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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
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唯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儿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儿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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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3>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子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吗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儿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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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3>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