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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叫我用不到四十个字概括意大利这个国家的特征，我可以这样概括：“总理年年换，吃饭大声喊，邮政落后到极点。”同时具备这三项条件的国家，至少在北半球应该只有意大利。
反正意大利邮政制度有问题。不，并非有问题这么轻描淡写的程度，不客气地说，简直不像话。至于怎么不像话，一般日本人恐怕是想像不出的。我一而再再而三——嘴都说酸了——忠告从日本往这边寄信的人：意大利邮政机构近乎无可救药，若有急事（或者不如说即使有急事）也不要写信，因为写也没用。一来时间长得惊人，二来大有可能寄不到。所以，即便写了信，也不要指望信会寄到。要寄的信仅限于寄到寄不到也无所谓并且是因为有时间才写的那类信。另外，纵然接不到回信，也请不要以为我是个失礼之人——或者你的信没寄到我这边，或者我的信没有送往你那边。
听我这么一说，对方当时感慨道：“噢，是那样的吗？就那么不像话？”但转身就忘得一干二净。在某种意义上，邮政制度如同水和空气。生活在邮件能够在短时间内准确寄到住处的国家的人，很难对另一种情况感同身受，所以很快忘记，并且某一日打电话来：“前些日子写信求你办点事，还没接到回音。”我报告根本没接到，对方甚为意外地说“都寄出三个星期了”，于是我说上次不是说过意大利邮政很慢吗，但对方很难理解，反问说：“真的那样？”实在叫人沮丧。
回想起来，这还算好的。因为对方打电话明确抱怨，从而得知尚未寄达，可是世上生闷气的人想必也是有的。一想到这些人，我就不由黯然神伤，尽管不是自家责任。
看手头上的美国一本导游手册，上面有则趣闻，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一个美国大兵从罗马写给故国的信到了20世纪60年代才寄到。事情固然过于荒唐，但绝非无中生有之事。至少意大利人听了不会怎么惊讶，因为这在现实当中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事。“寄到就够幸运的了”——此乃他们一致的冷静感想。
邮政不像话，电话也不像话。有时声大有时声小，有时打得通有时打不通，有时通了也忽儿声大忽儿声小，还有时正说着突然中断。一个在某公司的意大利分公司工作的人用电话同东京总公司交谈之间，线路“嚓”一声断了（他们称之为掉了，这在意大利不是什么稀罕事），于是慌忙重打过去，但对方大发雷霆置之不理。无论怎么道歉，日本人都全然不理解此乃日常性事实，以致听了对方好些难听的话：“你这家伙，气魄够可以的嘛！”实在叫人觉得可怜。
电话不像话，包裹也不像话。有好心人以为这边日本食品不充足而特意寄来，遗憾的是迟迟寄不到。一次看纪录片，看到给孤立无援的日本部队补给食品的运输船队在开往瓜达尔卡纳尔途中接二连三被美国潜水艇击沉。这里虽说没有那么悲惨和严重，但状况也够不像话的了。那东西究竟是在怎样的过程中消失在怎样的地方了呢？委实令人费解，可就是消失不见了。
从经验上说，我认为不是意大利邮递员有意偷盗邮件造成的。“这是日本寄来的？噢噢这不是冷面么，那好极了，就蘸着番茄酱吃掉好了！”——不能认为事情会是这个样子。也很难认为意大利邮递员对日本文学怀有兴趣，每当有文学刊物从东京寄来就据为己有，忘情地看中上健次[3]的连载小说（尽管不可能说完全没有）。当然，其中或许有专门侵吞邮件者，但相比之下，恐怕还是认为意大利邮政制度这一机构中存在着致命的自我堕落式的黑洞那样的东西，致使许多东西自然而然地一个接一个地被吞噬进去，这样更为接近现实。
总之，这个国家的衙门手续烦琐得要命、效率低得要命、态度差得要命、架子大得要命。又有诸多细小规则，而且每隔半年就心血来潮地把那规则整个变更一次，以致谁也不记得什么规则之类，到处产生制度性黑洞（举个例子，意大利行车限速就几乎年年变，没人记得确切。今年每星期几限速还不一样，那东西就连交警都记不来，因此马上作废。一塌糊涂）。
例如投递员把包裹或挂号信送来，若接收人不在，则和日本一样留下通知单。问题是这终究是原则性的东西，不少时候不照此办理。有的家伙懒得一一按门铃爬楼梯把邮件面交本人，只把通知单一把塞进信箱就扬长而去。更糟糕是连通知单都不塞进去，这种情况下邮件只有默默消失。另外，重东西和大件东西的投递方式恶劣也是事实。《文艺春秋》因为厚，塞不进信箱，几乎不送。这类终端服务往往取决于每个投递员的个人素质，所以必须时不时给点小费讨其欢心。
拿通知单去邮局取东西，每次去窗口都不一样。责任人不同所需文件也不同，弄得你这里那里团团转，而意大利的邮局又那般拥挤不堪，半天时间就这样报销了。搞到最后，竟被冷冷地告知东西不在这里。开哪家子玩笑！明明送来通知单，上面明明写着来这家邮局取，岂有不在这里之理！于是我坚持说绝对在这里某个地方。对方道说没有就没有嘛，通知单肯定弄错了，但还是老大不情愿地起身去找，结果马上找到了：“啊，有了，这个吧？”说着递了过来，没有抱歉没有对不起，什么也没有，只有“啊有了这个吧”，就此完事。
可是若为这个气恼，那就别想在意大利活下去，这种事天天层出不穷。反正邮件便是被这官僚主义黑洞连连吞噬进去，再也不会浮出水面，一如《夺宝奇兵I：法柜奇兵》（Raiders of the Lost Ark）的最后一幕，仓库里没有投递地址的邮件堆积如山，就那样腐烂下去（啊，我的冷面！）。
那么意大利周边国家如何呢？哪个国家的邮政制度都无懈可击。从德国、奥地利寄出的邮件大约四天后准确到达日本。即使希腊也可以说两个星期后——虽说不是四天——必定寄到，就算是法国，若无罢工也并不差。就经验说英国也够一丝不苟，基本上第三天寄达日本。单单意大利提不起来。
我真是佩服意大利人：他们丝毫无意改善这种糟糕透顶的状况，甚至付出努力的表示也没有。所以无意改善，首先是因为他们认识到改善也无济于事，其次是因为考虑其他方法来代替变革志向更符合他们的性格。这方面的思维取向同英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等国家截然不同。在某种意义上，意大利人是想法极为现实的国民。
就是说，意大利人对公共服务这劳什子可以说全然不抱幻想，觉得与其指望这个，还不如另想办法。看重个人关系和家庭，极尽逃税之能事。不妨说，逃税与足球对意大利人来说是最要紧最投入的两件事。
意大利年度财政赤字约一千亿美元，差不多等于意大利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十一。据政府推算，倘意大利国民不再逃税而老老实实申报收入，那么赤字的百分之七十五可以得到弥补（《先驱论坛报》），逃税便是逃得这么厉害。因为逃税，他们手头有大量现金买昂贵的进口货，以致进口额外增加，国家财政赤字有增无已。经济越景气赤字增加越多。
另一方面，意大利人几乎不具有逃税有罪的意识。对他们来说，逃税乃是出于正当防卫的经济行为，循规蹈矩纳税之人纯属傻瓜蛋。一位意大利经济评论家甚至大胆断言逃税才是健全的经济活动的基本。就是说，个人因逃税而有钱后，便想用那笔钱代建不完备的公共服务设施。公立学校质量不好就送小孩去私立，邮政制度不完备（岂止不完备）就利用速递公司、买传真机，铁路不准点运行（肯定不准点）就买小汽车。而这样做比把钱交给低效、无能、腐败的政府衙门浪费岂不好得多！如此说来我也觉得未尝没有道理，反正也是一种世界观。
这就不说了，总之是吃尽了这个国家糟糕邮政的苦头。例如一个半月前在日本寄出的邮件和一星期前寄出的邮件同时送来，根本搞不清事情为什么这样。莫非觉得一一投递麻烦，要等积攒到差不多的时候才集中送来？另外还兴之所至地有时收有时不收通关税。
那么，不邮寄而改用传真机就行了么？没那等好事。一次去罗马的中央邮局传真窗口往日本发传真，不料对方说日本和意大利传真机基准不同，发不去日本。开玩笑！从没听说国家不同传真机基准也不同。从别的国家也往日本发过好几次传真，什么问题也没有，不可能发不过去。无非嫌麻烦罢了。可是在窗口无论怎么讲都讲不出理来。在这个国家，窗口负责人说不行，那就绝对不行。若无论如何都不死心，就只能等窗口换人时再来。
还有，邮局员工的算数能力之差也值得大书一笔。例如往日本寄三张明信片和三封信函、再给美国一个熟人寄一张明信片，窗口里的女孩用卡西欧计算机“啪嗒啪嗒”计算。数字出来了。觉得邮费过高，抱怨了一句。对方大为不悦地重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便宜不少。出于慎重，她又算一次，这回出来的数字更便宜。随即她为之困惑，并开始气恼。又算一次。结果——莫名其妙——出来的数字又不一样，于是她气急败坏起来，心想日本人何苦特意来罗马往东洋尽头寄什么信件！
她把四种数字扔到我眼前，随我选哪个款额，我当然选最便宜的付了。这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我如实讲起，我想日本人都会认为我言过其实。不是说笑话，百分之百属实，刚刚诞生的一丝不挂的事实。
这话还没到此为止。回到家，我自己重新算了一下那笔邮费。结果，她的四种数字全是错的，实际上比最便宜的款额还要便宜。这还不算，即便同一张明信片也是一个窗口负责人一个价。纵然同一张明信片递给同一人，也此一时彼一时，从二十日元到六十日元。得得！
依我观察，意大利邮局员工的积极性（我是假如有这玩意儿的话）相当之低。几乎所有的员工都显得无比厌烦，几乎所有的精力都耗在吃零食以及和同事闲聊上。那个做出仿佛牙痛月经痛胃炎同时袭来时的严峻表情的女孩（我说“您好”/“……”/我说“请给我六百里拉的邮票三张、一千二百里拉的邮票一张”/“……”），同到了吃点心时间大叫“我要炸薯条比萨饼”时相比，简直高兴得可爱得判若两人。无可救药！
不过，若为意大利邮局的名誉补充一点，那就是并非邮局所有员工统统如此。一个邮局里一两个认真而麻利地工作的人也还是存在的。若一个也没有，那么意大利就是再不在乎，作为国家也还是无法存续的。那样的人坐在窗口里，几乎令人绝望的长队也眼看着迅速消失。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人的数量少而又少，而且未必受到同事的尊敬。很多时候看上去似乎遭人白眼：那家伙既然愿意干，就让他干去好了！
另外，一到夏季连休临近的时候，意大利的邮局系统就陷入严重的麻痹状态，及至圣诞节前夕、复活节前夕和暑假临近时，更是变本加厉，脑袋里想的全是放假去哪里、做什么。自不待言，连休期间整个系统功能全部停止，一切彻底死去（例如我们从8月5日至25日之间一次邮件也没收到）。连休结束后一段时间也不行，名为“连休后遗症”的淡粉色云絮整个儿笼罩在工作场所的上空。即使商店和政府部门，人们也只管津津乐道各自度过的休假，相互炫耀晒黑的肤色，或者在工作场所悠然自得地看报纸来消除休假的劳顿。总之，意大利的邮局大体像那么回事运转的时间，一年之中十分有限。
算了，这种事写得再多怕也没什么人相信。
<h2>意大利的小偷</h2>
谈意大利时必不可少的三大话题：邮政不便、火车晚点，此外就是小偷泛滥。关于意大利的小偷人们已说了许多，或许有人觉得何必还说，但不管你怎么觉得，这点要说的也还有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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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出版的意大利导游手册中的“SECURITY”（安全）一项这样写道：
“意大利人是优秀的主人。他们好客，富于社交性，开朗热情。大多数意大利人确乎如此，但也不是没有行为不端的人。十分不幸，这一小部分人给游客留下了意大利小偷泛滥成灾的印象。抢包和扒车毛贼确实听说过，不过那种事如今在世界哪里都半斤八两。我没有意大利满街是小偷的印象，也不曾在意大利被人偷过，但不管怎么说，小心再好不过。当心手提包，别炫耀似的把钱夹塞进屁股袋里，贵重物品存在宾馆保险柜中，旅行支票带在身上，别把贵重物品裸露着放在小汽车内。也就是说，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只要注意这类简单事项，你就不至于在难得的旅行当中遭遇不愉快的事情。”
那么，这段文章说得可对？
不对！
我可以负责任地断言：不对。在地方城市和小镇，或许某种程度上被此人说中。例如去锡耶纳、摩德纳、帕尔马和的里雅斯特那样的城镇，只要按照此人说的让常识发挥作用，一般不会遇到不快，事实上我本身也不曾在那些地方有过不快。
可是罗马不同。罗马即使在意大利也是相当特殊的城市。在这里，无论怎么注意、无论怎么让常识发挥作用，超越此限的灾难都要找到你头上。
我以罗马为中心差不多住了三年，在这里的确目睹了五花八门的作案行为，自己也曾受害。那可不是“只要让常识发挥作用”即可避免的那种温吞水似的东西。倘若有人久居罗马而一次也没成为作案（当然多数是偷盗，暴力犯罪极少，和美国不一样）的受害者，或者有惊无险的情况都不曾碰上，那么，他不是异常幸运就是近乎神经质地严加防范的结果，我想。
举例说，我的一个熟人一天在名叫里埃恩兹奥的主要大街停车进商店买东西，五六分钟买完出来，但见车窗玻璃坏了，车内音箱被窃。他（倒是意大利人）完全是有常识的人，下车时总是习惯性地把音响装置从车里拿出带在身上以防被盗。当时虽说是买东西，也不过五六分钟，且车是停在行人往来不绝的热闹的通衢大道，何况是收费停车位，又有人照看，所以估计问题不大，放松了警惕，结果恰恰被盗。周围人应该眼见罪犯在光天化日之下用锤子或其他什么砸烂玻璃，开门卸下音响拿走，然而谁也不出声，不多管闲事。不错，意大利人或许热情、开朗、亲切，但倾向于不管与己无关之事这点也是不容否认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十分讲究现实的人。他们当然认为（想必认为）犯罪不好，但认为有人被盗即意味那个人是傻瓜蛋，是马虎的人不好。所以基本上没有为素不相识的人（当然家人除外）特意做什么的想法。
老婆挎包被抢时也是那样。那时我们在纳沃纳广场（Piazza Navona）漫步。平时我们尽量不去那种游客多的地方，但那次是回东京的前一天，心想这纳沃纳广场还是应该转一转。我一个人在稍离开些的地方看商店橱窗——倒是不该看的——一点也没觉察到她被抢。一个开摩托车的年轻男子从后面赶来，一把抓住她的挎包带。她本能地握紧不放，大约持续了三十秒。尽管周围有几十人之多，但都往别处看，佯装未见，不愿意介入，作出浑然不觉的样子。互相抢夺了一会，最后挎包带断了，男子拿包离去（此后不久，一个可怜的日本女性因挎包带没断而被拖在路上拖死了。事件发生在罗马的托拉斯特拉）。众人这才如梦初醒地来到她身边，七嘴八舌安慰道“真不得了啊”、“啊请在这儿坐一下”、“我给警察打电话去”、“那不是意大利人，是南斯拉夫人”。这种时候的意大利人又可谓亲切之至——嘴皮子上的亲切，倒也容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