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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炳就是为祭旗而生的。他的死诠释了“牺牲”的本义。“牺牲”的本义是名词性的,指供祭祀用的纯色全体牲畜或者供盟誓、宴享用的牲畜 。黄文炳是不是纯色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这就是他干的活。
没有他来祭旗,好汉们就上不了梁山,这就是个坎。黄文炳就是越过这个坎的垫脚石。这就是坏人的作用。
其实,世界上本没有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因为人无完人 ,金无足赤,任何一个人都有他可取之处,也有他的不足之处。你总不能说他有一点好的地方就是好人,也不能因为他有一点坏处就说他是坏人。而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关系,你不能因为他有自己的利益关系,为自己谋私利,就认为他是坏人。好人与坏人,社会层面也有个大致的标准,但大多只是立场不同的,评价的结果也就不同。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某一时刻做了一件大坏事,譬如杀人,或者某一段时间小坏事做得比较多,譬如经常小偷小摸,就会被别人认定为坏人,好人也是一样的道理。但好人与坏人并没有固定的界限。譬如:坏人一念善心会做好事,好人一念贪嗔也会铸成大错,这在现实生活中很常见。当然,也有一些人做坏事已经成习惯,一辈子都改不了,这就是通常所说的十恶不赦、恶贯满盈。
但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不是时时刻刻都在做坏事,譬如惯偷,他也有不偷的时候和不偷的对象。以过去的某种行为来简单的判定某个人就一定是坏人或者好人,其实并不靠谱。通常情况下,人的认知决定了其行为模式,但也会呈现出与认知不一致的地方,这种不一致只是认知比行为滞后一些,最终都会趋向于与认知的一致。那是不是用某人现在的认知来判断其好坏就靠谱了呢?实际上这也是不靠谱的,因为人的认知在与周围环境交互的过程中,本身也会一直不停地改变,最典型的例子是,小时候我们都会憧憬做科学家、诗人这些高尚的职业,长大了往往只想做当官、发财这类低俗的事情。认识到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好人与坏人有什么用呢?一是可以提醒自己期待坏人变好;二是提醒自己原谅做坏事的好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里的坏人与好人也可以指向自己,鼓励自己向善向美。一般人所认知的好坏都是建立在自己或者所属团体利益的立场之上,有利于自己或者所属团体的人或者事称之为“好”,不利的称之为“坏”,这些都是基于立场的观点,当两个人立场不一致时,就会对同一个人或物出现重大偏差。这更说明绝对的好人或者坏人不存在,好人与坏人大多是相对的。
比如,同样是评判黄文炳,蔡九集团人认为他是忠臣良将,梁山集团认为他是坏蛋一枚。同样是评判宋江,蔡九集团人认为他是杀害妻子的叛国者,梁山集团认为他是弃暗投明的及时雨。
这就是立场问题。
不管黄文炳是不是坏人,他还是为他的行为付出了代价。付出代价之后,大伙高高兴兴地将所抢得的黄文炳的家财分装车上,分批上了梁山泊。这又是这两个人的区别:文炳先生是疏财不仗义,宋江哥哥是仗义不疏财。两个人似乎各有短长,我们大多是取其“仗义”这一点作为标准的。这就是好人的其中一个来源。
有人投奔、又送银子,自然是好事,于是,守梁山大寨的几个头领吴用、公孙胜、林冲、秦明、萧让、金大坚等人,也很高兴。他们正愁没人守城池,正愁没钱买粮草,换了谁都会高兴的。于是打开寨门,高高兴兴地一起下山,恭恭敬敬将一众好汉迎上梁山大寨来,免不得一番好酒好肉招待。
关于“梁山”,我这里得啰嗦几句。梁山本来叫“良山”,因春秋时期附近有良邑而得名。西汉时,汉文帝次子梁王刘武曾猎于此山,死后葬于此山北麓,遂更名为“梁山”。梁山位于山东省西南部,处于山东省的泰安、济宁、菏泽和河南省的濮阳四地市交界处,梁山则是梁山县境内最高的地方,位于县城东南,由虎头峰、雪山峰、郝山峰、小黄山等七支脉组成,是梁山县境内最高处,主峰虎头峰海拔190余米。单纯看海拔,梁山只是小山,但这里是在华北平原上,这已经算是险要地形了。
实际上,梁山泊这片大湖泽的前身就是历史上名气很大的大野泽,也叫巨野泽。古代四渎之一的济水,本是黄河的一条支流,大野泽就是济水受阻潴留而成的大泽,范围很大,大致位置在如今的梁山、东平、郓城、巨野、汶上、嘉祥、济宁一带。济水和汶河交汇注入大野泽,之后从东北方向流出,最终注入大海。秦末天下大乱之时,彭越就曾在巨野泽聚众为寇,《史记·彭越列传》中记载:“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说的就是现在的梁山泊。
济水作为黄河的支津,本就携带大量泥沙,而且汉武帝时黄河决口改道,大野泽也被泥沙淤积,面积不断萎缩。东汉明帝时,王景治河使得黄河河道稳定下来,而随着济水的逐渐淤塞,巨野泽不断萎缩,到晚唐时巨野泽差不多已经消亡,只有北面还有少许遗留。五代十国时,黄河下游河道淤塞,而乱世之时也无人关注黄河的治理问题,黄河又开始频繁决口,灾害不断。洪水在原来巨野泽之北梁山一带滞留,形成梁山泊。
北宋时黄河频繁决口,使得洪水肆虐,梁山泊在洪水的冲击下变得越来越大,终成烟波浩淼的八百里水泊,梁山则变成梁山泊中的一个岛。这个岛四面环水,和外界之间只有通过船只往来。梁山本来地形险要,又有梁山泊作为屏障,就变得更加易守难攻。围不死、攻不下,这就是赵宋朝廷同意招安的主要原因。
说完梁山,我们再说梁山众头领一起将一众好汉迎上聚义厅。晁盖便请宋江为山寨之主,坐第一把交椅。宋江这时哪敢托大,便道:“哥哥差矣。感蒙众位不避刀斧,救拔宋江性命。哥哥原是山寨之主,如何却让不才?若要坚执,如此相让,宋江情愿就死。”
“情愿就死”是假的,但不敢现在就抢这第一把交椅却是真的。
晁盖道:“贤弟,如何这般说?当初若不是贤弟担那血海般干系救得我等七人性命上山,如何有今日之众?您正该做山寨之主;您不坐,谁坐?”
宋江回道:“仁兄,论年齿,兄长也大十岁。宋江若坐了,岂不自羞?”再三推晁盖坐了第一位。宋江坐了第二位。吴学究坐了第三位。公孙胜坐了第四位。其余梁山泊一行林冲、刘唐、阮小二等旧头领去左边主位上坐,花荣、秦明、戴宗等新到头领去右边客位上坐了。共四十位头领,约定待日后根据出力多寡,另排座次。
然后便大吹大擂,大开庆喜筵席。开席后,未等晁盖大头领开讲,宋江便喧宾夺主,叽叽歪歪地讲了一大堆废话,又惹我不高兴了,便跳将起来说道:“我们现在有这许多军马,便造反,怕怎地!晁盖哥哥便做大宋皇帝(这是我的主要目的),宋江哥哥便做小宋皇帝,吴先生做个丞相,公孙道士便做个国师,我们都做将军,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在那里快活,却不好!不强似这个鸟水泊里!”
我毕竟是戴院长的曾经照拂过的属下,他看我又乱嚷嚷,怕我说错话,惹出祸来,连忙喊我住口。众好汉也都只是笑着喝酒,不多说话。毕竟两股人马会师不久,还不是很熟,大家跑江湖久了,知道沉默是金,金是最好的东西,所以,最好的语言是沉默。这不是经验之谈,这是推理出来的。
人增多了,房舍用量增大,晁盖又教山前山后各拨定房屋居住。山寨里在起造房舍,修理城垣。梁山上下一番百废待兴的景象。
然后杀牛宰马,饮酒庆贺,山寨里好不热闹。这日子比我当什么牢头好多了。再往前说,在原来的那个世界,我最看不起的人,不是没本事的人,而是“躺平”的人。年龄不大,就想着退休,或者休而不退。现在到了梁山,我自己就成了“他”,也只想着“躺平”了。于是,想起《富翁与渔夫》的故事:有个富翁到海边度假,见到一个渔夫躺在沙滩上晒太阳。富翁问渔夫:“这么好的天气为什么不去打鱼?”渔夫回答说:“今天的鱼已经打够了,现在是休息的时间。”富翁不解地说:“天气这么好,你应该去打更多的鱼,以便可以买更好的船,赚更多的钱啊!”渔夫问:“那又能怎么样呢?”富翁说:“那你以后就可以雇人出海,不用自己出海,只用舒服地躺着晒太阳就好啦!”渔夫说:“可是,我现在不正是躺着舒舒服服地晒着太阳吗?”
故事里的无论渔夫还是富翁,过自己的日子嘛,谁愿意怎么过就怎么过,无所谓孰对孰错,不过见仁见智罢了。从表象看,渔夫和富翁确实同样的在享受阳光、沙滩、海风,似乎没有什么区别!但你深入细想,难道真的是一样吗?其实,同样“在沙滩上晒太阳”,但每个人都能够想象得到,渔夫与富翁晒太阳背后的生活质量以及心态并不是一样。因为生活并不是简单的晒太阳!首先,从生命体验的角度来看,毫无疑问,富翁的人生更加丰富多彩,他晒太阳是在体验平凡,而渔夫本就平凡!富翁奋斗的人生所能遇到的风景,是渔夫很难见到的。一个人在奋斗的路上,虽然辛苦,但亦有收获,这未尝不是一种幸运。只有阅尽繁华的人,才能有底气说我要回归平凡,否则只能是笑话!其次,晒太阳的心境是不一样的:富翁是在海岛旅游度假,而渔夫只是完成当天打渔工作之后的短暂休息。奋斗后的富翁散步在沙滩上,泡在海水里,享受着碧海蓝天,惬意无比,积累的大量财富,使他无有后顾之忧,他可以随时随地踏踏实实无忧无虑地享受生活;而渔夫晒太阳时,说不定心底还想着孩子的学杂费、家里的水电费、房子的按揭贷款和父母的养老费、医疗费等等。许许多多令我们普通老百姓都有的诸多困难,渔夫都会有。他如何能够像富翁一样无忧无虑地享受阳光、沙滩、海风?没有任何对抗风险能力的生活,又怎么敢轻易说你已在享受人生?
但是,谁都愿意过自己愿意的生活,旁人又何必干涉?毕竟,幸福真的没有统一的标准!只不过无论你想怎样,就要承担起相应的后果就行。但每个人都愿意过一种不一样的生活,或者说,每个人都不得不过不一样的生活。没有孰是孰非,孰高孰低!
我想,我在梁山的心态算不算淡泊宁静呢?不管算不算,“躺平”还有肉吃,有酒喝,这不就是李铁牛小时候想要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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