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辑 戈壁酸梅汤和低调幸福 (第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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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麻糬车，我形容不来那种载满了柔软、甜蜜、香腻的小车怎样在孩子群中贩卖欢乐。麻糬似乎只卖给小孩，当然有时也卖给老人——只是最后不免仍然到了孩子手上。

我真正最喜欢的还是麻糬车的节奏，不知为什么，所有的麻糬车都用它们这一行自己的音乐，正像修伞的敲铁片，卖馄饨的敲碗，卖番薯的摇竹筒，都各有一种单调而粗糙的美感。

麻糬车用的“乐器”是一个转轮，轮子转动处带起一上一下的两根铁杆，碰得此起彼落的“空”“空”地响，不知是不是用来象征一种古老的舂米的音乐。讲究的小贩在两根铁杆上顶着布袋娃娃，故事中的英雄和美人，便一起一落地随着转轮而轮回起来了。

铁杆轮流下撞的速度不太相同，但大致是一秒钟响二次，或者四次。这根起来，那根就下去；那根起来，这根就下去。并且也说不上大起大落，永远在巴掌大的天地里沉浮。沉下去的不过沉一个巴掌，升上去的亦然。

跟着麻糬车走，最后会感到自己走入一种寒栗的悸怖。陈旧的生锈的铁杆上悬着某些知名的和不知名的帝王将相，某些存在的或不存在的后妃美女，以一种绝情的速度彼此消长，在广漠的人海中重复着一代与一代之间毫无分别的乍起乍落的命运。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以最简单的节奏叠映着占卜者口中的“凶”“吉”“悔”“咎”。嘀嗒之间，跃起落下，许多生死祸福便已告完成。

无论什么时候，看到麻糬车，我总忍不住地尾随而怅望。

食橘者

冬天的下午，太阳以漠然的神气遥遥地笼罩着大地，像某些曾经蔓烧过一夏的眼睛，现在却浑然遗忘了。

有一个老人背着人行道而坐，仿佛已跳出了杂沓的脚步的轮回，他淡淡地坐在一片淡淡的阳光里。

那老人低着头，很专心地用一只小刀在割橘子皮。那是“椪柑”种的橘子，皮很松，可以轻易地用手剥开，他却不知为什么拿着一把刀工工整整地划着，像个石匠。

每个橘子他照例要划四刀，然后依着刀痕撕开，橘子皮在他手上盛美如一朵十字科的花。他把橘肉一瓣瓣取下，仔细地摘掉筋络，慢慢地一瓣瓣地吃，吃完了，便不急不徐地拿出另一个来，耐心地把所有的手续再重复一遍。

那天下午，他就那样认真地吃着一瓣一瓣的橘子，参禅似的凝止在一种不可思议的安静里。

难道这不就是生活吗？太阳割切着四季，四季割切着老人，老人无言地割切着一只只浑圆柔润的橘子。

想象中那老人的冬天似乎永远过不完，似乎他一直还坐在那灰扑扑的街角，一丝不苟地，以一种玄学家执迷的格物精神，细味那些神秘的金汁溢涨的橘子。

<h2>一只丑陋的狗</h2>

久雨乍晴，春天的山径上鸟腾花喧，无一声不是悦耳之声，无一色不是悦目之色。

忽然，跑来一只狗，很难看的狗，杂毛不黑不黄脱落殆半，眼光游移戒惧，一看就知道是野狗。经过谨慎的研判，它断定我是个无害的生物，便忽然在花前软趴趴地躺下，然后扭来扭去地打起滚来。

我的第一个反应是厌恶，因为这么好的阳光，这么华灿的春花，偏偏加上这么一只难看的狗，又做着那么难看的动作！

但为了那花，我一时不忍离去。奇怪的是，事情进行到第二秒，我忽然觉得不对了，那丑狗的丑动作忽然令我瞠目结舌，因为我清楚地感知，它正在享受生命，它在享受春天，我除了致敬，竟不能置一词。它的身体先天上不及老虎花豹俊硕华丽，后天的动作又不像受过舞蹈训练的人可以有其章法，它只是猥猥琐琐地在打滚——可是，那关我什么事，它是一只老野狗，它在大化前享受这一刻的春光，这个五百万人的城市里，此刻是否有一个人用打滚的动作对上帝说话：

“你看！我在这里，我不是块什么料，我活得很艰辛，但我只要有一口气在，我就要在这阳光里打滚，撒欢，我要说，我爱、我感谢。我不优美，但我的欢喜是真的。”

没有，城市族类是惯于忘恩负义的，从不说一句感谢，即使在春天。

那一天，群花在我眼前渐渐淡化，只剩那只老丑的狗，在翻滚讴歌，我第一次看懂了那么丑陋的美丽。

<h2>找个更高大的对手</h2>

两个小孩滚在地上打架，一个五年级，一个三年级，小的那个显然打不过大的，头上被打裂了一个口子，血流出来。

二十六年以后，孩子头上的血口早已缩为一个不显眼的疤。

“你那时候为什么要跟五年级的打？”

“忘了，好像是为了争躲避球吧？”

“你不知道他个子比你大吗？”

“晓得，但没办法，”他说，“我不喜欢比我小的对手，我喜欢跟高手较量——我这辈子就喜欢和高手较量。”

当年那个孩子，后来成了一个导演，叫黄以功。

“小学四年级，老师姓李。”他记得很清楚，“师范刚毕业，长得小巧玲珑、干净清爽，我真喜欢她，我第一次了解什么叫爱的教育，她叫我做级长，我后来一直做级长，做到中学毕业——包括中学留级的第七年。”

“功课像你这样‘不怎么样’的人，还能做级长吗？”

“也许我表达能力好，也许我美术特别好，也许我扫地比别人主动……不晓得——说来好玩，我太喜欢那李老师了，所以以后我喜欢的女孩子也是那一型的，小巧、清爽……”

“嗒嘀嗒——嘀嗒——嘀嗒……”

凄厉的喇叭声，又有人死了。

在极乐殡仪馆旁边，那小男孩漠然地听着送葬的音乐。又过了一会儿，他用同样漠然的眼睛扫了一眼天上的黑烟，那是从火葬场升起的。

而他的家，刚好搭在殡仪馆和火葬场之间。

“生死，我看多了，没什么！”许多年以后，他仍然如此淡淡地一挥手。

那个家，只有两个榻榻米大，却住着他的父母和他。

家徒四壁，里面却塞满许多看不见的东西，一些飘飘忽忽的回忆，赴台时未能带出来的三个姐姐，死在路上的弟弟，故乡……塞得人心头满满的。

有一天，父母意外地给了他一个特别丰富的便当，里面有蛋有肉，另外还给他五块钱，那一天，他们也对他特别慈爱，他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了，那年头的五元比现在的两百元还多吧？

而那一天，那对贫穷夫妻走到华山火车站，准备自杀，因为日子实在是穷得一筹莫展了。所能留给儿子的遗产只是一个便当和五块钱。

一个外国传教士发现了，把他们说服了。他们回家，父亲去给人家打工，母亲去给人家洗衣，心里却有个磨盘式的念头：

“黄家就这一个孩子了，黄家要有人念书。”

他在家门口挖洞，挖好了打了些井水灌了进去，上面还加个破玻璃罩。然后，他把捉来的泥鳅小鱼放进去，水要干了，他就再加。“我不管在哪里都喜欢搞点这种事情。”

他做的那种事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应该叫“庭园设计”，不过，等他长大以后，倒没有挖过池子，他挖了不少美，不少概念，而且，不管周围环境有多倒霉，他总能负责地弄好一个漂亮的小局面。

村子那一带原来叫三板桥，后来，住进了许多山东人和江苏人，就叫山东村，里面只有一口井，大家横七错八地搭些破房子勉强住着。

那种可口可乐的铝罐子，两个可以卖一毛钱，村子里的孩子一有空就去捡。当然，那时候台湾还没有人喝那玩意儿，他们是去美侨村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