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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特劳德。
1917年4月6日，星期五，美国在这一天向德国宣战。
沃尔特早就料到了，但仍然感觉挨了重重一击。美国富有，强大，又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无法想象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敌人。唯一的希望就是俄国立刻崩溃，让德国有机会赶在美国组建起武装之前赢得西部战线的胜利。
三天后，三十二位流亡的俄国革命者在苏黎世的扎林格霍夫酒店会合——有男有女，还有一个孩子，这个四岁的男孩名叫罗伯特。他们从酒店出发，一路步行，抵达了火车站的巴洛克式拱门，然后一起乘坐火车回国了。
沃尔特一直担心他们不会回去。孟什维克的领袖马尔托夫拒绝在没有收到彼得格勒临时政府的许可前离开——一个革命者的态度竟然如此恭顺，显得有些奇怪。许可一直没有签发，但列宁跟其他布尔什维克无论如何都要走。沃尔特生怕路上遇到什么阻碍，亲自陪同他们去了河畔的车站，跟他们一道坐上火车。
这是德国的一件秘密武器，沃尔特暗想，三十二名想要搞垮俄国政府的反抗者、边缘人，上帝来帮助我们了。
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那位被称作列宁的人，现年四十六岁。个子很矮，人很结实，他衣着整洁，却有失优雅，因为过于忙碌，没时间打扮自己。他曾有过一头红发，但很早就开始谢顶，现在头顶亮闪闪的，周围是一圈发育不良的毛发，下巴上留着一撮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姜黄色中夹杂着灰白。初次见面时，沃尔特觉得这人没什么特别，既没有出众的相貌，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魅力。
沃尔特扮作一个外交部的低级职员，受命为这些布尔什维克穿过德国返乡做具体的安排。列宁评估似的盯着他，显然在猜测他实际上是某个情报人员。
他们前往边境地带的沙夫豪森，在那儿换乘德国的火车。这些人一直住在瑞士的德语区，因此都能说几句德语。列宁本人的德语还不错。沃尔特看出他是位了不起的语言学家。他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英语也说得过去，还能用古希腊语读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对列宁来说，捧着一本外语词典坐上一两个小时是最理想的休息。
在戈特马丁根，他们又换了一列火车，上面装了一节专门为他们准备的密封车厢，好像他们是传染病携带者。四个门中三个都是锁死的。第四个门旁边是沃尔特的包厢。这不过是为了安慰过分焦虑的德国当局，实际上毫无必要——俄国人根本没想逃跑，他们一心想着回家。
列宁和他的妻子娜佳有一个单独的包厢，其他的都是四人挤一间。所谓的平均主义看来也不过如此，沃尔特觉得有些讽刺。
当火车从南向北穿越德国，沃尔特渐渐感觉到列宁平淡外表下的人格力量。列宁对吃的、喝的、住的，甚至钱财全无兴趣。所有时间都消耗在政治上。他总在争论各种政治问题，写政治文章，一边思考一边做政治笔记。争论中，沃尔特发现列宁总是比他的战友们更见多识广，也比他们更加深思熟虑，除非讨论的问题跟俄国或政治无关，这种时候他就插不上嘴了。
他是一个很煞风景的人。第一天晚上，戴眼镜的年轻人卡尔・拉狄克在隔壁的包厢里讲笑话：“有个人因为说了‘尼古拉是白痴’这句话而被逮捕。他跟警察说，‘我说的是另一个尼古拉，不是指我们敬爱的沙皇。’警察说，‘你撒谎！如果你说白痴，你显然指的是沙皇！’”拉狄克的同伴们大声笑了起来。列宁从他的包厢里出来，板着脸厉声命令他们安静。
列宁不喜欢吸烟。三十年前，在他母亲的坚持下他自己把烟戒掉了。为了对他表示尊重，其他人在车厢尽头的厕所里吸烟。三十二个人只有这么一个厕所，因此总是有人排队、争吵。列宁动用他超群的智力解决这一难题。他裁了一些纸片，给每人发了两种券，一种用于正常使用厕所，另一种面值较小的用于吸烟。这个办法减少了排队现象，结束了争吵。沃尔特觉得很有趣。这种券很有效，人人都满意了。但没有经过讨论，也没有尝试集体决策。在这些人之中，列宁是一个仁慈的独裁者。如果他真的大权独揽，会用同样的方式管理大俄帝国吗？
不过，他有可能赢得权力吗？如果不能，沃尔特就白白浪费了时间。
他发现只有一种办法能加大列宁胜利的砝码，于是拿定主意放手一搏。
他在柏林下了火车，说自己还会回来陪俄国人最后一程。“别耽搁太久，”其中一个说，“我们一小时后就离开了。”
“我很快就回来。”沃尔特说。这列火车什么时候开车由沃尔特说了算，但俄国人不知道内情。
车厢停靠在波茨坦站的旁轨上，他只花几分钟就能从这儿走到柏林老城中心威廉大街76号的外交部。他父亲宽敞的房间里摆着一张沉重的红木书桌，墙上挂着皇帝的画像，还有一只玻璃橱柜，里面摆满他收藏的陶瓷，包括他最近一次去伦敦时买下的那只十八世纪的米色水果钵。正如沃尔特所愿，奥托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前。
“列宁的信仰是毫无疑问的。”他喝着咖啡，向父亲说道，“他们已经在不改变俄国社会的情况下摆脱了压迫的象征——沙皇。但工人并未掌握权力，中产阶级仍然控制着一切。最重要的是，出于某种原因，列宁本人十分讨厌克伦斯基。”
“可他能够推翻临时政府吗？”
沃尔特无奈地摊开双手：“他非常聪明，意志坚定，是天生的领袖，除了工作以外，不做任何其他事情。但目前有十多个政党在争夺权力，布尔什维克只是其中小小的一支，无法预测到底哪个党派会拔得头筹。”
“所以，这一切努力有可能付之东流。”
“除非我们做点儿实事帮助布尔什维克获胜。”
“比如？”
沃尔特深吸了一口气：“给他们钱。”
“什么？”奥托被激怒了，“让德国政府把钱给社会主义革命者？”
“我建议先给十万卢布，”沃尔特沉着地说，“最好是十卢布的金币，如果你能搞到的话。”
“皇帝绝不会同意的。”
“一定要告诉他吗？齐默尔曼本人就有权批准这件事。”
“他绝不会做这样的事。”
“你确定吗？”
奥托盯着沃尔特，沉默了半晌，思考着。
然后他说：“我去问问他。”
经历了三天的旅程后，俄国人离开了德国。到萨斯尼茨后，他们买了维多利亚女王渡轮的船票，乘船横跨波罗的海前往瑞典南部。沃尔特与他们同行。这段航程颇为艰难，大家都晕船了，只有列宁、拉狄克和季诺维也夫在甲板上愤怒地争论着政治问题，似乎根本没留意到海上的汹涌浪涛。
他们乘坐通宵列车到达斯德哥尔摩，当地的社会主义者伯格马斯泰尔为他们准备了欢迎早餐，沃尔特住进了大酒店，满心希望有一封茉黛的来信在等着他。但他什么也没收到。
他很失望，恨不得一头栽进冰冷的海湾。这是他三年来唯一一次跟自己妻子沟通的机会，却不知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她收到他的信了吗？
脑子里的胡思乱想折磨着他。她还在乎他吗？是不是已经把他忘了？也许她的生活里已经有了别的男人？他陷入了彻底的黑暗之中。
列宁被穿着入时的瑞典社会主义者拉狄克领着，不太情愿地去了PUB百货公司的男装部。他脚上那双有平头钉的登山靴在俄国都过时了。列宁买了一件天鹅绒衣领的外套和一顶新帽子。拉狄克说，现在他至少穿得像一位带领自己民众的领袖了。
那天晚上，当夜幕降临后，俄国人登上了另一列火车前往芬兰。沃尔特打算就此跟这群人分手，但他还是送他们到了车站。开车前，他跟列宁单独见了一面。
他们坐在一节列车包厢里，昏暗的灯光照得列宁的秃顶幽幽发亮。沃尔特很紧张。他必须把握分寸，拿捏得当。绝不能乞求或请求，这一点他十分清楚。这种人也不能威胁恫吓，只有用冷酷无情的逻辑推理加以说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