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能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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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的是,哈罗德,我甚至不是个受过训练的会计。我从古典文学专业毕业,接触账簿最多的时候是我的第一份工作——给一个政客做研究员。他喜欢让我伪造支票簿存根,这样他的妻子就不会生疑。他也让我伪造其他的东西,但我划清底线,拒绝配合。
在班森姆海滩做出重新开始的决定后,我在金斯布里奇郊外找到一间家庭旅馆,住进了最便宜的房间。这个地方散发出肉汤和衣物柔顺剂的恶臭。那股味道无处不在。在木片墙壁里,涤纶床单里,粉色的床头灯和纸灯罩上。有时我走出半条街还能闻到它。它似乎钻进了我的皮肤,我的头发,留在里面了。我必须找个新地方。
我在地方报纸上看到啤酒厂的招工广告,于是过去面试。这份工不值得我去做,但我当时走投无路。这个工作可以将就一下。我给金斯布里奇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就动身上路。我以为我的生活到了夏末会变得迥然不同。
“我是来给你当新会计的。”
“你?”一个穿着三件套亮面西服的刺儿头(就是纳比尔)说。他没进办公室的门就停下了,盯着接待室另一头的我。“但你是个女的。”
我端详自己,隆起的胸部,整洁的双手,就好像我以前从没注意过这些地方。“我的天哪,”我说,“我真的是女人。”
我说这话本来是为了搞笑。我想笑。但纳比尔显然不想。他看起来很震惊,接着怒不可遏。矮个男人不能穿高跟鞋真是个遗憾,本来这世界能省去很多麻烦的。“滚你妈的蛋。”他说。为了躲开我,匆忙中他几乎撞上一棵金银丝箔的圣诞树。
“至少你得面试我一下,”我大声喊道,“因为男女平等啊什么的。”
这句话似乎终于好笑了。纳比尔转过身来龇牙咧嘴。然后他大笑起来,音调很高。呀,哈,哈。我能看到他后牙上的金点。气氛并不欢乐。
“但你不是我想要的人。”他厉声喊道。
我已经想起身离开。啤酒厂的气味太令人作呕,我不得不一直强作笑颜。但那个男人盯着我看的方式,还有他笑的样子,就好像我不够优秀,就好像我永远都不够好,这激起了我倔强的一面。“好吧,”我说,“我会等到你改变心意为止。”现在该轮到我挤出个笑容了。只不过,我的笑容刺人。
我等了一整个上午。每次纳比尔打开办公室的门,我都在那里。“有人来面试吗?”他对着秘书喊。
“轩尼斯小姐。”她会说。门就会猛力关上。
到了午餐时间,纳比尔从走廊潜逃,他几乎是贴着抛光镶板墙面在走。他的秘书问我还好吗,要不要喝水,但我说不要。“或许这份工作不适合你。”她温柔地说。我们先是听到他在大楼另一端对着某人叫嚷,然后他又出现了,焦虑地四下张望,看我的椅子空了没有。我站起来挥手。“我在这里,纳比尔先生。”我很虚弱,因为没吃东西。
“你喜欢性和旅行吗,轩尼斯小姐?”
终于,有面试了,尽管不太常规。我脸红了,但我不会任他欺侮。“我喜欢,没错。”
“那就滚开。”门猛地关上。
我问秘书,她的老板是喜欢女人的吗,她说他喜欢,但基本只喜欢她们待在他的汽车后座上。他也喜欢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女王并列,不过不是在他的汽车后座上。那两个女人是镶在银框里的。我好像说了句“好吧,无所谓了”之类的话,但她似乎听不出讽刺意味。
快五点了,还是没有其他人露面。纳比尔的秘书穿上外套,关上了灯。“还会有其他工作的,”她说,“等金斯布里奇的旅游旺季开始时,会有女服务员之类的事情做。”我对她解释说,我需要一份文员工作,一个不要求搬重物的活儿,而且我几乎身无分文。我没有时间等。“好吧,祝你好运。”她说。我又在沉默中干坐了半个小时。啤酒厂很静,老旧的建筑都是这种静,就好像这寂静是由吱嘎声和滴答声构成的,这些声音不再与人有关,只与人留下的东西有关。
我敲了敲纳比尔的门,等着。他已经为了躲开我而跳窗逃跑了吗?我等了一整天,却要在最后一刻被他耍吗?那真是过分了。我转开门把手,走进阴郁的浓烟里。我首先注意到一套穆拉诺玻璃小丑在他的桌上依稀闪烁,大概总共有二十个,有蓝有橙有黄,像一支融在烟雾里的乐师队伍。它们的后面坐着纳比尔。他坐在一把红木皮质办公椅里,心急火燎地转来转去。
“不许碰玻璃小丑。”他咆哮道。(就好像我想碰一样。)很抱歉要让你回忆起那些东西,哈罗德。
我说:“看来你非得雇用我不可了,纳比尔先生。”
“我告诉过你。这不是女人干的活儿。”他用正抽着的烟点上另一支烟,然后把抽完的烟头摁灭在烟灰缸里。
“我不想要女人干的活儿。我想要男人的活儿。我可以帮你在六个月内省下五百英镑。”这个时点我还不知道要怎么做到。“我在这里坐了一整天。如果我铁了心要做一件事,就不会动摇。你能有什么损失呢?”
我就是那样得到会计工作的。我从金斯布里奇的旧货商店买了一套便宜的棕色羊毛套装,腰部有一点宽松。还买了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双不那么花哨的棕色系带鞋——矮跟、圆头。我每天都待在图书馆里,攻读关于记账和财务的东西,有时我想起丢在身后的那个人,科比的那个男人,我本可以大哭出来,但我已经哭得太多,没有空间留给眼泪了。
我在新年期间回到啤酒厂,一半期待着被拒绝,一半期待着当晚坐上另一班大巴。但纳比尔的秘书说:“啊,轩尼斯小姐。你的办公室在一楼,右边数第三个门。”我差点穿着我那双朴素的棕色皮鞋跌倒。
流言显然已经传遍啤酒厂,一个女人要开始做账了。几个销售代表在我的办公室外面流连,想看上一眼。女人。数学。棕色套装。他们假定了一件事。那可是二十四年前,要记得。在那些维多利亚年代的啤酒厂高墙后,几十年来什么都没改变过。
“你是我们这里第一个女同性恋呢。”纳比尔的秘书欢快地说。
“但我不是,”我说,“我喜欢男人。我的意思是,我真的喜欢男人。”
“这是个自由国家!”她唱起来,还是像唱高音一样。她笑了,但没跟我握手。
今晚是菲洛米娜修女送药,值班护士给我换了敷药,又给我贴上一块新的止痛贴。她们发现我仍拿着铅笔和笔记本端坐着,似乎很惊讶。“你还好吧?”菲洛米娜修女说,“你好像很忙啊。”
“很好。”我咕哝了一声。甚至微笑了。
“我们俩都很好。”玛丽·安贡努修女说。她把打好的纸页排好顺序。“今天是很棒的一天。”
“那就好。”菲洛米娜修女说。
“那就好。”值班护士说。
我们都笑起来,就好像笑是唯一的话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