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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回听说“插队”这个词,是在一九六七年秋天。那年我十五岁。听说有几个高中同学自愿去东北农村插队,户口也迁去,城市户口换成农村户口,不挣工资,挣工分,一辈子。
“光靠挣工分?”
“废话。”
“跟农民一样光挣工分?”
“多——新鲜!”或者,“多新——鲜!”
我问仲伟:“你去吗,要是你?”
“到时候再说。你呢?”
“去不了工厂再说。牛,你去吗?”
“不去!”金涛正满嘴嚼着江米条。
那时我们几个正在清华园里闲逛。“文化革命”开始不久,学校里的伙食质量就下降,接近忆苦饭水平,我们这些住宿生就建立了“补养大军”,经常浩浩荡荡光顾清华园里的食品店。大家都不阔,无非是每人一包江米条,一毛一,一两粮票,或者一包炸排叉,价格同上。嘴里嘎吱嘎吱响亮地嚼,在清华园里逛。瞧见大字报就看大字报,碰上批斗会也听一会儿批斗会。有时正赶上哪位首长来清华下指示,就挤上去拼命看个明白。事后金涛就吹嘘,那位首长跟他握了手或者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大伙就说:“牛!”金涛就粗着脖子讲当时的细节,大伙还是说:“牛!”因为每一回首长都差点儿要跟他握手。嘴里的东西嚼完了,一伙人依然晃晃悠悠地走,有人把包装纸揉成团,随便别在路边哪辆自行车的辐条上。
“文化革命”已经进行到费解又散漫的地步,我们都是逍遥派。我们几个既非红五类子弟又非黑五类出身,因而不是敌人,也不想找麻烦去与人为敌。这大约正是由阶级地位所决定。为此心里由衷的惭愧。何以解惭愧?唯有读马列的书。便认认真真地读了些马列经典,条条杠杠地在书上画,像过去背外语单词般地记住了很多。有机会与人就当下的什么事辩论起来,就知道那书没有白读,惭愧少了些,添之以骄傲。在辩论中取胜的方法有二: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自己观点合拍的马列的话;一是引出大段大段与对方观点类似的托洛茨基的话,考茨基、布哈林、杜林等人的话。这就看谁功夫深了。只要你能不断大段大段地引出,对方必定就心虚害怕,旁观者也不由得站到你一边。
不过去插队之前,我真正感兴趣的是千方百计找一本本“毒草”来读,当然得说是为了批判。再就是到圆明园的小河沟里去摸鱼。我们学校在圆明园旁边。通常是和仲伟、李卓、金涛,我们四个,在小河最窄的地方筑起两道坝,小河很浅且水流速度很慢,用脸盆把两坝之间的水掏干,可以摸到鲫鱼、黑鱼、小白鲢、泥鳅,有时还能抓到黄鳝。鱼都不大,主要为了玩。一九六八年秋天,正是我们摸鱼的兴致高涨之际,传开了一个消息,说是谁也别做梦想留在北京当工人了,都得去插队,连大学生和出身好的人也得去。“谁说的?”“多——新鲜!”“真的?蒙人是什么?”“孙子!”这有点儿让我失望,我满心盼望当了工人以后自己能有点儿钱,能买一双“回力”球鞋的——那是当时的中学生们最以为时髦的鞋,十块多钱一双,在当时算很贵。“都去哪儿?”“全中国,哪儿都去。”“都得去?”“不错,拍拍脑袋算一个。”这还有什么可说的?
“报名了?”母亲问我。
“报了。”
“去哪儿?”
“东北内蒙古山西陕西云南,没准儿。”
母亲呆呆的。
“给我钱吧,我去买插队用的东西。”
我买了一只箱子,几身衣服,一顶皮帽子,终于买了一双白色的“回力”鞋。我妈也没说我。没想到这竟是个机会,我妈忽然慷慨起来,无论我想买什么,她都不再嫌贵,痛痛快快地掏钱。好像一夜之间我成了大人,让你觉得单为这个去插队也值得。我醉心于整理行装,醉心于把我的财产一样一样码在箱子里,反复地码来码去。有机会我就对人说:“我要走了,插队去,八成近不了。”我妈开始叹气,开始暗暗地落泪。好多成年人对此也都叹气,或流露出叹气般的表情。我也迎合以煞有介事的叹气,手里摇着箱子钥匙,端详着那只箱子作沉思状,觉得那样才更不像个孩子了,才更像要出远门去的样子。后来定了去延安。我妈一天说好几回“毕竟那是老区”,眼泪少了些。我却盼着走,盼着“高原上月在中天的时候”,盼着“在那春光明媚的早晨,列车奔向远方”……以后呢?管那么多跟老娘们儿似的!我总觉得好运气在等着我,总觉得有什么新鲜、美妙的事向我走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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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h3>
分组的方法,新鲜而且美妙:一个村子一个知识青年小组,每个小组都是按男女生名额各半分配的。这是什么意思?又宣传什么“安家落户”,又是这么个分配法。十六七岁的“男子汉”群中起了骚动,爆发了一阵抵抗:“我们组只要男生,光男生就够了!”“好家伙,这得腻烦死多少人哪。”“我们可不负责养活她们!”……其实掩盖着某种兴奋和激动。掩盖得又很拙劣,因为抵抗得并不顽强。姑娘们当时怎么想,我不知道。现在想来,十六七岁的“男子汉”都憨直,又想在姑娘们面前显显能,又不愿意承认异性对自己的引力,欲盖弥彰。好在十六七岁的姑娘们还看不穿这些,否则就不会又喊又跳,气得要哭了。
也许是因为那个时代,也许是那个年龄,我们以对女性不感兴趣来显示“男子汉”的革命精神。平时,我们看见她们就装没看见,扭着头走过去。不过总是心神不安定,走过去之后要活动活动脖子。她们迎面碰上我们多半是低下头——也许这对脖子要好一些。
袁小彬不同凡响,他是为了刘溪才去插队的。刘溪是我们班一个女生。小彬本来可以去当兵,他爹是高干,老战友遍天下。当兵在当时是最难得的,比进工厂还让人羡慕。这小子却偏要去插队,跟家里也吵翻了,住在学校不回去。一开始我们还直劝他:“至于那么革命吗,驴奔儿!”他光说他觉得插队挺有意思。
小彬那时身高已经一米八六,块头也大,外号“大驴奔儿”或者“驴奔儿”,干事从来不同凡响,愣。“文革”前有一回上体育课,全班在操场上站好队,体育老师说:“女同学例假的出列。”四五个女生站出去。男生队伍里便隐隐有不满的唏嘘声。已经不是第一回了,近来体育课上总发生这事。忽然小彬也站了出去。体育老师一愣:“你什么事?”“请例假。”回答得很有底气。体育老师直发蒙。“凭什么光让女生请,不让男生请?”小彬问得有理。女生都低下头悄悄笑,互相使眼色。这更把男生都激怒了。老师只好说:“她们身体不好。”“我们身体也不好!”男生群里嚷开了,说肚子疼的,说脚崴了的,闪了腰的。“她们怎么了?往食堂跑时比谁都快!”“再说,身体不好才应该锻炼锻炼呢!”一个个又都正义凛然。那节体育课没上成,一直吵。那时我们真太小了。那时没有性教育,也没人给讲生理。
这回我们还以为驴奔儿是在犯愣。事情是这么败露的:刘溪和我们分在一组,小彬也要求分在我们组,可“光荣榜”公布时,刘溪的名字被错写到别的组去了,小彬于是也要求调到那个组去,等到工宣队批准他调过去了,光荣榜上的错误又被改正,小彬又要求再调回来。“男子汉”们对此类事从来反应灵敏。
“干吗刘溪上哪个组你上哪个组呀?”
“嘿,看来你主要不是想跟我们哥儿几个在一块儿。”
“驴奔儿,你多半儿看上刘溪了吧?”
“看上了就说看上了,哥几个给你保密。”
这是件开心事,小伙子们都聚拢来,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我们以为驴奔儿肯定会否认,会赌咒发誓说他没那么想。可这家伙不吭声。
“是不是为了刘溪你才不去当兵的?”
“说话呀驴奔儿。肯定保密,说话算数。”
“真的,”我对所有在场的人说,“就这几个人知道,谁说出去大伙一块儿治他。”
大伙都说,谁说出去谁是孙子。
小彬点头承认。
我们原以为可以大笑一场的,可是预备好了的笑容都在脸上凝固、消失,气氛竟然严肃。小彬眨巴眼睛,长出气,似乎求所有人原谅。大伙面面相觑。我觉得心里有些乱。金涛说小彬够意思,对咱们够信任的,咱们得挨个保证不说出去。于是在场的人都很感动,纷纷指天发誓,像真正的男子汉那样安慰小彬,说刘溪也没什么了不起,这事能成。还有人说,谁早晚都得有这事,怕什么的?
那天下午,我、仲伟、李卓、金涛又去圆明园摸鱼。已经秋深,小河上漂着金黄的落叶,像一条条小鱼悄然游去。四个人兴致都不高,都说水太凉,光是坐在岸上把搪瓷脸盆敲得叮当响。谁都不说起上午的事,不说起袁小彬,也不说起刘溪。中午仲伟曾特地跑来跟我说:“哎,刘溪可是‘井冈山’的。”我明白他的意思——袁小彬是老红卫兵的,和刘溪是对立派。我没理他,我那会儿不怎么高兴,心里无端地乱。
圆明园的秋天色彩缤纷,树林静静的。
远处的红楼是我们的学校,我们的教室。我记起阳光投在黑板上,白杨树的影子在那儿摇,老师用教鞭敲着黑板:“注意啦,注意啦……”
太阳快落山的时候,金涛说:“嘿,犯什么傻呢,赶紧再摸一回吧。”
“真的,下个月就该走了,再摸一回吧。”
仿佛单单是摸鱼这件事,使我们感到了一点儿离别的味道,感到了一点儿人生的严肃。我们在小河上筑坝、淘水,摸了不少鱼,摸到很晚。月亮出来的时候,我们坐在小河边搓着冻麻了的腿和脚,又觉得很快活了。鱼在水盆里翻着银光,“扑棱扑棱”想往外跳。仲伟说:“小彬跟刘溪可不是一派的。”金涛说:“那有什么新鲜的,我爸跟我妈就不一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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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h3>
十六年过去,弹指一挥间。有一回李卓从美国来信还提到当年在圆明园摸鱼的事。他在读博士。他说他买了一辆旧“丰田”,很便宜,暑假里开着车出去旅游,从芝加哥到亚利桑那,看了科罗拉多河大峡谷。“可惜没有咱们那哥儿几个在一块儿。”他说。他说美国实在是很不错,可他每一秒钟都忘不了那是人家的。他说等他回国后,“咱们哥儿几个也来一次旅游,回清平湾去看看。”我说别忘了,那会儿你就没有“丰田”了。
从北京到清平湾有两条路。一条是走西安,那条路好走些。另一条路是走太原,走介休,然后换汽车从军渡过黄河,到绥德歇一宿,再换汽车到永坪,下了汽车再走三四十里山路。插队那些年我们多半是走这条路,难走,却能少花几块钱。这条路建筑和保养得都差,逢上雨雪,汽车说不定在沿途的哪个小镇子上就走不动了。我们就花三毛钱在车马大店的长炕上找一个位置,盼着天晴。三毛钱只够在那条长炕上躺直,没有铺盖;走这条路原本是为省钱,当然不舍得再花五毛钱去租一条油光光的被子。
去年回清平湾去,当然走了头一条路。
同行的几个人连背带抱把我弄上卧铺车厢。我平生头一回坐卧铺。追溯到上一回坐火车,还是在插队的时候。
北京站没有什么变化,和十六年前去插队的时候差不多。不过站台上人群的色彩变了。那时候都是蓝的、灰的、国防绿,如果见一点儿红色,确定无疑是袖章或者语录本。现在处处是披肩发、牛仔裤、国际流行色。不过十几年罢,历史的脚步不算慢。换一种说法也对:十几年啦!还不算慢?还要怎样才算慢?我是想:历史以自己的脚步在向前走,旁若无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