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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我上了春晚，演了一个小品。上场之前我趴在地上亲了舞台一口，嘴有点儿麻，不知道是不是被高科技的LED地板给电着了，所以我表演的时候老舔嘴唇，很怕粘到一起说不出来话。
马丽是过来人，她说她第一年上春晚的时候嘴也麻，愣是和我一样，不承认那叫紧张。
岳云鹏比我还紧张，我们还没演完，他就在台上哭了，勾搭得我也没忍住。我们的下一个节目，是王铮亮的歌曲《时间都去哪儿了》，每次彩排，我下场都会和小亮哥拥抱，加油打气。直播那天我是哭着下去的，后来他给我发消息说：都是你把我给吓的，一开口就唱跑调了。
那天我哭得很难看，有几个舞蹈演员跑过来找我合影，我说实在不好意思，真的是太狼狈了。后来也很后悔，应该和他们照的，可能我再次见到他们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舞蹈演员们很不容易，化妆成差不多的样子，没见得有什么特写，却排练了几个月的时间。
我们的小品一共排练了109天，我管它叫“自残式”排练，后来我觉得已经接近“自杀式”了。因为白天每个人的工作都很忙，所以我们的排练往往从半夜开始，蔡明姐说我们是“聊斋剧组”。大家排练到早上四五点，又接着去忙其他的事情。
第一次参加审查是在宾馆的一个小房间，对面坐着央视的几个领导，我们在离他们不到一米的距离演出，不敢使劲儿演，怕唾沫喷到人脸上。那种感觉很诡异，因为你的观众就直接是奔着挑毛病来的，所以演得也不自信。
结束以后头衔最大的领导提出了一些意见，也对每个人做出了评价：“蔡明，当然是你们的中流砥柱，老春晚了，不会犯什么错误；华少是当红主持人，嘴巴很快，适合这个角色；岳云鹏，我听过你的相声，演得很好。”
然后他看着我，停顿了几秒钟后问：“你是？”
旁边的人赶紧接话说：“他叫大鹏，是网上的。”
领导意味深长地“哦”了一声，就说别的去了。
那天晚上蔡明姐发了很长很长的一条微信鼓励我，叫我相信自己。
其实我是相信自己的，但一直都觉得自己有可能被换掉，所以始终没和我妈我爸说这个事，直到记者拍到我参加彩排的照片。那些记者都是我的朋友，之前我做过好几年的《大鹏跑春晚》，和他们一起蹲在央视的西门，一蹲就是一天，冻得跟什么似的。
腊月二十八那天，新闻频道的《面对面》节目，播出了蔡明姐的专访。在谈到我的时候，他们插播了一些《屌丝男士》的画面，里面竟然出现了波多野结衣，我当时就吓尿了，心想完了完了，这要是被央视领导看到可怎么办。
要么就是他们不看自己的片子，要么就是他们不看日本的片子，反正这事儿最后没扩大化，我终于挺到了大年三十。
那天晚上我拿着第一稿剧本请每一位参与者在上面签了名，可是却发现我们演的小品和第一稿剧本已经完全没什么关系了。到演出的时候，我们的剧本整整改到第26稿。
演完之后回家，我妈说我到底演了什么她完全没看进去，只顾着盯着电视屏幕，生怕我忘词，后来我陪着她，她也陪着我看了一遍重播，才看明白。我妈说这个小品真好，越看越好，不用看也知道好看，因为儿子足足忙活了一百多天呢。
有了我妈的这句话，我就没有再去看其他的评论了。
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我以后可能都不会再骂春晚了，因为我确实参与过，深知不易。我可能以后也不会随便评论哪部电影了，因为就算是烂片，也凝聚了许多人的心血，只是能力有差别，但我都愿意相信，那些人是尽了自己最大的力。
当然遇到烂片你们还是可以骂的，毕竟花了钱的嘛，不花钱也浪费了时间和空间。只是我不太喜欢那种口吻，说什么“像这种片子我也可以拍出来”，还真不一定行。
我也演过各种各样的片，和内地、香港、台湾的许多导演都合作过，其实是想了解不同风格的导演如何掌控自己的作品，后来发现根本找不到任何一个标准模板。这也是电影有趣的地方，作品不会说谎，直接反映思想。
所以就算你想故意拍出一个烂片，都很难。
《煎饼侠》像我的人一样，是一部“很努力”的电影。可是我多么想让别人在评价我的时候，说我“很聪明”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