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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诉讼》的第九章，教堂的神父向K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乡下人要求看守允许他进到法的门里去。守门人拒绝了他的要求，明确告诉他，现在不能让他进去。乡下人又问，以后可不可以进去，守门人说，有可能，但现在不行。乡下人决定等一等，等得到法院方面的许可以后再进去。守门人给了乡下人一个小矮凳，让他在门旁坐下，他就这样长年累月地等着。这期间乡下人做了很多尝试，包括将从乡下带来的礼物贿赂看门人，请求让他进入，但未能获准。最后，他的视力衰弱，日益苍老，生命即将完结。在临死之前，他招呼守门人过来，向守门人提出了最后一个问题：“所有的人都在努力达到法的跟前，可是，为什么这许多年来，除了我以外没有人要求进去呢？”守门人答道：“这道门没有其他人能进得去，因为它是专为你而开的。我现在要去把它关上了。”
这是寓言中的寓言。在K临被处死之前，作者特地安排他走进教堂，聆听神父冗长的讲道，看来也不是无缘无故的。这个寓言历来受到卡夫卡研究者的重视，有人甚至将它看成是卡夫卡一生创作的象征性说明。当然，关于寓言本身，也会有许多截然不同，甚至是自相矛盾的诠解。卡夫卡似乎不太愿意读者对他的作品（哪怕是局部情节）作出固定的一成不变的解释。用瓦尔特·本雅明的话来说，卡夫卡尽一切努力来避免和防止对作品的诠释（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卡夫卡通常的做法是，预先对被诠释的对象作出模棱两可的阐释，从而消解掉读者从这个对象中寻找“微言大义”的企图。比如说，卡夫卡写下这个乡下人与看门人的寓言之后，立即通过神父之口，对读者有可能发表的意见抢先一步加以注释，他是那么小心谨慎、那么细心，以至于解释本身使本来很清晰的寓言叙事立即变得混浊不清，面目难辨。
一边讲述故事，一边通过人物对话和心理描写对故事本身加以评述，是卡夫卡的惯常伎俩。他的目的之一就是要尽可能地清除掉叙事本身可能出现的道德或教谕的痕迹。卡夫卡的谨慎是有道理的，因为寓言意义的显示，必须依赖于寓言的特殊的解读方式，必须依赖于作者与读者之间在交流媒介——语言和语式方面达成的完美的默契。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卡夫卡没有信心。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卡夫卡的另一个深不可测的消除诠释可能的极端举动，那就是在遗嘱中告诉马克斯·布洛德，要求后者焚毁自己的手稿。本雅明对此猜测道：“兴许，卡夫卡在世时每天都困扰于不可解决的行为方式问题，困惑于无从解释的言体交流，临终时有意让他的同代人尝尝自制的药丸。”（瓦尔特，本雅明《弗兰茨·卡夫卡》）然而，卡夫卡毕竟无法阻止读者对这个寓言作出自己的诠释和想象，也无法阻止读者从叙事的字里行间去猜测作者本人的动机、意图和种种暗示。读者的猜测不论准确与否，本来就是作者——读者之间永远存在的心理游戏。
在乡下人与看门人的这个寓言中，我觉得重要的并不是乡下人与法的关系：他是否应当进入，他能否进入，以及他为什么要进入；而是看门人针对这一关系究竟向乡下人作出了什么样的暗示。所幸的是，看门人作为法的官员，并不是一个冷漠、被彻底异化的腐朽官僚；相反，他的同情心尚未泯灭，他的好奇心跃跃欲试，他的性格十分活泼且易于让人接近。在这个寓言中，看门人时常去和乡下人拉家常，还给他搬来了一个小矮凳，以便让他舒服一点。甚至当乡下人说话嗫嚅不清时，他还能屈尊俯身聆听。至于乡下人与法的关系的性质，看门人至少向他作出了四次重要的暗示：
首先，当乡下人问他能否进人法的大门时，看门人的回答是“现在不行”，言下之意，他最终是可以进去的，只是现在不行。其次，看门人看到乡下人朝法的大门里探头探脑地张望，他笑了起来，居然怂恿乡下人说：“如果你很想进去，那就不妨试试，暂且不管我是否许可。”这是一个近乎露骨的暗示，指出了另一个进入法的大门的途径。再次，当乡下人用带来的礼物试图贿赂看门人以便让他进去时，看门人的一番话更是意味深长。他说：“我收下来，只是为了免得让你认为还有什么事情办得不周。”这句话也可以这样解释：你已经是足够周到了，你想通过通常的渠道得到法的正式许可而进入大门的企图是行不通的。这句话还有一个言外之韵，那就是提前告知了对方，等待下去可能会有的结局，那就是一无所获。最后，当乡下人行将老死，渴望了解事情的真相，向看门人提出了一个十分唐突的尖锐问题时，看门人立即完全满足了他的愿望，告知了事情的真相。尽管这番话对乡下人来说显然是太迟了，但获知真相对一个行将死去的人而言，毕竟仍然是莫大的安慰。
在这个寓言中，看门人尽管是法的最低级的官员，但他还是“法”的一个部分。因此，这个故事不免给人以这样一个印象：乡下人的地位与看门人相比，要卑微得多。他要进入法的第一道门槛，就首先必须征得看门人的同意，所以，守门人对乡下人所显示出来的优越感是不言而喻的。可是在教堂神父的眼中，情况有可能恰好相反。在神父所提出的某种解释中，守门人的地位连乡下人还不如，而事实上他是从属于乡下人的。神父的理由是：乡下人毕竟是自由的，只要他不进法的门，他想去哪儿就可以去哪儿，而且，乡下人坐在法的大门外的小矮凳上，在那里坐了大半辈子，他完全是自愿的。至少在这个寓言中，看不出有任何被强迫的成分。而守门人却由于职责所限被牢牢地束缚在自己的岗位上，不能离开大门半步。既然那扇“法”的大门是为乡下人而设的，守门人显然就具有了某种附庸或道具性质。他既不能离开，也不能进去（从他和乡下人的对话中可以看出，他其实对于门里面的情况一点也不了解）。而且，在乡下人还没有抵达这个门前的漫长的岁月中，他就必须一直守候在那里，不得离开半步（要是乡下人不来怎么办？乡下人可以随时前来，亦可以永远不来），乡下人的到来突然使他的生活有了变化。也就是说乡下人终于来了，给他提供了一个尽职的机会，并且赋予了他生活的全部意义。我们可以感觉到，乡下人的到来实际上也给看门人带来了喜悦。我们完全可以感受到他对乡下人的殷勤、超越法规定的权限向乡下人表露出的自然关心和亲热。看门人职责的长短取决于两个因素，其一是乡下人何时到达，其二是乡下人何时死去。接下来的一个推论自然是：假如乡下人永远不来，看门人将虚度一生的年华。随着乡下人的死去，看门人的职责也就此终止。他有怎样一个结局我们不去说它，但作为一个看门人，其职业、生活的意义亦随之消失。因此神父总结说，看门人从属于乡下人，他的处境显然更为糟糕。更为甚者，看门人对这一逻辑本身，对于自己从属于乡下人这一事实毫无所知，反而以自己的一点实际并不存在的优越感而沾沾自喜，是十分可悲的。
当然，这一推论只不过是神父无数推论中的一个，他很快就用另外一种观点对这一推论进行驳斥。但我们仍然可以从中看出卡夫卡的某些意图。
看门人与乡下人的关系可以使我们马上联想到《城堡》中K与信使巴纳巴斯之间的纠葛：K要获得土地测量这一工作的正式许可（进入法的大门），就必须争取到信使巴纳巴斯的帮助。因为巴纳巴斯的职责就是在K与城堡官员克拉姆（看门人所指称更高一级的官员）之间传递信件。在K的眼中，巴纳巴斯是属于城堡的，就像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一样。因此，K到了后来就把进入城堡、与官员克拉姆见面的所有希望都寄托在巴纳巴斯身上。而对于信使巴纳巴斯来说，正是因为K的到来，他才得以获得在K与克拉姆之间传递信件这样一个差事。
他的心里也许一直都在企盼着K的到来，以便获得这个职位。随着K的离去或死去，巴纳巴斯作为一个信使的职责也就到此为止。巴纳巴斯承担了为整个家庭洗刷罪名的艰巨任务，他比K更迫切地要求接近城堡当局，正是因为K的到来才给了他全部的希望。因此，K与巴纳巴斯的关系是一个既互相依赖又互相欺骗的悖论关系——他们两个人都深陷在一个毫无希望可言的巨大的骗局之中。与乡下人看门人这个寓言一样，K最后通过巴纳巴斯的姐姐奥尔珈之口获悉了全部的真相，而巴纳巴斯却像看门人一样，对于这样一个骗局一无所知。
卡夫卡所塑造的各式各样的人物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带有普遍意义的状况：每一个人物都不比另一个人物更优越，实际上他们都是废墟的影子。每一个人物的暂时性的地位也并不是固定不变的。比如说，在《诉讼》中，负责逮捕K的那两个法的官员，在小说开始的时候，俨然是法的代表，拥有着无可置疑的权威，一副凛然不可冒犯的样子，但是到了小说的第五章，这两名办事员却遭到了更高一级官员（鞭笞手）的鞭打，还需要他们逮捕的对象K来帮他们求情。他们的地位比K还不如，他们从事这个职业惟一的好处就是可以吃掉“罪犯”的早餐（抓捕一般都于凌晨进行）。再比如，《城堡》中奥尔珈的父亲原先也是城堡当局的一位卑微的官员，正因为他感到自己是属于法，属于城堡的，所以城堡当局举办的一个节日就成了他自己的节日，他有理由显示出某种优越感，让自己的两个女儿穿上漂亮的裙子来欢度“他们自己”的节日。但正是这个节日中一点小小的变故，他的地位一落千丈，从一个官员变成了一个“罪犯”。因此，我们可以说，如果在这些小人物身上可以看到一个共同的象征物，毫无疑问，这个象征就是《地洞》中的那个可怜的小动物：它们局限在自己的天地中，捱过的是一段被称为“生活”的囚禁生涯。
我们回过头再来看看这个寓言。看门人是属于法的，他既没有义务，也没有权力对乡下人做出任何暗示。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他去这么做呢？神父的回答是看门人的好奇心和自负，甚至还有点头脑简单。因为这个看门人生来就比较容易让人亲近，性格中有着这样那样的缺陷，他的所作所为显然不符合法的要求，因而是“犯了规”。而在卡夫卡的词典中，有一个专门的词语，用于描述这种“越权”或“犯规”，这个词就是“孩子气”。
卡夫卡特有的寓言的讲述方式几乎都是一个深刻的悖论。不是绝望，而是荒谬或让人无所适从，像地洞中老鼠一样，不停地忙碌，最终筋疲力尽、一无所获。尽管对于K来说，失败的命运往往一开始就注定了，尽管这种荒谬现实的铁幕坚实而沉重，但亦并非毫无缝隙。“孩子气”有时就是对抗这一铁幕的出其不意的方式之一。我认为，认识到这一点，对于我们解读和研究卡夫卡的作品极其重要。就乡下人和看门人的这个寓言来说，乡下人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法”的正式许可上面，而看门人则明白地暗示他，这种正式的许可也许永远不会降临。这个可怜的乡下人没有能够理解看门人的暗示，也许是他“中毒”太深，让人不免感觉到，他的灵魂和躯体作为法的奴隶，已经明显地染上了废墟的色彩。我们反问一句，当时如果这个乡下人像看门人暗示的一样，不顾他的阻拦，直接闯进去，结果又将如何呢？在这个寓言中，卡夫卡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样一假设已经超越了寓言意义的疆域。但我想，就卡夫卡的整体创作而言，他一直在试图说出或暗示出这个答案，至少他在尝试着对这样一个动机进行思考。
在《城堡》中，奥尔珈的妹妹，那个有点淘气、任性、倔强的阿玛丽亚就做出了“乡下人”没有敢做出的举动。卡夫卡对此的解释仍然是孩子气。当城堡的某一位官员粗鲁地向她“求爱”，用肮脏不堪的情书试图简单地征服她之时，阿玛丽亚的举动属于一种性质严重的“犯规”。她竟然撕毁了那位官员的情书，勇敢地进行了反击。顺便说一句，这位官员之所以会如此无理地向阿玛丽亚“示爱”，因为在他看来，这一行为本身就属于规则的一部分。据此我们可以理解，当阿玛丽亚孩子气的行为发生之后，城堡当局、家庭、邻里和社会组织结构所感受到的震惊是不言而喻的。从此之后，阿玛丽亚的整个家庭都陷入了《诉讼》中K所一度面临的处境：等候判决。不同的是，K很快就遭到处决，而阿玛丽亚一家的判决书却始终没有下达，惩罚也迟迟没有来临。但不惩罚本身就是一种惩罚。我们知道惩罚的前提是有罪，惩罚的后果则是宽恕，因此阿玛丽亚一家人必须首先证明自己有罪，然后才谈得上接受惩罚，最后才是宽恕。卡夫卡的幽默感在于，阿玛丽亚一家人费尽心机所要获得的结果恰恰是证明自己有罪，就像《诉讼》中的K一路小跑奔向法庭的举动一样荒谬而可笑。
我们应该还记得，在《诉讼》中，当K去找画家了解自己案情的可能结局时，画家告诉了他两种结果，有罪判决和开释处理。其中开释处理又分为三种方式，即无罪开释、诡称无罪开释和延期审判。从K的结局来看，他不幸走入了第一种结局，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处死。而其他几种方式，《诉讼》中则没有机会展开，而《城堡》则多少弥补了这一空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认为《城堡》是对《诉讼》的一次丰富和重写过程，两部作品的主题有着重要的承继关系。《城堡》中的K虽然不像《诉讼》中的K那样被明确判定有罪，但他始终没有获得生存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土地测量员的身份一直没有得到确定。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合法亦可称为“有罪”，K的所有挣扎无非是取得这个“合法性”，但“判决”却被无限期地推延了。我觉得，《诉讼》与《城堡》可以互相参照起来阅读。关于这两部作品的比较我们后面还要谈到。
我们不妨再问一句，《城堡》中的阿玛丽亚，假如采取《诉讼》中的“乡下人”的立场和姿态，与“法”或“城堡”当局合作，也就是说，心甘情愿地同官员恋爱，从而维持法的规则，那么结果会怎样？在《城堡》中，卡夫卡实际上已经作了清晰的回答，如果是那样的话，阿玛丽亚就会成为另一个“老板娘”。“老板娘”和“阿玛丽亚”，两种结局，哪一个更好？卡夫卡在这里真正陷入了沉默。很显然，卡夫卡对回答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兴趣，而实际上他也回答不了。因为任何一个回答都会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卡夫卡不愿意这么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