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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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麻糬车,我形容不来那种载满了柔软、甜蜜、香腻的小车怎样在孩子群中贩卖欢乐。麻糬似乎只卖给小孩,当然有时也卖给老人——只是最后不免仍然到了孩子手上。
我真正最喜欢的还是麻糬车的节奏,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麻糬车都用它们这一行自己的音乐,正像修伞的敲铁片,卖馄饨的敲碗,卖番薯的摇竹筒,都各有一种单调而粗糙的美感。
麻糬车用的“乐器”是一个转轮,轮子转动处带起一上一下的两根铁杆,碰得此起彼落的“空”“空”地响,不知是不是用来象征一种古老的舂米的音乐。讲究的小贩在两根铁杆上顶着布袋娃娃,故事中的英雄和美人,便一起一落地随着转轮而轮回起来了。
铁杆轮流下撞的速度不太相同,但大致是一秒钟响二次,或者四次。这根起来,那根就下去;那根起来,这根就下去。并且也说不上大起大落,永远在巴掌大的天地里沉浮。沉下去的不过沉一个巴掌,升上去的亦然。
跟着麻糬车走,最后会感到自己走入一种寒栗的悸怖。陈旧的生锈的铁杆上悬着某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帝王将相,某些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后妃美女,以一种绝情的速度彼此消长,在广漠的人海中重复着一代与一代之间毫无分别的乍起乍落的命运。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以最简单的节奏叠映着占卜者口中的“凶”“吉”“悔”“咎”。嘀嗒之间,跃起落下,许多生死祸福便已告完成。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麻糬车,我总忍不住地尾随而怅望。
食橘者
冬天的下午,太阳以漠然的神气遥遥地笼罩着大地,像某些曾经蔓烧过一夏的眼睛,现在却浑然遗忘了。
有一个老人背着人行道而坐,仿佛已跳出了杂沓的脚步的轮回,他淡淡地坐在一片淡淡的阳光里。
那老人低着头,很专心地用一只小刀在割橘子皮。那是“椪柑”种的橘子,皮很松,可以轻易地用手剥开,他却不知为什么拿着一把刀工工整整地划着,像个石匠。
每个橘子他照例要划四刀,然后依着刀痕撕开,橘子皮在他手上盛美如一朵十字科的花。他把橘肉一瓣瓣取下,仔细地摘掉筋络,慢慢地一瓣瓣地吃,吃完了,便不急不徐地拿出另一个来,耐心地把所有的手续再重复一遍。
那天下午,他就那样认真地吃着一瓣一瓣的橘子,参禅似的凝止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安静里。
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太阳割切着四季,四季割切着老人,老人无言地割切着一只只浑圆柔润的橘子。
想象中那老人的冬天似乎永远过不完,似乎他一直还坐在那灰扑扑的街角,一丝不苟地,以一种玄学家执迷的格物精神,细味那些神秘的金汁溢涨的橘子。
<h2>一只丑陋的狗</h2>
久雨乍晴,春天的山径上鸟腾花喧,无一声不是悦耳之声,无一色不是悦目之色。
忽然,跑来一只狗,很难看的狗,杂毛不黑不黄脱落殆半,眼光游移戒惧,一看就知道是野狗。经过谨慎的研判,它断定我是个无害的生物,便忽然在花前软趴趴地躺下,然后扭来扭去地打起滚来。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因为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华灿的春花,偏偏加上这么一只难看的狗,又做着那么难看的动作!
但为了那花,我一时不忍离去。奇怪的是,事情进行到第二秒,我忽然觉得不对了,那丑狗的丑动作忽然令我瞠目结舌,因为我清楚地感知,它正在享受生命,它在享受春天,我除了致敬,竟不能置一词。它的身体先天上不及老虎花豹俊硕华丽,后天的动作又不像受过舞蹈训练的人可以有其章法,它只是猥猥琐琐地在打滚——可是,那关我什么事,它是一只老野狗,它在大化前享受这一刻的春光,这个五百万人的城市里,此刻是否有一个人用打滚的动作对上帝说话:
“你看!我在这里,我不是块什么料,我活得很艰辛,但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在这阳光里打滚,撒欢,我要说,我爱、我感谢。我不优美,但我的欢喜是真的。”
没有,城市族类是惯于忘恩负义的,从不说一句感谢,即使在春天。
那一天,群花在我眼前渐渐淡化,只剩那只老丑的狗,在翻滚讴歌,我第一次看懂了那么丑陋的美丽。
<h2>找个更高大的对手</h2>
两个小孩滚在地上打架,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小的那个显然打不过大的,头上被打裂了一个口子,血流出来。
二十六年以后,孩子头上的血口早已缩为一个不显眼的疤。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跟五年级的打?”
“忘了,好像是为了争躲避球吧?”
“你不知道他个子比你大吗?”
“晓得,但没办法,”他说,“我不喜欢比我小的对手,我喜欢跟高手较量——我这辈子就喜欢和高手较量。”
当年那个孩子,后来成了一个导演,叫黄以功。
“小学四年级,老师姓李。”他记得很清楚,“师范刚毕业,长得小巧玲珑、干净清爽,我真喜欢她,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爱的教育,她叫我做级长,我后来一直做级长,做到中学毕业——包括中学留级的第七年。”
“功课像你这样‘不怎么样’的人,还能做级长吗?”
“也许我表达能力好,也许我美术特别好,也许我扫地比别人主动……不晓得——说来好玩,我太喜欢那李老师了,所以以后我喜欢的女孩子也是那一型的,小巧、清爽……”
“嗒嘀嗒——嘀嗒——嘀嗒……”
凄厉的喇叭声,又有人死了。
在极乐殡仪馆旁边,那小男孩漠然地听着送葬的音乐。又过了一会儿,他用同样漠然的眼睛扫了一眼天上的黑烟,那是从火葬场升起的。
而他的家,刚好搭在殡仪馆和火葬场之间。
“生死,我看多了,没什么!”许多年以后,他仍然如此淡淡地一挥手。
那个家,只有两个榻榻米大,却住着他的父母和他。
家徒四壁,里面却塞满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一些飘飘忽忽的回忆,赴台时未能带出来的三个姐姐,死在路上的弟弟,故乡……塞得人心头满满的。
有一天,父母意外地给了他一个特别丰富的便当,里面有蛋有肉,另外还给他五块钱,那一天,他们也对他特别慈爱,他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那年头的五元比现在的两百元还多吧?
而那一天,那对贫穷夫妻走到华山火车站,准备自杀,因为日子实在是穷得一筹莫展了。所能留给儿子的遗产只是一个便当和五块钱。
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了,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回家,父亲去给人家打工,母亲去给人家洗衣,心里却有个磨盘式的念头:
“黄家就这一个孩子了,黄家要有人念书。”
他在家门口挖洞,挖好了打了些井水灌了进去,上面还加个破玻璃罩。然后,他把捉来的泥鳅小鱼放进去,水要干了,他就再加。“我不管在哪里都喜欢搞点这种事情。”
他做的那种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叫“庭园设计”,不过,等他长大以后,倒没有挖过池子,他挖了不少美,不少概念,而且,不管周围环境有多倒霉,他总能负责地弄好一个漂亮的小局面。
村子那一带原来叫三板桥,后来,住进了许多山东人和江苏人,就叫山东村,里面只有一口井,大家横七错八地搭些破房子勉强住着。
那种可口可乐的铝罐子,两个可以卖一毛钱,村子里的孩子一有空就去捡。当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喝那玩意儿,他们是去美侨村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