇，庇荫多人。魏忠贤的党羽遍及要塞，如蓟、辽、山西宣府、大同等地，总兵梁柱朝、杨国栋等每年向其献上名马珍玩，表明魏忠贤不仅掌握了政治大权，还享有巨大的经济利益。
袁可立作为非阉党非东林的官员，本无意卷入党争，但在魏忠贤权势熏天之时，因不愿迎合阉党，最终被迫致仕。袁可立的遭遇，不仅是个人悲剧，也反映了魏忠贤时期朝中异己者的普遍命运。袁可立的离去，使得阉党更加肆无忌惮，掌握了更大的军政权力，进一步加剧了明朝末年的政治腐败和社会动荡。
七、海内献媚
天启七年（1627年），魏忠贤的权势达到了巅峰，他派遣亲信崔文升总督漕运，李明道总督河道，胡良辅镇守天津，以巩固其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掌控。崔文升曾因侍奉光宗用药之事被东林党人攻击，此时却成为魏忠贤的左膀右臂，这表明了魏忠贤对异己的收编策略。
海内各地官员争相献媚，督抚大臣如阎鸣泰、刘诏、李精白、姚宗文等竞相为魏忠贤建立祠堂，颂扬其功德，形成了一股狂热的崇拜风潮。这种风气甚至影响到了社会各个阶层，包括武夫、商贾乃至市井小民，都参与其中。祠堂建造奢华，侵占民田，砍伐墓地树木，百姓敢怒不敢言，而监生陆万龄更提出了将魏忠贤配享孔子的荒诞提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