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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呸!吉乃特毫无心肝,她只想找个人照看她。没有一个法国人会娶她,她在警察局里挂了号。她想嫁给他是因为他太蠢,没有去查查她的底细。她的父母不想再要她了,她给他们丢尽了人。不过若是她能嫁给一个有钱的美国人,一切都妥了……你们以为也许她有点儿爱他,嗯?你们不了解她,他们在旅馆里同居的时候,她就乘他去上班之际带别的男人到她房间里去。他吝啬,她穿的那件皮衣——她告诉他是她父母送给她的,对吗?天真的傻瓜!哼,我曾看到她带一个男人到旅馆里来,当时菲尔莫还正在旅馆里。她带这个男人去了下面一层,这是我亲眼看到的。那是怎样一个男人啊!一个老流浪汉,已不可能勃起了!”
如果菲尔莫从庄园里放出来后回到巴黎,或许我会给他通通有关吉乃特的消息。在他仍处于医生的观察下时,我认为用伊韦特的诽谤毒化他的脑筋、使他不愉快是不妥的。结果,他从庄园直接去了吉乃特父母的家。在那里,尽管他不太愿意,还是受骗公布了他的订婚。当地的报纸都登载了结婚预告,还为女方家的朋友们举行了招待会。菲尔莫利用这个机会采取各种办法逃避,他很清楚自己在干什么,却装出仍有点痴呆的样子。
比如说,他会借来岳父的汽车,独自一个在乡间到处乱闯。若是看到一个他喜欢的镇子便住下尽情玩乐一番,直到吉乃特来找他。有时他也同岳父一起出去,也许是钓鱼,然后就一连好几天听不到他们的行踪。他变得任性而又难以讨好,真叫人恼火。我猜他是算计着也许仍能从中尽量捞一把。
他同吉乃特回到巴黎时又有了一衣柜簇新的衣服和一袋钱,他显得又开心又健康,皮肤也晒黑了。我觉得他显得十分健壮,可是我们一离开吉乃特他便开口了。
他的工作丢了,钱也花光了,他们大约在一个月内结婚,在这段时间内由女方父母给他们钱花。菲尔莫说,“一旦他们牢牢控制住我,我就只能成为他们的奴隶了。
她爹打算为我开一家文具店,吉乃特应付顾客,干收钱这类事,我坐在店后面写东西或干别的。你能想象得出我坐在一家文具店后面度过余生的情景吗?吉乃特认为这个主意妙极了,她喜欢经手钱,我倒宁愿回到庄园里去也不想听从这种安排。”
当然,他眼下不得不假装对一切都十分满意。我试着劝他回美国去,可他不听,说不能被一群无知的乡巴佬从法国赶走。
他有一个想法,想溜走一段时间,然后再在巴黎某个偏僻的地方住下来,在那儿他不大可能会遇见她。但是我们很快就认为那不可能,在法国无法像在美国那样藏起来。
我提议说,“你可以到比利时去呆一段时间。”
他马上反驳说,“我干什么挣钱呢?在那些鬼国家里是找不到工作的。”
我又问,“那么你干吗不先跟她结婚,然后再离婚?”
“她马上就要养孩子了。谁来照料孩子呢,嗯?”
我说,“你怎么知道她要生孩子了?”我觉得道出这个秘密的时机现在已成熟。
“我怎么会知道?”他似乎并不很明白我在暗示什么。
我把伊韦特说的向他透露了一点儿,他略有几分惊慌地听我说,最后打断了我的话。他说,“再说也无益,我知道她要生孩子了。没错,我摸到他在她肚子里踢腾呢。伊韦特是个卑鄙的小娼妇,你瞧,我并不想告诉你这个,不过直到去住院之前我仍给伊韦特钱。后来出了那件事,我便无法再为她做什么了。
我觉得自己已经为她俩做得够多的了……我要先照顾自己。这使伊韦特很恼火,她告诉吉乃特说她要跟我算帐……不,我希望她说的是真的,那样我就能比较容易地从这件事情中脱身了。
现在我已中了圈套,我许诺要娶她,也就只好走完这个过程了。
此后我也不知道会怎样,他们现在已经牢牢掌握住我了。”
由于菲尔莫在我住的旅馆里租了一个房间,我不得不经常见到他们,不管是不是想见。我几乎每天晚上同他们一道吃饭,当然饭前少不了喝几杯茵香酒。吃饭时他们不断大声吵,这很令人尴尬,因为有时我得站在这一方,有时又得站在另一方。比如说,在一个星期日下午,一起吃完午饭后我们来到埃德加一基内林荫道街角上的一家咖啡馆里。这一回异常顺利,我们三人并排坐在里面一张小桌子边,背对着一面镜子。吉乃特准是动了感情还是怎么的,因为她突然变得十分多情,当着众人的面爱抚、亲吻起菲尔莫来,像所有法国人一样做得很自然。他们刚刚长久地拥抱完,菲尔莫说了她父母一句什么,她认为这是侮辱,马上气红了脸。我们想叫她平静下来,便说她误解了那句话,然后菲尔莫又低声用英语对我说了句什么——似乎是说要我奉承她几句。这足以使她彻底大动肝火,她说我们在取笑她。我又说了一句不太好听的,更使她气得不得了。菲尔莫便想说句话,他说,“你的性子太急。”说完他想拍拍她的脸蛋,她却以为菲尔莫举起手来是要扇她耳光,便用她那只乡巴佬的大手朝他下颚上响亮地抽了一记。菲尔莫一时惊呆了,他没有料到会挨这么狠的一巴掌,这一下很痛。我看到他的脸变得惨白,接着他从长椅上站起来“叭”地狠狠扇了她一巴掌,差点儿把她从椅子上揍下来。“给你一下!这一下叫你放规矩些!”他用不连贯的法语说。一阵死一样的沉默,然后她像暴风雨一样爆发了,抓起眼前的白兰地酒杯狠命朝他掷来。杯子砸在身后的镜子上,碎了。这时菲尔莫已经抓住了她的胳膊,但她又用另一只手抓起咖啡杯摔在地上。她像一个疯子一样乱扭乱动,我们用尽力气抓住她。这时店老板当然跑来了,叫我们快滚。“流浪汉!”他这样叫我们,吉乃特尖叫道,“对了,流浪汉,就是流浪汉!脏外国佬!
恶棍!土匪!居然打一个怀孕的女人!”周围的人都在怒视着我们,一个可怜的法国女人和两个美国流氓、匪徒。当时我想不打一架恐怕是逃不出那地方了,这时菲尔莫沉默着,一句话也不说。吉乃特冲出门,留下我们去挨人骂。临出门时她转过身来举起拳头嚷道,“我会找你算帐的,你这个野人!等着瞧吧!没有哪一个外国人敢这样对待一个体面的法国女人!哼,不行!这样就是不行!”
这时我们已经给老板付了酒钱和打破的杯子钱,听到吉乃恃这番话他便觉得自己有义务向吉乃特这样一个法国母亲的杰出代表表现一下他的勇敢无畏,于是他毫不费力地朝我们脚下啐了一口,把我们推出门去。“吃屎去吧,你们这些肮脏的流浪汉!”他这样说或是说了一句别的什么诙谐话。
到了街上,而且并没有人向我们投掷东西,我这才悟到这件事有趣的一面。我自己暗想,说不定把这整个事件恰如其分地扬到法庭上倒是一个很妙的主意呢。整个事件!把伊韦特的小故事当作小菜端出去!法国人毕竟是有幽默感的,兴许法官听了菲尔莫的陈述后还会解除他们的婚约呢。
这时吉乃特正站在街对面向我们挥舞拳头,还使足了劲大骂。行人站下听她骂,分成两派,一遇到街上吵架他们总会这样。菲尔莫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撇下她走掉还是过去哄她。他站在街中央,两只胳膊伸出来,企图插嘴。吉乃特还在喊,“土匪!野人!你们看,下流胚!”还有一些别的恭维话。后来菲尔莫朝她走去,大概她以为他要再好好揍她一下,便飞快地沿着街溜了。菲尔莫回到我站的地方说,“走,咱们悄悄跟着她。”我们出发了。身后跟着一小群人。她走一段路便回头朝我们晃晃拳头,我们也不想追上她,只是不紧不慢地跟着她走过那条街,看她打算干什么。后来她放慢了脚步,我们便穿过马路来到街道另一侧。现在她不喊叫了,我们仍跟着她,距离越来越近。现在我们身后只剩十来个人了,其他人都已失去了兴趣。待我们快走到街角时她突然站住了,等我们走近。菲尔莫说,“让我来说,我知道怎样对付她。”
我们一走过去她便泪如泉涌了。至于我自己,我不知道她这是要搞什么名堂,所以后来我有点儿吃惊——菲尔莫走上前去用委屈的声调说,“那样做象话吗?你为什么要那样呢?”一听这话她便张开双臂搂住他的脖子,像小孩子一样大哭起来,称他是她的小这个、小那个,然后她转向我恳切他说,“你看见他怎样打我了。
这样对待一个女人合适吗?”我正要脱口说很合适,菲尔莫抓住她的胳膊领她走了。他说,“别再说了,你若再闹我就在大街上揍你。”
我原以为又要重新吵起来了。她眼中仍有怒火。不过她也有点儿怕了,很快怒气就平息下去了,但是在咖啡馆里坐下时她轻声冷酷地说,他别以为她这么快就会忘掉这件事,过一阵他还会听到的……也许是今天晚上。
果然她没有食言,第二天早上我碰到菲尔莫,他的脸和双手全被抓破了。看来她一直等到他去睡了才一言不发走到衣柜那儿,把他的衣服全掏出来扔在地上,一件件全撕成了一条条的。以前这类事情也发生过几次,事后她又把它们补好了,所以菲尔莫没有表示什么。这种态度更使她怒不可遏,她要用指甲抓破他的肉,这一点她尽力去做了。由于怀孕了,她在某种程度上占了上风。
可怜的菲尔莫!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吉乃特把他吓坏了。假如他威胁说要逃走,她便针锋相对地威胁要杀了他,而且她全是当真说的。她说,“如果你去美国我就跟去!你逃不出我的手心,一个法国姑娘总是知道如何报仇的。”接着她马上又哄他“放明白点儿”、“明智些”,等等。一旦他们有了那间文具店,生活就会变得非常美好。他连手都不用抬,她会把全部活儿都包下来。他可以呆在铺子后面写作,干他想干的事情。
这件事就这样反反复复折腾了大约几个星期,像玩跷跷板似的忽起忽落。我尽可能躲着他们,我对这件事早已厌恶了,对他俩都很反感。后来在一个晴朗的夏日,我正从里昂信贷公司门前走过,从台阶上下来的不是别人,正是菲尔莫。我热情地跟他打招呼,因为我躲着他躲了这么久,多少总有点儿内疚。我以比一般的好奇更关切的口吻问他事情怎么样了,他很含糊他说了两句,话音里有一种绝望情绪。
他以一种古怪、不连贯、可怜巴巴的调子说,“她只允许我去一趟银行。我只有大约半小时,不能久了,她记着我出来的时间呢。”说完他捏住我的胳膊,似乎是要带我赶快离开那儿。
我们沿着里沃利街往前走,这是很美的一天,暖和、晴朗、阳光明媚——是一年里巴黎最漂亮的几天之一。一阵和煦的微风吹来,刚好能吹走你鼻孔里滞留的气味。菲尔莫没有戴帽子,从外表看他很健康,像一位低着头走路的普通美国游客,口袋里的钱叮当乱响。
他平静地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你得帮我一把,我没有法子,我掌握不了自己。只要能离开她一段时间,或许我会好起来的。可是她不让我走开,只许我上一趟银行,我得取些钱。我跟你走一段,然后就得赶回去,她会做好午饭等我的。”
我静静地听他讲,心里暗想他的确很需要有人把他从这个深渊中拉出来。他已经完全陷进去了,他的勇气完全丧失殆尽了。他真像一个孩子,像一个天天挨揍仍不知道如何做才好的孩子,只会畏缩和发抖。我们在里沃利街的柱廊下拐弯时,他开始长篇大论地破口大骂法国。法国人叫他受够了。他说,“我以前常称赞法国和法国人,不过那都是文学作品中的事。现在我才算是了解他们了……我了解他们究竟如何了。他们残酷、贪财。起初法国显得妙极了,因为你有一种自由自在的感觉。过一段它就会叫你生厌,其实它骨子里全死了,没有感情,没有同情心,没有友谊。他们自私到了极点,是世界上最最自私的民族!他们什么也不想,只想钱、钱、钱,而且他妈的那么文雅、那么中产阶级化!正是这一点使我气得发疯,一看见她补我的衬衣我就恨不得用棍子揍她。总是补、补,节俭、节俭。
‘要节俭!’我听见她整天只说这一句话。到处都能听见人们说,‘理智些,亲爱的!理智些!’可我不想理智,也不想符合逻辑。
我恨这个!我想摆脱束缚,我想享受人生。我想干点儿事情,不愿成天到晚坐在一家咖啡馆里闲扯。老天,我们有错,可我们还有热情,犯错误也比什么事都不干强些。我宁愿在美国做一个无业游民也不愿再舒舒服服坐在这里了,也许这是因为我是美国佬的缘故吧。我出生在新英格兰,我想我是属于那儿的。一夜之间你变不成欧洲人,你的血液里有种使你与众不同的东西。
那是气候,还有一切,我们看问题的眼光不同,不论多么羡慕法国人,我们也无法变成他们。我们是美国人,而且只好一辈子作美国人了。当然,我恨国内那伙拘谨的家伙,我打心里恨他们。不过,我自个儿也是他们中的一个。我不是这儿的人,我讨厌这儿。”
衷全倒出来,搬掉压在胸口的重负对他是有好处的。我又想起一桩好笑的事:还是这个人,若是倒回去一年,准会像一只大猩猩那样拍着胸脯大喊,“多么美妙的一天!多么美的国家!多么好的人民!”若有哪一个正巧同行的美国人哪怕说一个对法国不恭敬的词儿,菲尔莫准会揍扁他的鼻子。一年前他会为法国去死。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人像他这样深深迷恋一个国家,在一个外国的天空下过得如此幸福。这是不正常的,他说起“法国”时,这个词意味着甜酒、女人、衣袋里的钱、挣得容易花得快的钱,意味着作个坏小子、去度假。后来,等尽情玩够了,等帐篷顶被风刮走,清清楚楚地看到了天空,他才明白这不仅是一个马戏团,也是一个竞技场,像各处一样,而且还是一个极冷酷的竞技场呢。过去一听他侈谈光荣的法国和自由之类的蠢话,我便常想一个法国工人听了会作何感想,他能否明白菲尔莫这些话。怪不得他们认为我们全疯了,在他们看来我们是疯了,我们只不过是一群孩子、一帮老傻瓜。我们所谓的人生只是一篇廉价物品商店里听来的传奇故事。其中的热情又是什么呢?是使每个普通欧洲人感到恶心的、不值钱的乐观。这是错觉。不,用错觉这个词描绘它还太好了,错觉的意思是说还有点儿什么。不,不是错觉,是幻想,纯粹是幻想,就是这样。
我们就像一群眼睛被蒙住的野马,我们狂奔、乱跑,呼的跃下了悬崖。前进!
前进!向着助长暴力和迷惑的一切前进,不拘上哪儿。这时马的嘴角一直在冒白沫,口中喊着:“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为什么?上帝知道。这是由于血液,由于气候,由于许多因素,这也是终结。我们正在把整个世界拉倒,叫它压在我们头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这是命中注定的。其余的全是胡扯……到了王宫那儿,我提议停下喝一杯。菲尔莫犹豫了一下,我看出他在耽心吉乃特、耽心午饭、耽心会挨一顿臭骂。
我说,“看在基督的份上,暂时忘掉她吧。我要叫点儿喝的,而巨要叫你喝。
别担心,我要把你从这个鬼圈套里弄出来。”我叫了两杯烈性威士忌。
看到威士忌端上来,他又像个孩子似的朝我笑了。
我说,“把它干了!咱们再喝一杯,酒会对你有好处的。我不管医生怎么说,现在总没有关系了。来,把它干了。”
他干脆地把它喝完了,侍者走开去拿酒时他用泪汪汪的眼睛看着我,似乎我是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个朋友,他的嘴唇也在微微抽搐。他有话想对我说,可是又不知道如何启齿。我轻松地瞧着他,就像没有看到他乞求的目光一样。然后,我把茶托推到一边,用时撑着俯在桌上恳切地说,“我说,菲尔莫,你倒底想干什么?告诉我吧!”
听到这话泪水从他眼眶里涌出,他脱口便说,“我想回家跟家人呆在一起,我想听见人们说英语。”热泪从他脸上流下来,他并不去擦,只是叫一切都涌泻出来。老天,我暗想,这样发泄一下倒也不错。一辈子至少作一回彻头彻尾的懦夫倒也不错,可以这样痛痛快快地发泄一下。太棒了!太棒了!看见他垂头丧气对我大有益处,于是我觉得自己可以解决任何难题,我觉得勇气倍增、果断坚毅,脑子里立即有了一千条妙计。
我又凑近些说,“听着,如果你真的心口如一,为什么不干……为什么不走呢?假如我处在你的处置上,你知道我会怎么办?我今天就走。是的。老天在上,我说的是真的……我会马上走掉,甚至不跟她道别。实际上,这是你唯一的一条出路,她是永远不会放你走的。这一点你明白。”
侍者端来了威士忌,我看到菲尔莫迫不急待地伸手接过酒杯送到唇边,我看到他眼睛里流露出一丝希望的光芒——遥远、狂暴、孤注一掷的光芒,也许他看到自己正在游过大西洋。在我看来这件事很容易,像滚动一根圆木那样简单。我脑子里很快便想出了这件事的计划,我知道每一步会怎样,我的脑子清楚极了。
我问他,“银行里的钱是准的?是她爹的还是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