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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汉堡美丽的湖边，矗立着一幢灰白色的楼房，这就是著名的大西洋饭店。旅店的排场确实与众不同，店门口总是站着一个头戴高礼帽，身穿笔挺的深色燕尾服，打着雪白领结的仆人，为所有的客人开车门、开店门、叫车，下雨的时候打着伞迎候。楼下的会客大厅也特别宽敞辉煌。站柜台的服务人员显得精干、文雅、标致和彬彬有礼，好像是精选出来的。高级旅舍自有高级旅舍的价目表，同样的冰激凌在这里吃要多付成倍的马克——当然，多付的马克会换来一种身价高贵的自我满足。
这些排场当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一个老人，一个穿着整洁、动作拘谨、目不斜视、悄悄地活动在楼下大厅的一个角落里的老琴师。每天下午四点，他开始上班，在一架电子风琴前端坐下来，埋头演奏一支又一支温文尔雅的乐曲。乐曲的音量不高又不低，它不会打搅任何人的谈话，却又分明萦绕在你的耳边。乐曲的情绪不悲也不喜，它似乎意在使客人愉悦，却又难以捉摸。老人的表情呢，也是这样淡漠而又礼貌，专注而又恍惚，满足而又忧郁，洞悉一切、与世无争而又有所企求、有所期待。
没有一个人注意这个老人，没有一个人与他说话。在这个红光紫气、色调温暖、摆设华丽、灯光通明又充满了一种橄榄油和茉莉花芬芳的大厅里，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这个著名的海港、著名的商业和文化城市汉堡的最大的一家旅舍里，老人显得孤独、遥远和陌生。我久久地注视着这个老人。他是一个真正的音乐家而命途多舛、落魄江湖吗？他是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不具备真正的音乐家的素养，到头来仅仅为了饲口而按钟点出卖他的手指吗？他有一个幸福的或是不幸的或根本没有自己的家庭吗？他有孩子吗？他向往真正的艺术、真正的音乐吗？要知道他生活在一个诞生了贝多芬和舒伯特的国家。他不可能没有听过科隆市附近贝多芬故居的古老幽香的楼板发出的吱吱声吧？当他想到贝多芬的奏鸣曲和协奏曲、室内乐和交响乐时，他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呢？
我注视着他，他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引起了我极为复杂的情绪。但是我并不了解他，我说不清我的感受，我的联想和想象带有太大的冒险性，虽然曾经靠得那么近，然而太匆忙了，这只是匆匆来去中的匆匆一瞥。
这也就是我的西德之行的状况。我的印象众多、深刻，牵动着我的情思；然而，试图归纳和叙述这些印象，却太冒险。
二
最难忘的是海德堡的雨夜。六月十四日，一个奇热的天气，下午，我们离开了西德南部最大的城市明兴（即慕尼黑。慕尼黑，这是按英文翻译的，而按德文音译，应为明兴），乘火车前往海德堡。天气闷热欲雨，这四个小时的火车中我们所出的汗，比在德国逗留的其他全部时间加起来所出的汗还多。然而窗外的风光仍然是非常宜人，到处是茂密的绿树、庄稼、草地。看不见裸露的地面，即使起风的时候也不会扬起一点尘沙。青青的小麦中时而出现一簇一簇洋红色的鲜亮耀眼的罂粟花。终于，在一个傍山依水的地方到达了我们的目的地：一个只有两万五千居民的旅游城镇、风景胜地海德堡。
当晚，我们在大河桥头窄小却别具风格的古堡里，与当地的文化、新闻界著名人士会见，共进便餐。仨一群，俩一伙，我们一边喝着啤酒与葡萄酒，一边热烈地、无拘束地交谈起来。直到夜里十一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在这次文艺沙龙式的集会过程中，外面不时下着阵雨。告别主人走出来就到了桥上，雨却停了，凉风习习，水光灯影，令人心旷神怡。于是，我们提议步行回去，因为这里离我们下榻的鹿街旅舍距离并不远。
陪同我们访问，并充任向导、翻译，被我们戏称为“司令”的是精通汉语的苏珊娜小姐，她欣然同意了我们的提议，沿着第一个拐弯处，向着遍地盛开着玫瑰的山坡走去了。
这时，下起了淅淅沥沥的雨，于是，我们加快了脚步，连我们作家访问团最年长的马加同志，虽已七十高龄，也健步如飞，老当益壮地小跑起来。小雨似乎激起了精神，冲散了疲劳，大家连说带笑，叽叽嘎嘎，又是称颂晚间聚会主人的热情谦逊，又是赞美海德堡的风光如诗如画，又是念及我们的祖国的锦绣河山。大江南北，长河上下，不知有多少风景宜人之处，丝毫不逊于欧洲的游览胜地，只是在进一步保护和美化环境、基本建设和经营管理乃至于广告宣传方面，还有待于做大量的工作。这样，说笑之中，不觉愈走愈高，愈走离河流愈远，愈走树木和花草愈密，然而，仍然见不到我们的旅馆的踪影。
最早对“路线问题”提出疑问的是我们的女诗人柯岩同志。她说：“我们走错了！”又说，“小心，别遇上狗。”
然而，我们其他人都是“紧跟派”。我们的“司令”苏珊娜小姐热情、友好、细致、朴素、任劳任怨，安排我们的生活和活动从来没有出过差错，我们都坚信跟着她走是不会错的。这时，她正带着我们从山路折向一个石阶梯，每一个石磴都相当高，曲折狭窄，别有一番乐趣。雨下得大了，我们的头发、衣衫都已经是湿漉漉的了，然而兴致却愈来愈浓，甚至觉得如果真迷了路，倒也不赖。当时唯一叫人担心的是马加同志，但马老一再发出豪言壮语：“没事！”因此，女诗人的怀疑就得不到响应，而且她关于狗的警告还受到冯牧团长和我友好的嘲笑，冯牧同志说：“不要紧，有狗也只咬男人，不会咬妇女的。”
看来，先知先觉者总是要受一点误解的，嘲笑柯岩的话音未落，传来了狺狺的狗叫声，显然，石阶梯是属于一个私人的住宅。幸好狗被锁着，不然还真麻烦了。
此时，苏珊娜小姐也承认是迷路了，于是我们又匆匆下行，然后，向碰到的一个中年男人问路。
这位偶然碰到的先生立即把我们让到他的客厅里，我们几个北京来客已经有点落汤鸡的架势了，又狼狈、又兴奋、又快活。原来，这里是一所为外籍人员开设的德文补习学校。与我们邂逅的德国朋友是这所私立学校的教师，他对北京来客表示热烈欢迎，而且提出两条建议：一、路虽然不远，但因雨大，最好还是叫出租汽车来。二、邀请我们次日到他这里共饮咖啡。
这两条建议都被接受了。我们很快乘车回到了拥有五百年历史、小小的、古色古香的鹿街旅馆。第二天，临出发去法兰克福以前，我们也应邀去拜访了这位对中国人民充满自然而然的友好情谊的德国教师，并一同到这所学校的负责人，一位经济学博士的家里做客。当我们总结这次迷路的经验时，大家都兴高采烈，好像回到了童年，好像获得了一种久已失去了的顽皮的乐趣。同时，大家一致认为，苏珊娜小姐之所以有小小失误，显然是受了“小迷糊阿姨”（这是柯岩的一本书的题目）的传染。
三
只有真实的东西才是自然而然的，也只有自然而然的东西才是真实的，友谊、热情、欢乐，一切美好的事物莫不如此。六月八日下午，在西柏林的汉堡旅舍，自由柏林大学社会哲学系东方研究中心的瓦格纳博士和顾彬博士前来看望我们。这是两位年轻的汉学家，顾彬博士汉话说得很流利，一见我就把在法兰克福出版的包括有方纪、艾芜、师陀、赵树理、秦兆阳、王汶石、周立波、李准、西戎、刘心武、李陀、王亚平和我的作品的中国短篇小说选（德译本）赠送给我。会面以后，他们邀请我们先到瓦格纳家中饮茶，然后到另一个汉学家家中吃饺子，冯牧与马加同志与瓦格纳同车走了。顾彬建议我和柯岩以及翻译王浣倩同志坐公共汽车转地铁前去。迎面第一条大街上，只见黑压压一片骑自行车的青年呐喊而来，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其阵势，只有一九六七年一次我在北京东四见到的“联动”的车队可以相比。经过询问，才知道这是一次和平的（从表情上看应该说是快乐的）示威，内容是要求限制以至取缔汽车，以保护环境。
在瓦格纳博士家里，我们就中国文学的现状进行了广泛而自由的讨论。顾彬说，他们这一批年轻的汉学家，许多人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对中国感兴趣的。（极左的东西对于年轻人是很有诱惑力的。当天上午，我们在参观“柏林墙”时，已看到了六十年代写在“柏林墙”上西柏林“红卫兵”的标语。）一直到很久以后，他们才了解到十年浩劫的真情，这使他们感到沮丧。顾彬还说，他对《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很感兴趣，而对《最宝贵的》颇表失望，对此，我只能报之以微笑。瓦格纳博士问道：“你那篇小说里提到的德国老头伦蒙和苏联作家英沙罗夫是怎么回事？”一句话问得我莫知所答，想了一会儿才弄明白。我问他们是否知道旧俄作家屠格涅夫，他们回答说知道。然后我谈到《贵族之家》和《前夜》，他们耸了耸肩，当我说明英沙罗夫并不是苏联作家而是《前夜》中一个人物的名字时，他们两个相视而笑。
和德国的中青年汉学家讨论当代中国文学是很有趣的事情。（老汉学家多半是研究“四书五经”、“孔孟之道”的。在汉堡，我一踏进老汉学家傅吾康教授的家门，就看到了醒目的“难得糊涂”的中堂和“知足长乐、能忍自安”的对联。）瓦格纳的客厅里摆着那么多中国杂志。柯岩说，那里的气氛使她以为是回到了北京某一个文学刊物的编辑部。我们谈到了话剧《假如我是真的》和电影剧本《在社会档案里》，我们还谈到了对某些香港出版物、某些说法的看法，很可能大家的观点是有差异的，但是，直率的讨论却是亲切和融洽的。
然后，我们来到另一位中年汉学家施德满先生家里。施德满的小院子里，两棵大树的巨大树冠下已经坐满了客人，有德国的汉学家，有华裔德籍学者，还有来自台湾的骨肉同胞，长凳上、靠椅上，坐的坐，站的站，欢声笑语，十分活跃。不一会儿，在北京语言大学派遣到柏林大学任教的张讲师的协助下，施德满夫人端来了他们包的饺子。饺子个儿很大，很好吃，也很解决问题。之后，女主人又端来了她亲手制作的中式甜点杏仁豆腐，也是高质量的，非常实惠。
黄胡须、身材不高、质朴而又热情洋溢的施德满带领我们参观了他的住房。房子不算大，室内陈设也比较简单。显然，男女主人都是“中国通”加“中国迷”，处处摆着中国货、中国工艺品，挂着中国画。主人对我们的参观没有做任何准备，甚至施德满的工作室里被子也没有叠。苏珊娜小姐对我说，追求物质生活是市民们的趣味，而一般知识分子，在生活上是并不讲究的。看来，天下“老九”也是一般“黑”的。施先生津津乐道的还有两条，一个是他的带有自动消字设备的打字机，如果打错了，一按消字键，再按原来错打的字母就可以消掉，真可谓舒卷如意。翻译王浣倩试了一下，她的打字技术和打字机的方便适用都受到了喝彩。另一个是他的阁楼，阁楼原来并没有，是他自己盖起来的。所需工具不过一把电钻，钻好了孔，买来各种板材，拼合之后，拧紧螺丝就多出一间小房来。“老九”自盖小房，北京与柏林也是颇有共同之处的。无怪乎后来到了汉堡，一位华裔德籍友人建议笔者买一个电钻回国，以便改善和扩大住宅。笔者考虑再三，一是对自己的劳动能力缺乏自信，一是钻完洞后到哪儿去找板壁材料，一时还想不清楚，故而作罢。
四
现在回过头来说说西柏林。由于众所周知的柏林的特殊地位，联邦德国（西德）的飞机不能飞越东德的领土，飞往西柏林。我们从波恩—科隆机场，乘坐占领国之一的英国的飞机，向柏林飞去。没有多长时间，就看到了柏林的高楼大厦，其气象自与波恩、科隆不同。顺便说一下，德国朋友常常说，他们是一个小国，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德国朋友强调说，西德的面积不过相当于一个四川省，而人口还没有四川省多，听了这话，让我们既兴奋又惭愧。然而事实如此，在德国境内旅行，从南到北，从东到西，都不算远，哪里有像我们从齐齐哈尔到广州，或者从上海到乌鲁木齐的遥远路程呢！
当陪同人员告诉我们“下面就是西柏林”时，当我们从机场出来，坐着一辆面包车驶过柏林的街道时，我一时颇有感慨。过去，我只是从苏联的影片里看到过西柏林，似乎这里是一个魔窟，一个间谍如牛毛的特务中心，或者用赫鲁晓夫的话，说西柏林是一个“毒瘤”。现在，我身临其境了，西柏林，你的真面目究竟是怎样的呢？
西柏林闲散而又快活，热闹而又（与波恩等地比）喧嚣，说重一点，有那么一种乱哄哄的劲儿。高大的建筑物，欧洲最大的超级市场，各种肤色、各种服装、各种打扮的旅游者，在旅店或者咖啡馆门前、廊下或者露天喝咖啡的人群，易北河和人工河、人工湖，在战争中被破坏了的天主教堂与在教堂残骸两旁新修起的、带有现代派建筑味道的新教堂与新钟楼，在“纵火案”中烧毁的、一直搁置至今供人凭吊的前国会大厦，英占区戒备森严的苏军烈士塔，各种各样的啤酒广告，显然多于其他地方的残废者……所有这一切，都被结结实实地圈在一道墙里。墙其实并不高，也不厚，远远比不上我们的万里长城，但是墙的那一面还有一道铁丝网，铁丝网与墙之间还埋有地雷。一条举世闻名的菩提树大街被拦腰隔断，而东柏林电视塔的耸入云霄的形影赫然在目……
我们到的那天是六月七日，星期六。西德各地都实行一周五天工作日制度，从星期五晚上，各机关、工厂……就都开始了假日。又加上我们到的那天是天主教宗教节日——圣体节的第二天，所以，我们赶上了亲眼观看市民的狂欢场面。
为了记住第二次世界大战，西柏林市政当局有意识地保留着被炸毁的教堂残骸不予修复或者清除。以这个教堂为中心，这一天，柏林的成万成十万的青年聚集狂欢。许多人佩戴着圣体节的纪念徽章，许多人传阅着宗教传单，然而更多的人显然是玩的。人们排着队买啤酒，围着圈坐在地上饮酒、吃东西，站在那里把装饮料的铁听扔到地上，用皮鞋把它踩扁。左一个乐队，右一个乐队，把赞美诗的旋律“爵士化”，人们随着这节拍跳舞。各种卖食品、卖纪念品、卖小百货的商摊也摆在了人群里。走路想不碰到别人是很困难的，正在走路的行人常常被人流冲散，于是我们作家团的同志与德国陪同人员，只得像托儿所的孩子那样拉起手来。苏珊娜小姐解释说：“我们喜欢这个样子，你挤着我，我挤着你。这样可以使人们的关系变得亲密起来。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是，由于人们各自坐在自己的汽车里，使人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苏珊娜的中文是讲得很标准和流利的，这里她说的是“冷淡”，她把它说成了“凉快”，很可能是口误，但也不妨认为是一个带有玩笑口吻的代用词。人和人的关系变得愈来愈“凉快”了吗？这是我到西德后多次听到德国朋友提起来的话题。其罪魁祸首是汽车吗？
西柏林的欢乐是西方世界刻意经营的结果。他们从全世界招揽旅游者，一到夏天，那里的旅店是最紧张的。西德政府规定，西德少年、儿童在校期间，每人可以享受一次免费到西柏林游玩的权利。联邦德国的财政支出，有一半是补贴西柏林的。现在在西柏林，光是领养老金的人就有五十万，然后是七万大学生。这么多养老者（东德规定，东柏林市民过了退休年龄者可以不受限制地去西柏林），这么多青年学生，那么西柏林不是变成了一个消费城市了吗？它的收入，它的生产情况又是怎样的呢？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却没有得到很明确的回答。
我们参观了一个区的养老院。养老院的设备是第一流的，对老人的照顾也是无可挑剔和无微不至的。医护人员像托儿所的阿姨对待幼儿一样，哄慰着老人们，亲一亲这个的额头，摸一摸那个的脸蛋。洗澡、如厕，都为行动不便、不能自理生活的老人做了特殊安排，设置了特别装置。“他们没有儿女吗？”我们问。“有的有，有的没有。”养老院的负责人回答。“他们的子女不来照顾父母吗？”我们又问。“那要看感情而定，感情好的来得勤些，感情差的就不怎么来了。”说得倒也是。
我向一个八十岁的老妇人祝福，祝她健康和长寿。她打断了翻译，断然回答说：“我可再不愿意长寿！”我惶惑了。于是，对于其他老人，我只祝健康，不敢贸然去祝长寿了。
五
次于柏林的西德大城市中，我们还访问了汉堡、明兴和法兰克福，作为来自一个发展中国家的客人，也许我们对于这些城市的高速公路、高层建筑、立体化交通、超级市场、五颜六色的霓虹灯以及稠密的花坛、喷水池、石雕和精心修整的草坪还是很感兴趣的。特别使我难忘的是法兰克福一个美国金融机构的办公楼，四十多层高，外墙全是褐色的玻璃，其颜色正如我国风靡一时的蛤蟆镜，这大概可以说是一个戴着蛤蟆镜的高楼大厦吧。还有柏林的一幢六十多层的高楼，据说原来是要作市政大厦用的，但由于高楼不方便，许多设备又不配套，盖好以后一直没有什么部门、什么人肯往里搬，高楼长期闲置，派不上用场，最后只得削价卖给一个旅馆老板，只收回了建设成本的十分之一。
我们接触过的德国各界朋友对这些高楼大厦，对这种城市的现代化并不甚感兴趣。作家格拉斯还直截了当地建议说，希望中国不要盖那么高的楼，不要造那么多的汽车。我想，他们大概是为高楼、汽车太多而烦恼吧？我们呢，却还在为盖房、造车而奋斗，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呀！
听德国朋友说，现在他们那里的趋势是人们走向农村，愈来愈多的人愿意居住在农村，生活在大自然里。他们宁可放弃城市的某些现代化设备，到农村去，冬季烧木柴取暖。
德国朋友更有兴趣的不是夸耀他们的“现代化”，而是介绍他们的悠久的历史与文化传统。技术上日新月异、发展速度十分惊人的德国，却又是一个非常好古、追求返璞归真的国家，这真有趣。到现在为止，有一些大城市的中心，仍然铺着数百年前的石路，红石头，修凿得方方正正，形状与大小类似我国的城墙砖，这样的街道，汽车在上面只能缓缓爬行。在海德堡，在这种红石路上，甚至还保留着客运马车，马蹄嘚嘚，车来了，到站停下，像公共汽车一样运载客人，更有点古色古香了。
西德有充足的电力，那里是鼓励人们多用电的。只有多用电，电厂才能赚钱，如果用电超额，用户将会受到厂方的优待和奖励，许多旅馆和餐厅大白天也开着电灯，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得奖——和我们的“节电奖”相反，大概是“耗电奖”吧。但是，为了隆重，更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宴会上却要点红蜡烛。海德堡的那一家鹿街旅馆，以自己具有五百年的历史而自豪。那里的房间，可以算是相当低矮和狭小的。它的餐厅里，干脆把电灯做成煤油灯和蜡烛的形状，给你一种生活在五百年前的感觉。
至于德国的文物、名胜、古迹就更不消说了。六月五日，前驻华大使魏克德先生和夫人陪同我们去参观科隆的大教堂，教堂初建于十二世纪末至十三世纪初，已有八百年的历史，高达一百四十三米，巍峨入云。一九四四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盟军飞机大规模轰炸科隆，全市只剩下了三百间房屋未毁，其他全被夷为平地，但科隆大教堂完好无损。即使在战争中，交战一方对于人类文化的瑰宝也不能不优礼有加，古今中外，有几许强人在破坏文明遗产方面能与林彪、“四人帮”等相“媲美”呢！
教堂旁边，在战争中的一个大炸弹坑的基础上，修起了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被命名为“罗马帝国时期的科隆”。
还有波恩郊区的贝多芬故居与法兰克福市区的歌德故居呢，两个人的经历不同，前者的故居窄小、寒碜，后者的故居阔气、排场。历史终于抹去这两位文化巨人在世俗生活中的地位差别，而给后人留下了深刻的启示。在走进他们的故居，攀上一层又一层的楼梯，在日光树影之中观看着他们的遗物和照片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个深沉的、从容的声音，好像登上了一个令人感到天高地阔、心旷神怡的山峰，若有所得，若有所动，若有所悟。
六
也许正是由于这种对于历史、对于传统和古老文化的敬意，我确实发现了许多德国人对中国的兴趣、善意和尊崇。“中国人都很能干、勤劳、聪明、节俭，具有很强的竞争能力。”一位德国朋友这样说，显然不是客套。我还在德国的书店里发现了各式各样介绍中国、中国见闻、中国游记之类的书籍，都很厚，装订精美，又附有照片，售价不算低廉。“这样的书卖得掉吗？”我问一位懂“行”的华裔德国学者。“介绍中国的书可畅销呢！”他回答说。
我总是忘不了波恩大学汉学系的学生海迪小姐，她穿着地道的中式土布褂，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有关中国文学的问题。她和她的同学在华裔教授乔先生的指导下，已经把《呐喊》《骆驼祥子》译成了德文，现在正在翻译《生死场》。“中国什么时候才给萧红恢复名誉呢？”她问。我们解释说，第一，萧红压根儿并没有被“打倒”；第二，我们早已出版萧红的著作和不断地发表评介萧红的文章。
波恩还有一个曾经在一九七七年访问过中国的作家，可惜我没有记住他的名字。他写了一本书：《中国文艺的春天到来了吗》，介绍粉碎“四人帮”后中国文坛的动态。他关切地问我们：“现在中国文学创作是否还要受‘三突出’的限制？”我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我们说：“欢迎您再次去中国访问，您将亲眼看到，中国已经和正在发生着多么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