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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好。这就好。”他松了一口气,连连点头,“这样就好了……”
“这样怎么会就好了呢?”我说。
詹牧师又不断地咽起唾沫来。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詹牧师退还的两元钱。我这个专栏的稿费一律是每篇两元。有人说,这老头很精明,如果胡编批评稿,稍有不慎,被批评者一定不会甘蒙不白之冤,闹得真相大白而致影响了两元收入是可能性极大的,表扬稿就很少这种危险性,这次实在是碰巧了。也有人说,这老人真可谓“千虑一失”,本不必写出姓名和地址的,做了好事而不留姓名地址,也于情于理十分顺通。我心里却别扭,觉得就这样削减了老人的一项经济收入,很缺德。他在风风雨雨中要传多少电话,才能挣到两元钱呢?成千上万元地拿稿费的人,也未必都不曾逢迎杜撰、见机胡编过。
随即又收到詹牧师的一封信。信中却对稿件的事只字不提。信的大意是,他知道我是一位编辑后,心情久久难以平静;得以与我相识,实乃三生有幸;我能亲临其寒舍,更使他坚信了命运是公平的。信中引用了很多典故,什么“文王渭水访贤”“汉主三请诸葛”“萧何月下追韩信”,等等,弄得我也踌躇满志起来。信的最后说:“老夫不才,如蒙不弃愿结永好。古今中外,忘年之交而助成大业者,不胜枚举。况你我志同道合,一见如故,本当携手共济,于国于民有所贡献才是。”
我决计再去看他一趟了。信的文体既如此风雅,字里行间又流露出崇高的志向,古稀老人而童心不泯,可料绝非等闲之辈。再说又是头一遭有人这么看得起我。虽然詹牧师前后言行略显怪异,但怪异常常是人物的特征。大凡能够印成铅字的人物,总都是与“疯疯癫癫”“木讷乖张”“不食人间烟火”一类的情趣有染。这情趣,在凡人是一种缺陷,在人物却是一项优点——大智若愚者也!
再去的时候是晚上。詹牧师正伏案挥毫。工整的楷书,颜筋柳骨,一丝不苟。写的是两首七律,备忘于下:
其一
销声匿迹三十年,隐姓埋名两地天。
闹市凭窗深似海,空庭倚门淡如烟。
良宵独盏书为伴,恶浪孤舟纸作帆。
未破禅机空自娱,报国无径枉陶然。
其二
几度沧桑春似梦,箫声吹断古城秋。
时光易逝人易老,壮志难酬意难休。
弱冠已读千卷破,古稀犹冀四化谋。
伏枥老骥安自弃?沥胆披肝为国忧。
“好诗好诗。”我说,“好一个‘古稀犹冀四化谋!’”
“哪里哪里,信口胡诌,聊以自慰罢了。”
詹牧师又把那把骨头伸给我,此一番却颇凛然,像列宁。大概是因为他刚写完“沥胆披肝为国忧”吧。列宁在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的时候,就是那样把手伸出去的。我们握了很久的手。我几次觉得应该松开了,但试了试,依然抽不出来,也就再次握紧,上下左右地摇。
电话铃响了。詹牧师抓起话筒,边问边记录。然后他对我说:“实在抱歉,我去去就来。”点头弯腰,倒退着走出门去。
门还未关严就又开了,詹牧师探进头来:“受民之托,不能不尽力而……请稍候,稍候。”
我把门轻轻关上,觉得又有人在外面推,詹牧师又侧身进来:“一定不要走,晚饭也就请在我这儿将就一下。不不不,一言为定!回头还有要事向老弟请教。”
他登上自行车,很快地消失在昏暗的小巷深处。我在窗玻璃上照了照自己的模样。老弟?!我想起父亲还不到六十岁,心里不由得惶然。
墙上挂了一幅没有托裱的水墨画。我仔细辨认了一会儿,还是没弄清画的是一只树懒,还是一头马来貘。后来詹牧师告诉我:“是一匹小马驹,画得不算好。”画上的题词却写得好:来日方长。
前面说过,屋子里书很多。我随手一翻,已经肃然,整整一书架的英文书!我只认得出几个作者的名字:Schopenhauer(叔本华)、Dante(但丁)、Byron(拜伦)、Spinoza(斯宾诺莎)、Dewey(杜威)、Shakespeare(莎士比亚),其余的全茫然。再看另一个书架上有译成中文的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有罗丹的《艺术论》,有黑格尔的《小逻辑》,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有线装的《史记》和《离骚》;有精装的《资本论》《列宁选集》《毛泽东选集》;平装的《心理学》《美学》《精神分析学》《政治经济学》;影印的《东塾读书记》《西域番国志》《南疆逸史》《北词广正谱》;杂志有《哲学译丛》《音乐欣赏》《外国文学》《世界美术》和《足球》。幸而有《足球》,我抽得出来,也能读懂。
〔注三〕詹牧师一生做过的最有远见、最富胆略的事(詹牧师的儿子语)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不久,他就把他的全部藏书都寄存在一位出身很好、既不识字又无亲无故的孤老头子家了。一九七八年,他把这些书搬回来的时候,既令夫人吃惊,又使儿子折服。
这时候进来一个人,年轻的。
我站起来,和他面对面站了约半分钟。然后我们同时问:“您要办长途吗?”然后都笑了,互相介绍。他说他是詹牧师的儿子。我说我是詹牧师的朋友。
“学外语来了?”詹牧师的儿子问我,态度立刻变得很不友好。
〔注四〕后来詹牧师的儿子向我解释了这件事:一九七四年冬天,早晨,来了一个打电话的小伙子,一进门就冲詹牧师来了一句:“Good morning!”詹牧师随口应道:“Morning!”——就一个单词!发音之准确,表情之自然,都不在美国人之下。小伙子顿时被震住,本来无意卖弄,不料却遇到了能人,尴尬万分。詹牧师赶紧改口:“你早,你早。”小伙子却不依不饶了,偏要詹牧师做他的老师,并讲了一番不小的抱负。詹牧师一贯爱惜人才,想起自己当年自学之苦,不免感动;想到在这动乱的年月中仍有人如此好学,不免更感动。于是约好,每星期日早晨八点至十点小伙子来学口语。詹牧师为此写了教学方案,一连几天都很激动,总对詹夫人念叨:“能够把他教好,也算为国家尽了一点儿力气。”詹夫人忙里忙外,顾不上多说,只是说:“这样的事要不要向居委会请示一下?”詹牧师默默。很明白,这事一经请示,准得告吹。詹牧师沉思良久,横了一条心:“精忠报国,死而后已。”儿子又笑他胡发激昂慷慨之辞。詹夫人则又说:“你爸爸绝不是那种……”至于哪种,还是没说。
星期日早晨,詹牧师五点钟就起了床,做早点,收拾屋子。这些事平时都是詹夫人的分内,詹牧师虽已沦落为一个传电话的,但在夫人面前(也只有在夫人面前)仍不失学者风度。他又特意铺了一条新床单,抹得很平整,只等学生到来。七点半,老人便耐不住了,到门口去瞭望。中午十二点,老人无言地回到屋里,坐了一会儿,换下了那条新床单。幸亏儿子出去了。詹夫人悄悄地把饭菜端到他面前,说:“那个小伙子可能今天有事。”詹牧师心里这才好过了一些,说:“否则他不会不来。”然后,詹牧师病了一个多月。詹夫人劝他不要太伤心。他只承认是那天在大门口站得久了,受了风寒。詹夫人说:“那样的人,你何必?”詹牧师说:“别这样讲,那小伙子其实很好,很爱学习。”
后据詹牧师的儿子了解,那个小伙子确实是知道了詹牧师的身份,没敢来(那时詹牧师正因其历史问题而受监督)。
詹牧师的儿子以为我也是这样一个小伙子。
“不,”我说,“我是报社的记者。”
詹牧师的儿子疑惑地看了看我,便到书架旁翻腾那些书去了。他找到了一本书,立刻沉了进去。
许久,我问:“你是?”
“他的儿子。”他对着书回答。
“我是说,你在哪儿工作?”
“陕西。”
“回来探亲的?”
“不。回来流窜,长期流窜。”
“户口还在陕西?”
“对。”
“应该想想办法,办回来。”
他抬头瞄了我一眼,说:“太费事,算了。”
“可这很重要。”
“你跟我爸爸的观点倒很一致。户口、文凭、证明、证件,一张张小纸片!”他忽然笑起来,把他正看着的那本书举到我眼前。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是人起源于户口呢,还是户口起源于人?”他问我。
“当然。”我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