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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入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癫癫”“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
其一
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径枉陶然。
其二
几度沧桑春似梦，箫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已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
“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懒，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er（叔本华）、Dante（但丁）、Byron（拜伦）、Spi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