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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克离开牢房的第二天，典狱长便给亚瑟带来了他的新室友。
虽然按照常理，在大部分情况下，孤男寡女是不应该同处一室的。但是这里是监狱，所有基督教道德、大众观念在这里都不起作用，狱卒们给你安排在哪一间，你便要住在哪一间。
今天的克拉拉小姐显然不像是昨天在酒馆时那样意气风，看得出来，检察官们连夜的质询对她的精神状态有很大的影响。
虽然还是穿着同样的裙子，同样的美貌，但是此时的她看起来却不像是亚瑟第一次看到时那样光彩动人了。
咔拉拉。
牢门被打开，眼皮沉重的克拉拉面前的稻草堆里躺着个人，方才还在庆幸自己有个好运气居然分到这样牢房的心情瞬间荡然无存。
虽然牢里面关着的未必一定就是穷凶极恶之人，但是能够被押在这里的也不可能是什么良善之辈。
克拉拉踏着稻草在牢房的角落寻了一处清静的地方，她正要坐下，却现那个窝在茅草堆里的家伙翻了个身子。
他解开蒙在脸上的燕尾服随手一扔，坐起身来伸了個懒腰，旋即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瞧了窗户外蒙蒙亮的天，一边打着哈欠一边扒拉着稻草堆里寻找起了他写文章的小本。
“喔……是你？”
克拉拉现了这个面熟的年轻人：“你也被关起来了？”
亚瑟愣了半晌，旋即想起了维多克昨天对他说的话，估摸着这应该正是那位巴黎神探的安排。
亚瑟尴尬的笑了两声：“警察貌似觉得我也与那件案子有牵连，所以就把我带来问话。结果他们查着查着，又现了我之前犯的案子，所以就把我给安排到这儿来了。”
“你之前犯过案子？”克拉拉惊讶道：“你看起来可不像是那种会同人街头打架的家伙。”
“不，我不是刑事犯。”
亚瑟看起来有些难以启齿：“你还记得我之前告诉过你，我欠了别人一万法郎吗？”
“是啊！那是怎么一回事？”
“我给伱讲一个故事吧。”
亚瑟抿了抿嘴唇：“在巴黎，有一个纺羊毛的工人，他抱负不凡，子女众多，极爱他的妻子，而且还十分相信那些共和国。这家伙去年的时候瞧见巴黎的政治气氛不对劲，于是就赌上身家买进一批红羊毛，连天加夜的织成了一大批鸭舌帽。
这批鸭舌帽多到足以让巴黎街头的顽童每人头上都戴着一顶。事实也证明，他赌对了，去年六月共和派在巴黎动了起义，这家伙激动万分的以为他的鸭舌帽肯定会畅销。但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共和派的起义失败了，而经过圣梅里大教堂的屠杀后，也再没有人敢戴着这样的鸭舌帽。
他家里有老婆和一大堆孩子，手头的羊毛帽子却全部滞销。哪怕他愿意打折售出，巴黎的任何一个帽商也不愿意接手。这时候，他就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如同一位银行家盘算着要将投资在不可靠的企业的一千万股票脱手。
他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他就好似银行家里的罗斯柴尔德，雾月政变前的拿破仑，滑铁卢战役中的威灵顿。他到一家小酒馆里雇了一个看起来文质彬彬的大学生，自称是美国来的大船主，还付给大学生一笔钱，要他帮忙在巴黎采购货物。
这工人叫他到一家巴黎知名的帽子店里去，这家店的橱窗里正好放着一顶红羊毛帽子。大学生告诉老板说，他想买进一万顶这种帽子。帽子店的老板认为他简直撞了大运，有同美国做成一大笔生意的希望。于是就急急忙忙地奔到工人家里，用现钞把帽子全数买下来。呃……后续的事我应该不用说了。”
亚瑟口中的这个故事虽然不是他亲身经历的，但也并非随口杜撰而来。
因为这个身份背景正是维多克给他按照一件真实案例改编的。
那位大帽商在上当受骗后找到了大巴黎警察厅报警，案子正是由当时还在保安部任职的维多克督办的。
但遗憾的是，工人和他雇的大学生一早就带着钱溜出了巴黎。维多克最终只在工人的居所里找到了一张便条，上面明明白白的写着这笔账应该要算到维多克身上去。因为维多克如果没有在去年起义时那么卖力，也许这个时候共和国就已经成立了，那他的帽子也就不会因此滞销，也便不会要出此下策欺骗他人云云。
维多克对此恨得牙痒痒，誓一定要把这群骗子捉拿归案，但是还没等他力，他自己便因为大巴黎警察厅的权力斗争被强制退役了。
或许是因为他对此事记忆太深，所以当亚瑟需要一个合适的背景时，他就干脆把这个故事套了过来，以便给自己出出气。
克拉拉听到这个故事，免不得要教训这位在她看起来前途光明的年轻人：“这都是你急于求成的结果。你同我一样，在巴黎看到那些人漂亮的新裙子、时尚的饰、奢华的马车，于是便叫这花花世界迷了眼，想要立马过上和他们一样的日子。就是你的这个心态，才让那么多心怀不轨的家伙钻了空子。”
亚瑟只是唉声叹气道：“女士，我也是叫人骗了。那卖帽子的纺织工来寻我的时候，只说是美国公司来巴黎招聘采购专员，我上了他的恶当，去市区里的帽子店到处下单。结果案子爆出来以后，他已经拖家带口的消失不见。主犯没了，我这个从犯便成了替罪羊。他们把所有的债务都归到我的脑袋上，这才欠了一万法郎。”
克拉拉安慰道：“我先前就说了，在巴黎这个大社会过日子，你必须把你在书本上学到的那些虚假的故事抛开。这里到处都充满了欺骗，人与人之间每天都在上演无情无义的背叛。哪怕是你最信任的朋友，在促膝长谈的一夜后，第二天黎明刚刚睁眼，便会毫不犹豫的在你的腹心捅上一刀。”
亚瑟点头认同道：“女士，昨天你同我说的话，我整整想了一晚上。拿破仑在1793年是革命党，18o4年却戴上铁铸的皇冠。那些在1792年时高呼‘不平等母宁死’的革命派，到了18o6年时却一个接一个的接受了贵族头衔的封赏。
可见在法国，不论是在政治方面还是道德方面，每个人走到终点都推翻他的出点，不是用行为推翻主张，便是用主张推翻行为。政府也罢，个人也罢，根本谈不上逻辑。因此，那些循着历史道德主义的家伙连知名的学者都做不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