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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国演义》还是小时候的事。近日断断续续地看了一些同名电视剧的片段，产生了一些胡思乱想：
那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吗？什么英雄？争权夺利，好勇斗狠，尔虞我诈，就是英雄吗？刮骨疗毒，拔矢啖睛，一不怕疼二不怕死就是英雄吗？这疼与死又所为何来呢？
他们关心的唯一热点无非是争夺权力，特别是争夺那唯一的一把龙椅罢了。为了争龙椅，不惜杀人如麻，血流成河，不惜决堤放水，乘风放火，不惜生灵涂炭，啼饥号寒……这么多英雄怎么没有一个人替老百姓说一句话呢？
刘备火烧新野，带了一些老百姓避难樊城，就大仁大义到了近乎迂腐的程度了。可如果他不搞什么火攻，老百姓又哪里有这种流离失所、星夜逃亡之苦？
个别地看，英雄事迹不无感人之处，例如击鼓骂曹，例如孤胆英雄赵子龙长坂坡救主子的儿子；但综观全局和历史，这样的乱世英雄愈多，老百姓就愈没有好日子过，生产力就愈不发展，社会就愈不进步。中国已经吃够了这种争王位的英雄们的亏！
赶巧前不久又看了电影《西楚霸王》，对巩俐、张丰毅等主演的这部片子的商业性改头换面及其得失这里暂且不表。问题是秦皇出巡时刘邦与项羽的反应“大丈夫当如是”也好，“彼可取而代之”也好，都透露了中国的有为之士以做皇帝为人生的最高目标、以官阶为价值判断的唯一标准的可怕与可悲。
价值标准的一元化、贫乏化、俗鄙化，“价值=权力”的公式，使终极目标千篇一律都成了“取皇帝之位而代之”。欲代之的“英雄”甚多，而皇帝的位置只有一个，如何能不争不斗不杀他个尸横遍野、白骨如山？
价值标准的单一化看似是天下定于“一”了，有利于统一与稳定，但须知，“一”能定天下，也能乱天下。有了“一”就有了一切，便都来争这个“一”了，焉能不乱？
政治=权力=升官图，而最高的价值=一切有为之士的终极目标=“龙位”——这样的等式实是中国数千年来战乱不断，发展缓慢，而终于在近百年显出了积弱来，即是说搞出了亡国灭种的危险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也许，对于三国时期的英雄们来说，老百姓是太没有意义了。三国时期的英雄们，其实是拿老百姓当垫脚石、当工具、当牺牲品的英雄。这样的英雄今天难道还算英雄吗？我们能够无条件地接受“三国”的英雄观念吗？
那个时候的政治呢？当然是赤裸裸的权力政治。这种政治的特点，一个是砍脑壳政治，一会儿就提溜一个一秒钟前的活人的脑袋进来，并以此为勇、为豪气、为人生最大快事。一个是阴谋政治，就是不断地使计谋。而计谋的核心在于欺骗、说谎，谁善于欺骗谁就胜利而且获得智多星的美名，谁相信了——轻信了别人谁就要为此付出血的代价。这种心理暗示实在太可怕了。
“三国”里的计谋也有趣。例如王允巧使的所谓连环计，使计的一方如此卑劣而又一厢情愿，堪称愚而诈、小儿科而又不择手段。用如此下作的方法去做一件似乎是伟大的事业——忠君报国，就是说汉朝的社稷要靠色情间谍来维持。这未免可悲可耻。这种伟大事业的伟大性与正义性也随之可疑起来。
而被使计的一方，即董卓与吕布，居然一步一步全部彻底不打折扣地按照王允布下的圈套走，按照一个年方二八（周岁只不过十五）的小女子的指挥棒跳舞，说一不二，比校场操练还听话还准确，这能够令人相信吗？如果说董吕两个人也曾经掌握权柄，赫赫一时，能是这样彻头彻尾的白痴吗？何进中计一节也是一样的匪夷所思，如弱智傻瓜，如韩少功写的“爸爸爸”然。
如果吾国一个未接受过职业的色情间谍训练的十五岁的小女子，在一千几百年前就能胜任这样一个极端狡猾、极端残酷、极端非人性的角色，这是多么的不祥呀！我们这个民族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这种权力政治的第三个特点是叛徒的政治。整个《三国演义》电视剧的第一部分叫作什么“群雄逐鹿”的，就是一部叛卖史。吃谁的饭砸谁的锅的吕布，没有好下场，不但快了人心，也体现了“三国”对叛徒政治的否定。
但是，以我们的头号英雄人物刘备来说，据说关羽、张飞、诸葛亮对他都是忠而又忠、义而又义的了，可他对谁忠义过呢？他投靠过吕布、曹操、袁绍、刘表，然后又都叛变了他们。在这一点上，他与所谓反复无常的吕布究竟有什么区别呢？
这也透露了封建政治的悖论。一方面要忠要义，一方面又有什么“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的“叛变有理”论。哪样对呢？全看“活学活用”了。
一些“三国”故事，颇有浓厚的黑社会、黑手党故事的意味。上来就是“桃园三结义”，典型的黑社会做法和黑手党语言：“不愿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一副盗匪的亡命气。电视剧里张飞的形象尤其可笑复可憎，一副匪气霸气蠢气、恶声恶气、昏头昏脑、蛮不讲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对“大哥”如奴婢鹰犬、对他人如阎王虎狼的嘴脸，谁需要这样的“三弟”呢？只能是黑社会的大哥大。他给人们的视觉观感甚至还不如《沙家浜》里的胡传魁。
当然，《三国演义》并不是历史，而是民间的历史传说，它反映的是吾国百姓草民们对历史的观点，包括“误读”与趣味性、通俗性“重写”。但是想一想，吾国百姓们对于天下大事、历史沿革，特别是政治军事斗争包括对于英雄主义的解读竟曾经是如此简单化、俗鄙化、小儿科化、赤裸裸的野蛮与霸道化，这不能不给人以怵目惊心之感。
也许《三国演义》的故事里要把刘备树成一个仁义之主，王道而非霸道的化身，然而这个任务实在是太艰巨了。按现在表现的，刘关张之属实在与曹孙袁乃至何进、董卓等没有什么质的差别。
也许在封建社会，王道云云只是说一说的，而实际上，人们只承认霸道的力量。
霸道当然是有力量的，这力量却也是有限度的，超出了限度，就会走向反面。这种霸权主义，很实用实惠，但又是不无危险的，弄不好它会流于愚昧短见的野蛮主义、蒙昧主义。它是令我泱泱文明古国早期灿烂而后来停滞的一个原因，思之令人害臊叹息。
《三国演义》电视剧下了很大功夫，制片态度不可谓不严肃，但收视效果似不理想。除了某些观念上的愚昧野蛮令今人感到格格不入以外，我认为电视剧反映了作品本身的一些不足。人物的类型化与事件的简单化就是其中要者。
由于《三国演义》所述故事繁复纷纭而又千奇百怪，“三国”人物是又多又杂，似乎是三教九流、男女老幼都写到了，故而总体看来，“三国”的阅读效果堪称是相当成功的，人们的一般印象是“三国”写得丰富多彩、琳琅满目。但这种丰富多彩、琳琅满目的效果是粗线条的，一往屏幕上立，类型化、小儿科化的毛病就显出来了。
我想起了一位可敬的领导同志常举的例子来了，他多次说过：“谁说恋爱是文学的永恒主题？《三国演义》就没有写恋爱嘛，还不是一样写得栩栩如生？”
活人少而类型多，当然用不着爱情。但是不要轻视类型的生命力，愈是类型愈容易理解接受和普及，成为“典型”，成为“共鸣”。成了典型、共鸣了也还是暴露出了类型化的缺憾，这个问题似乎值得深思。
我草此小文的目的当然不是要以张飞的态度对《三国演义》这一古典文学名著搞一次砍杀，不是对于“三国”的全面评价，也不是——基本上不是对于同名电视剧的批评。电视剧里的某些情节处理得还是很妙的，例如袁绍兵败后派眼线搜集所部的言谈话语，有非议者立即杖责或处死，这么一干更是军心大乱。鉴于此，袁绍之子乃诛杀专门挑拨是非的打小报告的眼线。这段故事可圈可点，令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但我也从同名电视剧上看到了一些值得反省、值得重视的东西——用金克木先生的名言叫作“前现代”的东西，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
我们的学问家热衷于“后现代”已经很久了。中国这么大，中国与世界的交流日益增加，中国的发展变化日益与世界同步，因而中国这里也有了超豪华、超奢侈的后现代，这不是不可能的，但是毕竟这里多得多的是前现代——离现代化还远去了呢。
不论从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张飞身上，还是从各位餐馆老板祭供的关老爷身上，或者是从电影屏幕上看个没完没了的这个帝、那个妃上（张中行先生在一九九四年第四期《文学自由谈》上对此有一精彩评论，读之大快），我都觉得我们应该比关注后现代还要严重地关心前现代。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这首《西江月》列于全书卷首，也唱在每一集电视剧前头。很好，好得很。
当“三国”各路英雄活跃在黄金时间的千家万户之际，我看是该淘一淘了，洗一洗了。再不要出现这种“群雄并起”的局面了，再不要出现这样的豺狼英雄了。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时候，该与前现代的“三国”精神、“三国”意识道一声“拜拜啦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