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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研究院”胡适纪念馆展出蒋介石致胡适一封亲笔信。全文如下:(标点是我加的)
适之先生:11日手示诵悉。魏将军长函亦同时接到。我国在此悲惨境地,而外国友人犹念旧不忘,热忱爱护如此,更觉惭惶万分。此时所缺乏而急需于美者,不在物质,而在其精神与道义之声援。故现时对美外交之重点,应特别注意于其不承认中共政权为第一要务,至于实际援助,则尚在其次也。对于进行方法,行政与立法两途,不妨同时并进,但仍以行政为正途,且应以此为主务。望先生协助少川大使,多加功夫为盼。如其能使对华问题成为两党外交,则立法方面,似亦不宜偏废,要在异途同归,密切配合,亦请与少川大使切商之。国内政治问题,首在团结一致,尤应注重于德邻兄决心反共之一点,近日渐有转机,总望其能终始无间,共同一致到底耳。其他改革正在积极进行,若能假我时日,自信必有成效,惟亦不能求之太速。此时如能有三年计划之准备,则赤祸不患其不平,惟须阻止美国承认共产政府为主要条件。务请积极进行是祷。弟中正手启5月28日正午这封信是1949年写的。这年4月6日,胡适从上海搭威尔逊总统轮到美国去,据他1959年11月20日在《自由中国》十周年纪念会上演讲透露:“当民国三十八年(1949)初,大陆危急的时候,政府要我到国外去。”可见他是被蒋介石“派”出国的。
胡适出国后十七天,4月23日,南京落入中共之手。再过一个月零四天,5月27日,上海落入中共之手。蒋介石这封密件是上海丢了第二天写的,信中所述各点,都是请胡适代为进行海外宣传。信中“魏将军”是指魏德迈(Wedemeyer)、“少川大使”是指顾维钧、“德邻兄”是指李宗仁。
据胡虚一追忆雷震对他的谈话,曾有这样的记录:雷震谈告蒋介石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5月28日写这封信给胡适的时候,胡先生才坐轮船渡太平洋到达美国不久。胡先生是应蒋介石之请,赴美替其国民党政府做反共宣传,并协助驻美大使顾维钧争取美国朝野的道义支援。胡先生由上海赴美以前,先应台湾省府主席陈诚之邀,访问台湾参观旬日。而赴英不成的王世杰,则做了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2月先到了台湾。王得悉陈诚邀胡适于3月间访游台湾后,便立分电邀约雷震和杭立武急到台湾,俾与胡适及已在台北之傅斯年,一起和陈诚共商他们在京沪会商议定之发动展开“自由中国”和“民主中国”的两大运动,联络并号召所有信持民主自由理念的学术文教界知识分子,抗阻日益扩张的共产主义等大事,雷杭两人立飞台北,与胡适等会商两天后,又各匆返京沪。而胡先生于稍后返沪不久,便首途赴美。雷震、蒋经国和胡在沪住处之主人陈光甫等,都在码头送行。而中央银行奉政府令支送胡适做赴美生活等费用之美金两万元,亦由其总裁俞鸿钧亲自交请雷震转交给胡适。
不过,我对雷震这一谈话不无疑义。因为1942年的CurrentBiography和VOL.LXXIXNo.9的Time杂志,都登有胡适退还政府给他六万美金宣传费的事;钱思亮告诉我他看到胡适写给我的一封残信,也否认此事,前后相较,我认为胡适收下此两万美金的事,是很可疑的。
至于蒋介石盼望胡适在美的活动,胡适办得却有困难。据蒋介石写信前六天,5月22日,胡适写给赵元任夫妇的信,说:“别后,我的心境很不好,没有一件事值得报告你们!到Washington去了两次,都不曾住过一天半。许多同情于中国的朋友,如Hornbeck、如Bullitt、如Prof.GeorgeH.Blakeslee都觉得‘一筹莫展’!第二次去时,见着Wedemeyer,他也是‘有心无力’。”可见连“魏将军”也一样帮不上蒋介石的忙——蒋介石把中国局面搞得太臭太臭了,神仙也救不了他了。
据1952年12月7日胡适在北大同学会上演讲回忆:“……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我感到抬不起头、说不出话。我曾对家人说:‘不要以为胡适之在吃自己的饭。’我们家乡有句俗话:‘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以我几十年的经验,我感到青山就是国家。国家倒霉的时候,等于青山不在,青山不在的时候,就是吃自己的饭、说自己的话,都不是容易的事情。我在国外这几年,正是国家倒霉的时候,我充满了悲痛的心情,更体验到青山真是我们的国家。这次出去我很苦痛;由于许多老朋友的失败心理,使我感到难于说话。所以在民国三十八年(1949)7月16日,我通知中国驻美大使馆,取消一切约会,不接见任何政府或国会的领袖。因为大家成见太深,使我处处碰壁;也因为局势太大,不是私人间的谈话所能转移的。在这个时候,只有替国家保留一些尊严、替国家保留一些人格,所以我取消一切约会。就是自己作文章、说几句话,也是人家请我作、请我说话,才作才说的。因此,三年以来,我只是给国家留了一些体面,其他毫无贡献……(编者略)”由这一回忆中,足见蒋介石密件中对胡适的期盼,是落空了的。1990年11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