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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过期限，我就去见刑侦队长，告诉他有个名叫菲利普·马洛的私人侦探知情不报，妨碍了我对一桩谋杀案的调查，或者说我断定他就是杀手。怎么样？我想他会马上把你弄到警局，让你吃点苦头。”
我说：“啊哈。你检查过菲利普斯的办公桌了吗？”
“当然。一个很爱整洁的年轻人。抽屉里什么也没有，除了一小本日记。日记里也没有什么，除了记一些琐事，如他怎样去海滩，或者带女孩去看电影，她并不热心什么的。还有他在办公室坐着，没有业务。有一次，他对洗衣房很恼火，写了一整页。大部分日记只有三四行字。只有一件事较为特别。所有的日记都是用印刷体写的。”
我说：“印刷体？”
“是的，用钢笔和墨水写成印刷体。不是那种为掩饰而写的很粗的大写字母。而是那种工整、秀气的印刷体，好像这家伙写起来得心应手，跟写其他字体一样。”
“他在给我的名片上并没有用那种字体写字。”我说。
布雷兹想了一会。接着他点了点头。“真的，也许是这样。日记封面上没有任何名字。也许他用印刷体写字只是自得其乐。”
“就像佩皮斯[1]的速记？”我问。
“什么意思？”
“那人用自己发明的速记写日记，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布雷兹看看斯潘格勒，后者正站在他的椅子前，舔着杯子里的最后几滴酒。
“我们还是走吧。”布雷兹说，“这家伙又要编个卡西迪案了。”
斯潘格勒将杯子放下，他们两个向门口走去。布雷兹停下脚步，手搭在门把手上，侧身看着我。
“你认识一位高个子金发女人吗？”
“我得想想。”我说，“我希望认识。有多高？”
“挺高。我不知道到底有多高。就是和高个子男人在一起也算高。一个名叫巴勒莫的意大利人拥有法院街上的那幢公寓。我们到马路对面的殡仪馆去找他。殡仪馆也是他的。他说他看见一个高个子金发女人三点半左右走出公寓楼。管理员帕斯莫尔说他想不起来楼里有高个金发女人。那个意大利人说她是个美人。我觉得他说得没错，因为他对你的描述相当到位。他没有见到这位高个金发女人进公寓楼，只看到她从公寓楼出来。她穿休闲裤、运动夹克，系着头巾。但她一头金黄色头发仍有不少从头巾下露出来。”
“我不认识。”我说，“但我刚想起一件事。我曾在信封上写下菲利普斯的驾照号码。这也许会让你查到他以前的住址。我去拿。”
他们站在那儿，我从卧室的外衣里拿出那只信封。我把信封递给布雷兹，他看了写在上面的号码，随后塞进了他的皮夹。
“你刚刚才想起来，嗯？”
“是的。”
“好吧。”他说，“好吧。好吧。”
他们两个沿着过道走向电梯，还挥挥手。
我关上门，走进房间，端起几乎没有喝的那第二杯酒。酒已经走味。我端到厨房，从瓶子里又倒了一些。我端着杯子站在那儿，看着窗外的桉树，柔软的树梢在暗蓝色的空中摇动。看来又起风了。北边的窗户在风中砰砰作响，大楼的外墙也发出低沉的撞击声，像是粗电线拍打着墙面。
我喝了口酒，后悔浪费了新加的威士忌。我将酒倒进水池，拿了一只新杯子，喝了几口冰水。
还有十二个小时来理顺这团乱麻，可我甚至都无法理解我陷入了怎样的境况中。要么查个水落石出，要么把客户说出来，让警察去找她和她全家。聘了马洛，却招来了警察。为什么要烦恼？为什么要怀疑和困惑？为什么要因猜疑而痛苦？去向斗鸡眼、粗心大意、畸形脚、浪荡的侦探咨询吧。菲利普·马洛，格伦维尔7537号。见到他，你就见到了城里最好的警察。为什么要绝望？为什么要孤独？给马洛打电话，马洛立马就到。
这么做无济于事。我回到客厅，拿起放在棋桌上凉着的烟斗，点上火。我慢慢地吸着，但感到仍有一股橡胶的焦味。我放下烟斗，站在房间中央，拨弄着下嘴唇。
电话铃响了。我拎起话筒吼了起来。
“马洛吗？”
这声音低沉刺耳。这种低沉刺耳的声音我之前听见过。
“是的。”我说，“不管你是谁，有话直说。我招惹谁啦？”
“也许你是个聪明人。”那低沉刺耳的声音说，“也许你乐于给自己弄些好处。”
“多大的好处？”
“五百美元的好处。”
“很不错。”我说，“要我做什么？”
“别找麻烦。”这声音说，“要不要谈谈？”
“哪儿？何时？和谁谈？”
“悠谷夜总会。莫尔尼。你什么时候去都行。”
“你是谁？”
电话里传来咯咯的笑声。“进门就说找埃迪·普鲁。”
电话咔嗒一声断了。我也挂上电话。
我把车开出车库，朝卡文加山口开去时，已差不多是晚上十一点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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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佩皮斯（Samuel Pepys，1633—1703），英国日记作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