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在你们心中创造奇妙的意想不到的希望，以及生命的灵感与欢乐。 (第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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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1月

在我第一次确诊并接受了重大手术的三个月之后，我在一场明尼苏达维京人足球比赛上，面对64000个球迷接受了一次嘉奖。我穿着军装站在足球场上，看起来非常可悲——而心里感觉比这还要糟。

军装之下的这副躯体已经受过了百般摧残，瘦削不堪。刚刚到130磅的躯体勉强能够站稳。

我到底为什么要来参加这样一个大规模的“同情”盛会？

主持人简短地介绍了一下我的服役经历，然后说我被授予“家乡英雄”的荣誉称号。接着全场响起了零零散散的掌声。

接着主持人又说，那年夏天我被彼得雷乌斯将军选中到阿富汗去协助他，几周之后，就在我准备奔赴战场的时候，竟然被确诊患有晚期癌症。这时全场一片寂静。

主持人接着便描述我确诊之后如何顽强乐观地与癌症做斗争，介绍了我的妻子和儿子，然后就像是在罗马圆形大剧场介绍角斗士一样说出了我的名字。

全场64000个球迷站立起来，发出雷鸣般的掌声。我可以清楚地看见坐在前排的男男女女都在不停地擦拭眼泪。然后主持人不得不大喊着宣布说，我马上就要被军队晋升为陆军中校。

从那天现场的视频中可以看到，观众的掌声太热烈，以至于主持人最后都只能沉默不说话了。（可以在www.tellmysons.com观看这段视频。）

诺亚，当时你才10岁。比赛结束的时候，你问我：“爸爸，你好像一直在哭，你为什么这么伤心呢？”

“因为患有癌症并没有使我变成一个英雄，但是如果没有患上癌症，我是没有机会站在那里的。”

是约翰·莫里斯牧师，我们的州牧师，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说服我改变了对那场维京人足球比赛的看法，让我意识到我的故事能给别人带来极大的鼓舞。他让我明白，人们给予我的掌声，就跟我在一场大型足球赛中的紧急关头进行了最后一次进攻所获得的掌声一样。

观众的热情不一定是对于我取得了成就而言，而是象征着一种永恒的希望——他们自己心中那种永恒的希望——对仍然可能战胜困难而取得胜利的希望。

观众对我这次“最后的进攻”（后来我就这样解释我与癌症的抗争）所抱有的态度，既不是悲哀也不是同情，而是希望以及对同胞的爱。他们会说：“我希望这个人战斗下去并取得胜利！”

2012年5月

自我站在足球场上接受嘉奖之后的18个月，我的身体情况更差了，但是我能够而且愿意将自己还活着的这个事实看作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而且也为生活中不期而至的快乐和鼓舞而感动。

我的进食管被撤掉了，我刚刚还为明尼苏达州国民警卫队起草了史上第一份战略沟通计划书，另外，我花园里的花全都开了。

我的腹部仍然有一个明显的“子弹孔”，肋骨和肝部还插着导液管，但是疼痛和折磨已经降到我可以忍受的程度了。我甚至已经习惯了每个月忍受一两次脓毒症的发作，而我的身体经过到目前为止30次脓毒症发作的磨炼，已经能够有效地进行回击了。

然而，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天，“子弹孔”出了问题，我不得不去医院。伊兰王尔德医生很快就给我做了X射线检查，想进一步弄清楚孔洞的大小，然后我就去他的办公室等结果。

当屏幕上出现我腹部的扫描结果之后，我发现自己对这些内脏器官的熟悉程度已经不亚于我对自己面部特征的了解了。先不说“子弹孔”，我发现我肝脏上最大的那个肿瘤——之前像硬币一样大的那个肿瘤——现在比以前大了一倍。其他15个肿瘤中有两个显然也已经“苏醒”了。

“一些患者可以活十年，而另一些患者活不到一年。”我还记得医生的这句话。这个消息就像我初次确诊时的消息一样让人无法承受。

我立即开始接受新的化疗，但是一开始就失败了。我的皮肤和眼睛都变成了黄色，身体开始发痒，总是喘不上气儿来，一直感到特别疲惫——这些症状都表明我的肝脏承受不了。医生不得不又从我的背部插进去一根导液管，从我的右肺叶中抽出一升液体。

那时，我感觉自己仿佛就是在战场上完全被敌人包围，彻底击垮了，恰如2010年的秋天。我不再有那种斗志昂扬地要抗击的欲望了。就像在真正的战场上一样，残酷的现实让我不得不改变策略。

在工作上，我决定彻底交出自己众所周知的“军刀和队旗”，彻底解放自己。我们经常会说，“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每一个军人都有离开军队的那一天，我只是自私地希望时间一直能停在我当兵的时候。

这是放弃吗？让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军队永远都不会放弃或撤退。军队会用另外一种委婉的说法来表达这层意思。我们“整合”，我们“重组”，我们“进行退出行动”，但是我们从不“放弃”或者“撤退”。那么，“进行退出行动”和“撤退”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态度不同。而我喜欢用另一个说法：竖着中指退出。

如果泰坦尼克号当初沉没的时候，船上有我的一队战士的话，我想我一定会在没有其他办法的情况下理直气壮地下令让所有人开始重新摆放甲板上的椅子。这不是否认事实，也不是积极的思维。我知道船正在沉没，我的态度也可能会非常消极。但是我宁愿找点事情来做，也不愿意束手等死。因为事实是，我已经不知道怎么样才能什么都不做了。

2012年6月

孩子们，我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已经不能像患病初期时那样经常把你们叫到身旁，跟你们交心地聊天了。事实上，你们都拒绝接受我病情恶化的事实。我和克莉丝汀很痛苦地谈了一次，但是她也同样坚持说，我一直都非常顽强，我很可能会是第一个不需要肝脏而活下去的人。对于我随时可能会被彻底打倒的这个想法，克莉丝汀一直不屑一顾，而你们兄弟三个也是跟她一样的态度。

但是，这一天终归是会到来的。

自2010年秋天以来，我们就没有非常严肃地讨论过“万一会发生的情况”了。现在到了必须要谈的时候了，可你们又都很抗拒。马修，因为你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就是我的“主要目标”，我要找个方式跟你谈一下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