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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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什么是有节制的热情？”
2005年年初，新疆学者唐立久来电。
这位“德隆研究第一人”受蓝狮子之邀写《解构德隆》。在上一年的股灾中，中国最大的民营企业、拥有1200亿元资产的德隆系陡然崩盘，董事长唐万新入狱。作为唐氏的多年好友，唐立久在写作的同时还在为德隆官司奔忙。他告诉我：“唐万新一案涉面庞杂，光是律师诉讼费用就要265万元，唐家最多能拿出120万元，其余的部分是我和新疆的一些朋友帮助解决的。”
我竟不能相信。
那个曾经控制数百家公司，可以操纵上千亿元的唐万新居然只能拿得出区区120万元？敦厚而深知唐家底细的唐立久说，已经翻箱倒柜了，万新真是没有钱。
话语至此，手机两端一时寂静。
就在不久前，一位相识多年的老朋友陷入了经营危机，他开的是期货公司，在过去十多年里，他炒聚酯切片，炒三夹板，炒钢材，在东亚一带非常出名，效益最好的时候一天利润就过亿元。他性情豪放，出手阔绰，似乎以为自己会永远这样好运。某次去香港，看中一个写字楼，他一挥手就让人买下了一层，过后竟很快就忘了这件事。后来，期货牛市崩塌，他一夜间倾家荡产，最后到了座车被人拉走、住房被人查封的凄惨地步。走投无路之时，半夜猛然想起，某次在香港好像买过一层楼，第二天忙去打探，果然还在自己的名下。侥幸之余，他对我说：“还好我忘了曾经买过这层楼。”
新旧两段事，交错在一起，便有了此文的标题：《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商业是一场怎样的游戏？
我曾经向N多个企业家询问过这样的问题，他们的表情大多都很不耐。
这是一个问题吗？商业难道不是一场适者生存的搏命游戏？
一场伟大的爱情，并不需要一个美满的结局为注脚，有时候甚至还相反。
一位绝世的武士可能死于一场宵小之辈的阴谋，但这并不妨碍他英名永存。
即便是一位诗人和小说家，只要他们一生的某个时刻创作出了一首好诗或一部伟大的著作，他便可以站在那里永久地受人敬仰。
可是当一位企业家却好像没有这样的幸运。
企业家之成功，之被人记取和传颂，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所一手缔造的企业仍然在创造奇迹。企业家总是需要有一些看得见、可以被量化的物质和数据来证明自己的价值，这些物质和数据还必须每年保持一定的增长，甚至增长的速度应该比自己的同行要快，否则他就很难被视为成功。
正是这种特征，构成了企业家的职业性格：注重利益而不计后果，得理处绝不轻易饶人，勇于倾家一搏而不肯稍留后路。
特别是在中国，草根起家的企业家们从来不肯放过任何一个成长的机会，对激情和狂飙的痴迷让中国在短短20年内迅速崛起，而同样也纵容出一代不知节度的财富群体。“破釜沉舟”、“卧薪尝胆”、“机不可失，时不再来”，隐含在这些成语中的血腥与决然构成了这代人共同的生命基因。
但是，商业真的就是一场这样的游戏吗？
也许，这还真的是一个问题。李嘉诚创业于1950年，大半世纪以来，他的同辈人大半凋零，只有和黄事业绵延壮大，在被问及常青之道时，这位华人首富说：“我经常反思自问，我有什么心愿？我有宏伟的梦想，但我懂不懂什么是有节制的热情？”
商业是一场总是可以被量化的智力游戏，不错。
商业是一场与自己的欲望进行搏斗的精神游戏，也不错。
但归根到底，商业是一场有节制的游戏。
美国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在他的自传中，曾经用13个美德来描述“完美的人格”，而其中第一个便是“节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食不过饱，饮不过量。”节制能使人头脑清醒、思维敏捷、提升效率。
如果从商业的角度来说，节制是有限责任的同义词，是有序竞争和优质化生存的必需，是社会与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是商业利益与社会责任的均衡。
1984年，当时还在王安实验室工作、后来入主思科的钱伯斯向一位日本企业家求教竞争之道，日本人说：“我们目标中的市场占有率，不是80%，也不是90%，而是100%。”钱伯斯在很多年后说，这种极端排他性的、非我莫属的战略思想让日本崛起，也让日本停滞。
有一年去西班牙旅行，遇到一位叫卡尔沃的先生。他所在的埃尔切市曾火烧温州鞋，引发出一场国际反倾销风波。他受西班牙鞋业工会的委托，专门赴温州对当地的鞋厂进行一次实地调研。他问我：“你们的皮鞋，用的是跟我们一样的牛皮，一样的生产线，一样的工人，为什么价格一定要是我们的十分之一呢？”
我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
我们的资源是无穷尽的？我们的环境保护差一点没有关系？我们的工人就是比你们便宜？我们就是要用低价战略把你们赶尽杀绝？
我突然很想知道，那个站在钱伯斯面前趾高气扬的日本企业家如今身在哪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