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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rong>东边日出西边雨</strong>
看来，服饰这事，还真不能视同儿戏。往大里说，它即便不是“治国之纲”，至少也是“治国之方”。往小里说，它是一个人内心美丑和道德修养的表现，也是对他人的尊重和一种礼仪。也就是说，服饰、礼仪、道德是三位一体的。失仪必失礼，失礼必失德，失德必失国。这样，一个人，尤其是一个有身份有地位有修养的人，就不能随随便便，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怎么打扮就怎么打扮。
因此，中国文化在传统上，是反对和厌恶“奇装异服”的。在许多中国人眼里，奇装异服简直就是坏人、流氓、色鬼和品性恶劣者的代名词。改革开放以前，但凡正派人士和良家妇女，只要一见到身着奇装异服者，就像见到了麻风病人，避之唯恐不及。这种厌恶和反感，在历史上甚至曾经导致谋杀案的发生。比如郑文公之杀子臧就是。事后有人评论说：“服之不衷，身之灾也。”一件奇装异服，竞招来杀身之祸，而舆论还认为是理所当然，可见穿衣戴帽，还真不能随人所好。
穿着奇装异服要遭人非议、厌恶，甚至嫉恨，穿着过时的服饰，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则会遭人笑话。白居易诗云：“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原来，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流行胡服，女装多“襟袖窄小”。到了唐宪宗元和年间，早已流行“大髻宽衣”，袖宽往往超过四尺。至于画眉，也由时兴细而长的“蛾眉”，改为时兴阔而短的“广眉”了。其实，蛾眉原本是极美的。杜甫诗云：“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上马入金门，却嫌脂粉涴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就是说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自恃天生丽质光彩夺人，朝见皇上也不施粉黛，却仍要“淡扫蛾眉”，可见蛾眉之美。然而，曾几何时，“青黛点眉眉细长”竟成为“外人不见见应笑”的过时装饰了。可见“时髦”也是极重要的。朱庆馀诗云：“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既痛恨奇装异服，又害怕过时落伍，这可真是“东边日出西边雨”，有点让人摸不着头脑，也和饮食的表现大相径庭。
说来也是有趣，饮食和服饰虽然都为中国文化所看重，实际情况却似乎不大一样。饮食比较保守，服饰则比较新潮。饮食的变化可以说是最小最慢的。古人用筷子，今人也用筷子；古人吃米饭馒头，今人也吃米饭馒头；五千年前吃火锅，现在依然吃火锅。无论食品原料、烹调方法、进餐方式、习惯口味，都基本保持“中国特色”，难得一变。当然，要说一点没变，也不是事实。不过，即便最爱吃麦当劳、肯德基的孩子，也不是天天都吃。如果天天吃，还爱不爱，就很难说；长大了，还爱不爱，也很难说。再说，不吃西餐和洋快餐的，毕竟还是大多数。所以，仍有人认为，在西方文化不断传入，世界文化趋向认同的未来，饮食，可能是“中国特色”的最后一块阵地。
服饰的情况就不大一样了。如果说饮食是一位因循守旧的老先生，那么，服饰便像一个追新逐奇的小姑娘。中国的服饰，曾屡经变化。说得远一点，有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说得近一点，则有辛亥以来的“逐年西化”。今日之服装，不要说与千百年前大相异趣，便是与十多年前也大不相同。但不管怎样时尚化，总归是和国际接轨而不是和传统接轨。传统的服饰，大概只剩下了博物馆的意义。城市里已很难见到中山装，农村里小伙子的白羊肚手巾和姑娘的大辫子，也不大容易看见了。
事实上，咱们这个最最痛恨奇装异服的国度，恰恰也是最最爱赶“时髦”的地方。许多外国名牌在中国的畅销，就连外商也感到奇怪。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中国人竟会用数月的工资去换一块体面的包装布，“十六岁的花季”们也能潇洒地走进时装专卖店，用父母的血汗钱换取时髦。看来，我们确有必要讨论一下与服饰有关的时尚问题。
<strong>时髦之谜</strong>
一般的说，所谓“时髦”，总是新奇玩意儿。赶时髦就不会反对奇装异服，痛恨奇装异服就不会赶时髦。中国人又反对奇装异服，又爱赶时髦，岂非莫名其妙?
说怪也不怪，原因就在于中国文化的思想内核是群体意识。
依照群体意识，每个人都是群体的一员，每个人的生存都要以群体的存在为依据，每个人的价值也要以群体的判断为标准。换句话说，每个人的尊卑、贵贱、优劣、是非、善恶、美丑，都归群体和他人说了算。更何况，服饰这东西，原本就是穿来给人看的。如果没人看，穿得再漂亮也没有意思。陆游诗云：“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花儿尚且不能无人观赏，况美貌盛装之人乎?所以爱美的女子一旦无人观赏，也就无心梳妆。这就叫“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
既然穿衣打扮，原为让人观看，则每个人的服饰，便必须依照对象而确定，不能随心所欲，别出心裁。完全不假修饰，固然粗野鄙俗，让人“看不起”；过于讲究修饰，又未免虚伪做作，让人“信不过”。所以孔子说：“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什么是“彬彬”?彬彬，就是“相半之貌”。文质彬彬，就是既文雅又朴质，既有修养又不失本色，这样才是真正的君子。
正人君子既然必须“文质彬彬”，当然也就不能“奇装异服”。奇就是“不正”，异就是“不常”。不正常，也就“不正经”。不正经，不是“歪”，就是“邪”。奇装异服既然是“邪门歪道”，正人君子当然穿不得。
那么，其他人呢?更穿不得。因为其他人似乎更没有资格搞特殊。什么是奇?什么是异?奇就是“少见”，异就是“不同”。“少见”便难免“多怪”，“不同”则异于“凡响”。如果是老外，自然“稀罕少见”；如果是皇上，自然“与众不同”。所以，老外和皇上的服饰虽然和咱们不一样，却不叫“奇装异服”。中国的普通老百姓就不行了。要啥没啥的，有什么资格自行其事、与众不同?没有。既然没有，那你就规矩点。
实际上，奇装异服之所以遭人物议，表面上看是因为不合“礼”，实质上则是因为不合“群”。想想看吧：大家都穿这样的衣服，你却偏要穿那样的衣服，这不是存心要和大家过不去吗?不是存心要让大家瞧不顺眼吗?不是公然不把大伙放在眼里吗?不是太狂妄、太自大、太目中无人、太自以为是了吗?难道别人都不爱美就你懂行?——厌恶、反对、痛恨奇装异服者，大多是这种心理。
不能说这种心理毫无道理。道理也很简单：既然服饰是对他人的尊重，那么，穿着“奇装异服”，当然也就要被视为对他人的蔑视。并且不仅仅是对某一个人的蔑视，而是对公众、对群体的蔑视，这就理所当然地会引起“公愤”。至于穿着过时服装，用过时的方式装饰自己，情况则又不同。表面上看，这也是“不合群”。但这种不合群，并不是故意和大家作对，更不是看不起群众，反倒会被群众看不起，当然也不会引起反感、憎恨和敌意。
赶时髦的情况又要复杂一点。中国人爱赶时髦吗?爱的。中国人承认自己爱赶时髦吗?不承认。所谓“时髦”，即“流行于时者”。没有一定的人数，就称不上“流行”。所以，时髦也是一种群体行为，与奇装异服不同。奇装异服是“标新立异”，故意“与众不同”；赶时髦则是“随波逐流”，生怕“落伍掉队”。二者之间，有着本质的差别。事实上，中国人反对奇装异服，并非反对“时髦”，而是反对“独异”。“独异”是一个人和大家伙儿闹别扭，所以会成为众矢之的；“赶时髦”则是大家一窝蜂地去做同一件事，当然不会犯众怒。
其实，赶时髦的人都有一种“合群性”。他们眼见得群体前进了，生怕跟不上，这才去赶。因此不是“不合群”，毋宁说是“合群之心太切”，过于猴急而显得可笑，不够稳重而被人鄙夷。可见，赶时髦即便有什么“不是”，其错误也不在“时髦”，而在于“赶”。因为依照群体意识，要时髦，也得大家一起时髦，你一个人匆匆忙忙地赶什么呢?
然而，时髦这玩意，不赶又是不行的。不赶，就会过时。一旦过时，再赶上去，不但讨不到什么便宜，反倒更加可笑。同样，太赶，也是不行的。因为是时髦，就不会是“老一套”，总是新鲜玩意，也就多少有些风险。如果还没弄清它是否会流行于时，就匆匆忙忙赶了上去，结果无人响应，岂非成了奇装异服，或奇装异服的跟屁虫?这就不能不预留后路。办法则是宣布自己不赶时髦，甚或视赶时髦为可鄙。结果，赶时髦就成了一个贬义词，专一用于那些追新逐奇赶潮流跟浪头，手忙脚乱变来变去的人。其实，中国人哪有不赶时髦的。想当年，搞“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一夜之间，全国到处都是黄军装、红袖章，那可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时髦。
超前有风险，落伍遭耻笑，因此，中国人处理时尚问题，就有两条原则，也是两条古训，一条叫“变通以趋时”，一条叫“不为天下先”。
<strong>“变通以趋时”与“不为天下先”</strong>
先说“变通以趋时”。
中国人喜欢变吗?不好说。一方面，中国人最不喜欢变，最好是“天不变，道亦不变”，大家墨守成规，照葫芦画瓢，便天下太平。因此有“以不变应万变”甚至“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法。另方面，中国人又最善变。而且，有时变化之快，弯子转得之大，连自己都会吓一跳。比如，刚刚还骂过革命党的，一转眼辫子就盘到头顶上去了；前不久还自称“大老粗”并以“大老粗”为荣的，一转眼，就有了“大专以上学历”和“高级职称”。总之，当真要变，也可以变，而且说变就变，又哪有什么“祖宗成法不可变”!
‘这就叫“变通以趋时”。也就是说，时代变了，服饰及其他方面，也要跟着变，否则就是“不合时宜”。不合时宜便会落伍。严重一点的，则会丢了身家性命。因为“时变”常常因于“政变”，“易服”往往意味着“易主”。大家都跟着去朝拜新皇帝、当新国民了，你自家一个人还穿着旧时冠服，便难免被视为“敌对分子”。要不然，大小也就是换件衣服变个发式的事情，为什么不跟着做?即便不是对抗，至少也是心里面闹别扭，背地里犯嘀咕。
这就不讨人喜欢，也“吃不开”。
所以中国又有一句古训，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是说，时势变了，风头变了，大家都跟着变了，你也要尽快变过去，否则就会“背时”。背时就是倒霉，趋时才有甜头。关键要看什么东西“行时”。“行于时”才“行得通”。行得通的事不做，偏去做行不通的事，岂非犯傻?所以不变不行。尤其是服饰，就更得跟着变。你想，行头行头，如果不“行”(行时)，还能叫“行头”么?
何况要变也不难。反正首先要变的，都不过是表面的东西，如服饰之类。骨子里的东西，亦不妨依然故我。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就是这个意思。换句话说，“改头换面”不等于“脱胎换骨”，“焕然一新”并不妨碍“我心依旧”的。
但是表面文章，却也不可不做。因为跟不跟，是“态度”问题；跟不跟得上，是“水平”问题。水平不高，无可指责；态度不对，便要整肃。所以时势变了，人们也会跟着变，至少在口头上和表面上是如此。只要口头上和表面上变了，就不会有人追究。便是有人想追究，也无从下手。因此一到时势大变，想顶也顶不住的时候，中国人也会敷衍敷衍。叫挂龙旗就挂龙旗，叫挂五色旗就挂五色旗，叫挂青天白日旗就挂青天白日旗，甚至叫挂膏药旗就挂膏药旗。这也是中国人的生存之道：随机应变，曲线救国，先存活下来再说。
当然也有真变的。近一百年中国的变化就很大，近二十年又为最。显然，中国人并不一味地反对“变”，更不反对“趋时”，反对的只是某个个人的“超前”和“出头”。“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历史上那些带头搞改革的，几乎都没有什么好下场。商鞅是被车裂了的。王安石虽然没有被车裂，名声却一直不好。再说带头也没什么好处。第一个吃螃蟹的虽然在理论上是英雄，可又有谁记得他是张三李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