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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10月里,当胡适先生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后,写了封限时信给我。原信如下: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打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胡适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这封信里提到的“那一大盒卡片”,是我编的《胡适著作目录》,是就胡适先生一生的著作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清册。胡适先生对我的成绩颇为欣赏,所以特地约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玩玩”,看看他的一些稿件。这些稿件,加上日记与信件,再加上我“那一大盒卡片”,几乎就是胡适先生一生写作的总和了。这些总和,自然就是胡适全集的基础了。
胡适先生晚年,很喜欢引用清朝学者李塨(恕谷)的一段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先生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先生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胡适先生,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这种心意里,我是胡适先生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在大学生时代,就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讨论他的著作的文字,雷震先生特别写信提醒胡适先生,请他注意这位专家。1957年3月1日,胡适先生约我见面,特别向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我不觉得他说的是奉承话。“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胡适先生死在1962年2月2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点钟,我写下了这样几段文字: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3月1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先生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先生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胡适先生所引用的“交友以自大其身”,在他死后,就缩小得一至于此!“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借一千,还十万”
记得胡适先生死后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搞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么?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象得到。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先生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在胡适先生死了两三年后,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三件事:一、我出版了《胡适研究》一册;二、我出版了《胡适评传》一册;三、我编了《胡适选集》十三册。都由文星书店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普及的版本,当时每册定价只十四元,特价期间每册只卖九元,该是一般读者都能买得起或设法买得起的。内容共分十三类,每类一册:①述学(共十篇),②考据(共十三篇),③人物(共二十五篇),④年谱(共四篇),⑤历史(共十篇),⑥政论(共二十八篇),⑦序言(共四十二篇),⑧杂文(共三十五篇),⑨日记(共九篇),⑩书信(共七十四篇),?诗词(共七十篇),?翻译(共二十八篇),?演说(共三十篇)。
胡适先生以他七十年零七十天的生命,在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动乱,这些文字,散佚的很多。一般想读他的文字的人,通常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在这些专书以外的大量文字,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
《胡适选集》的构想,是我鉴于胡适先生著作的这种散佚,无法看到在《胡适文存》等书以外的大量文字,所以才加以搜集,用来嘉惠士林的。
选集中的文字,都是从几十年以来的报章书刊中陆续一篇篇搜集到的,在搜集过程中,曾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所以有时候虽一篇之微、一诗之细,都得之不易。因而它的珍贵性,也就益形增加。我相信,凡是稍懂现代编辑经验的人,都会仔细发现这套选集编纂的精审。中国图书馆专家童世纲先生编《胡适文存索引》,把这套选集全部编入,更可显出这套选集的价值。
《胡适选集》出版后极受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有了极大的影响。《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雷特(WillardStraight)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舍尔科夫(Schoellkopf)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我说3月要还他,但他2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文星被国民党封门后,这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
窜改了遗嘱
在胡适先生生前,他对自己著作的排印流传,曾感到力不从心。1953年的7月4日,他曾有这样的感叹:
……我自己当然没有重新排印这些书的力量。我看见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印行,我当然忍不住一点歆羡,去年12月10日早晨4点钟,我写完孟真遗集的序文,天还没有亮,我脱衣服要上床睡了,忍不住笑着对自己说:“我的全集的编辑重印,大概也得等到我死后了。”(《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胡适先生这段自述,可算是一语成谶。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全集,虽然等到他死后,甚至死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还没有被印行的信息。
胡适全集的编印,原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持。在胡适先生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居然集合在一起,要负责整理他的遗作,并且声言要编全集。
这些自以为有权编全集并自认有能力编好全集的人,他们摆出的姿态是垄断的、是有排斥性的。由于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台湾的“学阀”阶层,所以他们便不愁没有一个所在来表现他们的大权与能力,最后表现的总汇,便是“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
一开始,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就先领去国家的经费、国民的税捐,大花特花起来。花了一阵,转眼已是胡适先生一周年的忌辰,他们又开始宣布他们的大计划。在胡适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席王世杰以“中央研究院院长”接棒人的身份,散发了一张所谓“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王世杰报告”。这张报告一开始就扬言:
关于怎样纪念胡先生,我们需要好好地规划,特别希望能够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尽量地搜集起来,由适当的人加以整理、编辑,以利流传与发扬。
王世杰又说:
关于整理胡先生的遗著,中央研究院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先行搜集资料,随即要规定进度,分类去整理。
这是第一年的进度。胡适先生是1962年去世的,在1963年的《中央研究院概况》中“胡适纪念馆”单位下,曾有这样的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