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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的10月里，当胡适先生得知我穷得裤子进了当铺后，写了封限时信给我。原信如下：
李敖先生：
自从收到你7月4日的长信和那一大盒卡片之后，我总想写信请你来南港玩玩，看看我的一些稿件。从吾先生说：“等他考过研究所再打他吧。”后来我见报上你考取了研究所的消息，那时我又忙起来了，至今还没有约你来玩。
过了双十节，你来玩玩，好不好？
现在送上一千元的支票一张，是给你“赎当”救急的。你千万不要推辞，正如同你送我许多不易得来的书我从来不推辞一样。
你的信我已转给科学会的执行秘书徐公起先生了。他说，他一定设法补救。祝你好。胡适1961年10月7日夜
这张支票可以在台北馆前街土地银行支取。
这封信里提到的“那一大盒卡片”，是我编的《胡适著作目录》，是就胡适先生一生的著作整理出来的最完整的清册。胡适先生对我的成绩颇为欣赏，所以特地约我去南港“中央研究院”“玩玩”，看看他的一些稿件。这些稿件，加上日记与信件，再加上我“那一大盒卡片”，几乎就是胡适先生一生写作的总和了。这些总和，自然就是胡适全集的基础了。
胡适先生晚年，很喜欢引用清朝学者李塨（恕谷）的一段话：“交友以自大其身；求士以求此身之不朽。”意思是说，交朋友的目的在造成自己生前的势力；但是寻找知己与接班人的目的却在造成自己身后的势力。胡适先生引用这段话的心意，我想和他个人的遭遇不无关系。胡适先生名满天下，又喜欢交朋友，所以一直活在热闹的气氛里，但是这种车水马龙的热闹，是虚荣的、虚幻的，聪明如胡适先生，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在热闹之余，未尝不存“求士”之心。我想，在这种心意里，我是胡适先生特别另眼看待的一位。我在大学生时代，就在《自由中国》杂志发表讨论他的著作的文字，雷震先生特别写信提醒胡适先生，请他注意这位专家。1957年3月1日，胡适先生约我见面，特别向我说：“呵！李先生！连我自己都忘记了、丢光了的著作，你居然都能找得到！你简直比我胡适之还了解胡适之！”我不觉得他说的是奉承话。“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胡适先生死在1962年2月24日。在他死的那天晚上3点钟，我写下了这样几段文字：
“别看他笑得那样好，我总觉得胡适之是一个寂寞的人。”
在《播种者胡适》里我写过这么两句话。今天傍晚，这个“寂寞的人”到底走向永恒的寂寞：他看不到捧他的脸孔，也听不到骂他的声音。在天路的历程中，他转入了苦难的炼狱——他是一个战斗的人，那才是他战斗的地方！
我想到去年10月9号给他的信。有一段说：
我觉得你有点老惫，虚荣心与派系观念好像多了一点，生龙活虎的劲儿不如当年了，对权威的攻击也不像以前那样犀利了。
在我这封信前两天，他写信约我去南港“玩玩”；在我这封信后二十天里，他先托姚从吾先生带了一本小说送我，不久又转给我一封信。可是他没收到我的复信，也没见到我去“玩玩”，他就倒下了！
两年十个月来，我一直没见到他，当然再也不会见到他——一个最能播种的人儿，如今再也不能播他的种子了！
这几段文字写好后，我并不打算发表，所以我改写了一篇《胡适先生走进了地狱》，发表在3月1日的《文星》杂志里。
胡适先生走进“地狱”后，剩下的，是一片冷漠的局面。何以说冷漠呢？这是专指胡适先生生前围绕在他周围的人说的。他们这批人，在胡适先生生前俨然是他的畏友、良朋、门生、干女婿，是“蟠龙大花瓶”的赠送者、是生日酒会的拜寿者、是“胡适合会”的“标会”者……可是在胡适先生倒下以后，几乎在“尸骨未寒”的当儿，他们就变成了“不认得耶稣”的“彼得”。《新约·路加》第二十二章里，有这样的故事：
他们拿住耶稣，把他带到大祭司的宅里。彼得远远地跟着。
他们在院子里生了火，一同坐着，彼得也坐在他们中间。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坐在火光里，就定睛看他说：“这个人素来也是同（耶稣）那人一伙的。”彼得却不承认，说：“女子！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你也是他们一党的。”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又有一个人极力地说：“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彼得说：“你这个人！我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鸡就叫了。主（耶稣）转过身来看彼得。彼得便想起主对他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以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他就出去痛哭。
这真是一个含义深长的故事！这个故事在耶稣死后一千九百年，居然在台湾来了一出全新拷贝——胡适先生的亲爱的“彼得”们，纷纷露出了他们的嘴脸，他们和当年彼得不同的一点是：彼得还会羞惭痛哭，还会在日后做个传布耶稣思想的使徒，可是他们呢？他们都不会，他们只会在胡适先生的生日忌日里来一番“告朔饩羊”，对遗照三鞠躬以后，一哄而散，坐车回家。
胡适先生所引用的“交友以自大其身”，在他死后，就缩小得一至于此！“交友”显然是失败了！
“借一千，还十万”
记得胡适先生死后不久，胡虚一先生在《民主潮》第十二卷第六期（1962年3月16日）里，翻译了一篇《民主政治的两种观念》，他在译后记里有这样一段话：
这几年来，别以为有那么多人围在他的身旁搞什么献花祝寿的热闹事，也别以为有那么多的男记者女记者把他当作“花边新闻”的采访对象，而我却体会到胡先生的心之深处，一直是孤寂的！一直是忧愤的！为什么？这可从胡先生这些年来的处境想象得到。近几年来，胡先生固然是个人自由主义的象征，但他也日益成为一个所谓“自由民主”的可悲人物！他的声誉，也是渐渐地为点缀这点可怜的所谓“自由民主”，糟蹋得不成样子了！君不见许多怀抱自由民主理想的青年人，在他们的谈话中，充分流露出他们“对胡适的失望”。虽然如此，可是“围剿胡适”之浪潮，却仍是一波一波地涌过来。而更可“悲”者是，“桃李满天下”的胡先生，他的门生高足，际此“围剿胡适”的风暴声中，竟都只会为他开祝寿会，除了一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挺身出来说几句外，很少有人挺身出来为“胡适思想”做一是非辩的！你想：胡适先生怎么会不觉得心灵孤寂而忧愤呢？
胡虚一先生这段感叹，还只不过是专指胡适先生临死前的一段日子而言。在胡适先生死了两三年后，他的亲朋好友、门生故旧，更是安静得可爱了，他们安静地看着，看着那个“不相干的‘青年小子’李敖君”来开创一个吵闹的局面。而他们自己，却什么也做不出来。
在这段时间里，我做了三件事：一、我出版了《胡适研究》一册；二、我出版了《胡适评传》一册；三、我编了《胡适选集》十三册。都由文星书店出版。《胡适选集》是一种普及的版本，当时每册定价只十四元，特价期间每册只卖九元，该是一般读者都能买得起或设法买得起的。内容共分十三类，每类一册：①述学（共十篇），②考据（共十三篇），③人物（共二十五篇），④年谱（共四篇），⑤历史（共十篇），⑥政论（共二十八篇），⑦序言（共四十二篇），⑧杂文（共三十五篇），⑨日记（共九篇），⑩书信（共七十四篇），?诗词（共七十篇），?翻译（共二十八篇），?演说（共三十篇）。
胡适先生以他七十年零七十天的生命，在人间留下了大量的文字，由于年代久远、人事动乱，这些文字，散佚的很多。一般想读他的文字的人，通常是依靠《胡适文存》《胡适论学近著》《胡适文选》《章实斋先生年谱》《先秦名学史》《中国古代哲学史》《白话文学史》等专书。在这些专书以外的大量文字，却没有被有计划地编选过，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大遗憾。
《胡适选集》的构想，是我鉴于胡适先生著作的这种散佚，无法看到在《胡适文存》等书以外的大量文字，所以才加以搜集，用来嘉惠士林的。
选集中的文字，都是从几十年以来的报章书刊中陆续一篇篇搜集到的，在搜集过程中，曾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所以有时候虽一篇之微、一诗之细，都得之不易。因而它的珍贵性，也就益形增加。我相信，凡是稍懂现代编辑经验的人，都会仔细发现这套选集编纂的精审。中国图书馆专家童世纲先生编《胡适文存索引》，把这套选集全部编入，更可显出这套选集的价值。
《胡适选集》出版后极受欢迎，对胡适思想的流传有了极大的影响。《胡适留学日记》里有一则《借一千，还十万》的札记，写施特雷特（WillardStraight）以十万元的纪念堂，酬答他欠过一千元的知己舍尔科夫（Schoellkopf）的故事。胡适先生送了我一千元，我说3月要还他，但他2月就死了。最后我以《胡适选集》给他做了最好的纪念。文星被国民党封门后，这书转给了传记文学社，市面上也出了多种翻印本，单册流传，总在十万册以上。我这点酬答死友的心意，比起《胡适留学日记》中的故事来，也算好有一比了。
窜改了遗嘱
在胡适先生生前，他对自己著作的排印流传，曾感到力不从心。1953年的7月4日，他曾有这样的感叹：
……我自己当然没有重新排印这些书的力量。我看见我的朋友傅孟真先生的全集的编辑印行，我当然忍不住一点歆羡，去年12月10日早晨4点钟，我写完孟真遗集的序文，天还没有亮，我脱衣服要上床睡了，忍不住笑着对自己说：“我的全集的编辑重印，大概也得等到我死后了。”（《傅孟真先生遗著·序》）
胡适先生这段自述，可算是一语成谶。但是令他想不到的是：他的全集，虽然等到他死后，甚至死后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第四年……都还没有被印行的信息。
胡适全集的编印，原由“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主持。在胡适先生死后，他的亲朋好友和门生故旧居然集合在一起，要负责整理他的遗作，并且声言要编全集。
这些自以为有权编全集并自认有能力编好全集的人，他们摆出的姿态是垄断的、是有排斥性的。由于他们这些人大都是台湾的“学阀”阶层，所以他们便不愁没有一个所在来表现他们的大权与能力，最后表现的总汇，便是“中央研究院”的胡适纪念馆。
一开始，他们什么事都没做，就先领去国家的经费、国民的税捐，大花特花起来。花了一阵，转眼已是胡适先生一周年的忌辰，他们又开始宣布他们的大计划。在胡适先生逝世一周年的纪念会上，主席王世杰以“中央研究院院长”接棒人的身份，散发了一张所谓“胡适先生逝世周年纪念会王世杰报告”。这张报告一开始就扬言：
关于怎样纪念胡先生，我们需要好好地规划，特别希望能够将胡先生的一切写作、演说，乃至片纸只字，尽量地搜集起来，由适当的人加以整理、编辑，以利流传与发扬。
王世杰又说：
关于整理胡先生的遗著，中央研究院已经组织了一个委员会，先行搜集资料，随即要规定进度，分类去整理。
这是第一年的进度。胡适先生是1962年去世的，在1963年的《中央研究院概况》中“胡适纪念馆”单位下，曾有这样的说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