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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于文艺理论一向有浓厚的兴趣。东西文论颇读了一些,东西各国的文学作品读得也不算少。中国的文艺理论名著,如《文心雕龙》、《诗品》之类,基本上都读过。诗话一类的书读得更多了。但是业非专务,浅尝辄止,读得多而想得少。所以至今不但没有登堂入室,连堂屋的门也相距颇远,只能仍然算是一个门外汉。
我这样说,并不等于说,自己对文艺理论问题没有看法,没有意见。我的看法和意见还是不老少的。我从门外向门内瞥上几眼,看到了一些情况,也许是门内汉看不到的。原因正在我不在门内,没有为什么东西所蔽,没有什么功利目的,能够完全自由自在地观察,推敲。我想改一下苏东坡那一首著名的诗:“识得庐山真面目,只缘不在此山中。”
几十年前,我在清华大学读西洋文学的时候,也曾选过几门与文艺理论有关的课,读过一些西方文学批评的名著,比如Saints-bury的《文学批评史》之类。选的课主要是两门:一门是吴宓(雨僧)先生的“东西诗之比较”,一门是朱光潜(孟实)先生的“文艺心理学”。后者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深刻。所谓“文艺心理学”,实际上讲的就是西方的文学批评,重点是近现代。讲的都是当时最流行的理论,都是像我这样的青年学子所渴望了解的。孟实先生讲这种西洋理论,引用的例子却多半是中国的古典诗词,讲来头头是道,听来娓娓动听,听他讲课实在是极大的享受,至今难忘。我以前对中国文学理论多少熟悉一点,中国固有的专名词一看便能了解。对西方文艺理论,开始时难免会感到有点陌生,但是一经孟实先生讲解,便立即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觉得其中确有非常精彩的东西,它给我增添了观察问题的新角度,我的眼界为之大开。我觉得,这一门课是我在清华读书四年中最引人入胜的课程。
从那以后,我对西方文艺理论的兴趣一直保持不衰。可惜的是,清华毕业以后,我在德国待了十年,学的完全是另一套东西。在那样长的时间内,除了有时为了消遣读一些德国古今文艺作品外,文艺理论的书几乎一点接触都没有了。
最近二三十年以来,我主要从事的仍然是在德国学的那一套东西。但是,对中国文学史,对中国古代文艺理论的兴趣又恢复了。在专搞我那一门十分枯燥的专业之余,又利用余闲阅读这方面的典籍,旁及外国当前流行的文艺理论。只要有机会,就读上一些。当年孟实先生讲西洋文艺理论,只讲到20年代。从那以后的几十年内新发展起来的理论,我几乎完全不知道。现在想补上这一课,但是困难极多。一方面积习难除,浅尝辄止,不想深入,无睱深入。另一方面又有极大的苦恼。介绍外国文艺理论的书,绝大部分都是满篇稀奇古怪的新名词,像是一只只的拦路虎,令人欲进不能。这样的论文或专著,对我这样的凡人来说,简直成了“天书”。我没有吴用的本领,这样的“天书”我参不透。五六十年前朱孟实先生讲的课和写的书,于今直像是广陵散了。
前不久龙协涛同志把他的近著《文学读解与美的再创造》拿给我看。说老实话,最初我是战战兢兢,颇怀戒心的:“又是一部‘天书’吧。”我心里想,我实在怕透了这样的书。然而,当我接过厚厚的一摞稿子,准备硬着头皮读下去的时候,我却逐渐发现了同我的期望完全相反的情况。协涛同志介绍的是滥觞于德国而风靡全世界的接受美学的理论。对陌生者来说,这种理论难免有点古古怪怪,不大易懂。然而他引征的例子却是中国古典诗词。全书文字生动,说理清楚。即使不可避免地要使用不少本来很难懂的新名词,但是它们一旦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一看就能明白,毫无阻路虎的气味,全书一点“天书”的味道也没有。许多在中国文学史上有名的诗句,在中国诗话一类的书中和文艺理论著作中多次出现,现在又被协涛同志引用到本书中。但他不是用中国传统的理论来解释,而是用接受美学的理论。这种理论用在这里,让我感到真是恰到好处,是我以前绝对想不到的。有一些中国古典诗词是我童而习之认为了解决无问题的,现在看了本书中利用接受理论进行的阐释,大有豁然开朗之感,才知道自己原来没有了解到点子上,或者了解得不深不透。
总之,这不是一部“天书”,而是一部“人书”,是像我这样的凡人能够看得懂的书。读这样的书简直是一种享受。这让我立刻就想到几十年前在清华大学听朱孟实先生课的情景。我万万没有想到,在垂暮之年竟又碰到了这样的情景,心中怡悦之情真难以形诸褚墨了。
大家都知道,外国最新的文艺理论简直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有的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有的比较短,有的直如蟪蛄不知春秋,转瞬即逝。这些理论,大都能说出一点道理来,至少是部分有道理。但是,也有不少地方是强词夺理,偏颇之处,昭然可见。在这一些新理论中,接受美学流行的时间比较长,流行的地区比较广,足征它标举的新说是有着比较坚实的基础的。它之所以至今仍然流传不衰,是有道理的。
但是,接受美学是不是就是完美无缺了呢?也不是的。这个理论创始于原来的西德,后经原东德的曼加以修正,增加了新的内容,理论体系比原来的精密了一点,说服人的力量增强了一点;但是,仍然不是完美无缺,理论不周到的地方有之,牵强偏颇的地方有之,应该涉及的问题而没有涉及者也有之。根据我自己读龙协涛同志的这一部大著的初步印象,他不但介绍了这个理论——对此我想中国读者是感激的——而且对上述不足之处,他还做了一些补充或者纠正,这当然更有利于中国读者全面地正确地了解这种理论。所有这一切非读书间观察细致是做不到的。因此,我的看法是,这是一部好书,很值得推广,我乐于为本书写这样一篇序。
1991年7月2日写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