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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从来都是它本来的样子，而不会依照某个人的意愿而改变。
——赫苏·尤尼斯，2003年于伦敦被自己的父亲谋杀
她以出人意料的方式演绎了自己的生命。
——艾娃·阿诺德（著名摄影师）对玛丽莲·梦露的评价
本书将以三位深陷极端不公平境遇之中，却仍竭力创造自己生命价值的杰出女性的故事作为开始。尽管她们生前遭到了轻视与侮辱，各自的经历又迥乎不同，但当我们回溯她们的经历时，相似的沉重感会让我们透不过气来——一如生活曾加诸她们的苦难。而同时，她们的受难故事，也同样是她们反抗命运迫害的光荣历程。于我而言，她们并不是牺牲者，而是伟大的幸存者。尽管并未能等来属于自己的时代，但她们却教会了我们该如何在一个冰冷残酷的世界上，诠释生命的意义。她们同属于20世纪——那是一个繁荣与杀戮都在以空前的方式施展着自己力量的年代。在这本书里，死亡的阴影笼罩在那些充满活力与抗争精神的女性身上，并且至今仍未消散。
我将她们视作将言语与想象蚀刻在生命之外的艺术家。她们中的一位——德国犹太裔女画家夏洛特·萨洛蒙，在自己创造的王国里广为人知，但对于公众而言却十分陌生。1940年至1942年间，她以超乎想象的高效完成了千余幅水粉画作。这些作品以空前的手法，将音乐与绘画完美结合。但更重要的，是萨洛蒙将自己生命的全部力量，完全倾泻在这些作品里。而我在最开始记述的人物罗莎·卢森堡，同样也是位艺术家。她擅长绘画与创作诗歌，而她的政治演说和相关文本却更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由于她的工作，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在20世纪头十年里得到了极大的丰富。至于玛丽莲·梦露，这位饱受争议的女性，在我看来同样应当以一位完美演员的身份得到人们的瞩目和尊重。一颗如此璀璨的明星——她不仅仅承载了好莱坞的梦想，同时也代表了战后美国人对美好的诉求，但最终却以悲剧的方式香消玉殒。
这三位杰出的女性同时也是这世界丑陋真相的揭发者。她们的遭遇提醒我们，在这世界上，横行的强权、腐败与享有特权的卑鄙阶层从未消失。但为何她们的经历是如此的悲惨？答案或许仅仅是，她们是女人。她们有理由成为女权主义的开拓者，并不是因为她们将自己看作女权主义者，而是由于我坚信，她们的经历与经验，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她们都经受了常人难以想象的磨难，可这些痛苦却使她们更加坚定了自己生命的方向。她们将痛苦掩埋于内心深处，并努力寻找黑暗的藏身之所，为的是弄清究竟是什么在阻碍她们前进，同时为反击做好准备。她们吸引我的原因，是她们并没有犯大多数人都会犯的错误：去坚信自觉的受难意识终能换来报偿，从而对苦难“听之任之”。即便是在暴力之下，她们也尽可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于历史而言，她们从来都不是单纯的受害者，尽管她们的被害已成定局。
我以卢森堡女士的故事作为开始。这个犹太女人出生在波兰，正是在她的努力下，来自德国的社会主义者们成为20世纪初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她的身份多到令人惊讶：马克思主义实践者和传播者、教师、演说者；革命路线的设计者与雄辩家；抒情诗人和语言艺术家；翻译家和语言学家；画家和植物学家。而根据我最近的发现，她还是位狂热的“自行车骑士”（她的同伴通常是伊迪丝·卡维尔，一位护士兼社会学家。她们曾一道参加1902年在法国迪耶普举行的一次为期六天的骑行活动）。在1905年和稍后的1917年“十月革命”期间，由于自己所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做出的决议不断背离社会主义革命的初衷，她毅然决然地成为自己同僚们最坚定的批评者。于是以反对德皇以及反战等理由，她被人迫害，开始频繁遭受牢狱之灾，并最终于1919年，在自己所支持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失败后，死于政府追随者的一次谋杀。这些革命的镇压者所造成的影响是深远的。对于历史来说，这无疑是个关键时刻：那些因为他人错误决定而折戟沙场、蒙受屈辱的士兵只能在此向使他们成为被害者的罪魁祸首——出于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目的的罪恶战争投向匆匆一瞥，却无从讲出它的真实身份。而除了剥夺这些士兵的生命，这罪恶同样扼住了全世界工人的喉咙。“要么是社会主义，要么接受野蛮剥削”是卢森堡的名言，而在她死后，野蛮剥削者们进行了理所当然的庆祝。至于所谓的“自卫民团”的所作所为，则导致了更深远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卢森堡之死，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了道路。
当罗莎·卢森堡第一次站在公众面前，发表自己那将要感染众人的公开演说时，她缓慢但准确地衡量了自己的力量。“我并不是一个希望以鲁莽的手段，通过制造某种具有轰动性效果来达到目的的狂热分子，”在1898年写给自己情人列奥·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写道，“相反，我自己正在以冷静的状态，自信美好未来即将实现……我确信自己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成为我们同志之中最出色的演说者。”对于自己的这位情人，罗莎·卢森堡像所有热恋中的女人一样，毫无保留地分享着自己生活中的一切。当她总结自己的演说时，她发觉自己着力引导和改变的，其实还是那个本质上属于男人的世界。而这个瘦小、有一点跛足的波兰裔犹太女人，则是在用自己的全部力量不断向高处攀登。她与参与她演讲的每一位革命英雄和权威都是平等的——其中甚至包括列宁，尽管他是一位卓越的革命领袖，却也曾被卢森堡当面指责。简单地说，罗莎·卢森堡征服了他们的世界。
与此同时，卢森堡同样不曾怀疑，自己对于这个世界的意义是独一无二的。“你知道我为何如此坚定吗？”在几个月后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卢森堡表达了这样的观点，“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这番话或许可以用狂热、过激、缺乏情感来形容，但对于卢森堡而言，成为一名政治参与者的使命，必然是要使世界迎来新生，这显然需要无比的决绝。而接下来，她又在信里补充道：“可是该以怎样的方式、向怎样的人、在怎样的场合完成对他们的引导，我却仍不确定。”卢森堡的迟疑，来自那些看似与她同仇敌忾的同僚。她所呼吁的是一种新型的政治语言，那是一种我们至今仍在沿用却也时常被误解的观点：一种政治理念，并不应以翦除异己方式实现全面的控制。她的这一观点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事实上，本书的名字《黑暗时代的她们》（Womenin Dark Times）正是源自后者的代表作《黑暗时代的人们》（Menin Dark Times）。阿伦特同样也曾详细地阐释极权的可怖之处，同时指出终极的自由作为一种资格之于人们的意义。而在那本书[1]里，她写道：“没有逻辑，没有令人信服的理论，将会使强权的运转呈现尽可能多的可能。这是因为对于所谓的逻辑之链而言，它的开端往往只是以假设作为前提和形式。”这同样解释了为何极权主义总会无比憎恨“新人”，恐惧之所以被需要，是因为极权者“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
提高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获得更广泛的话语权，同样也是女权主义运动的目的。“找到自己的声音，并充分使用它”是当下女性权利者们眼中女权主义运动的第一信条。在最近的一次公共演讲中，女权主义专家玛丽·贝尔德也曾指出，对于那些在当下社会处于相对较高地位的女性而言，她们常常是以高昂的代价，才拥有了“仍不划算”的微弱的话语权。而在父权占据主导地位的场合，女权主义者的言论通常被冠以“聒噪”“歇斯底里”之类颇为轻蔑的形容词，通过这样的谴责来使她们减少自己的发言。通常意义上，人们对女权主义运动的反对，即便不是以恢复男性在这个世界上的主导地位为目的，也是在试图继续对女性的言论进行染指和干涉。一个直言不讳的女人总会被看作一种威胁，这并不是出于对她所说的内容或是所提出的要求的担忧，而仅仅是因为在公共场合“发声”这一行为本身，已经太过强烈地表露了自己的存在感。对于言语而言，它的作用在于可以使人的肉体存在得到升华和解放，可以诠释更多的意义——但当言语被女性利用时，这显然对既定的某种秩序或是约束构成了威胁，同时预示了某种“放肆”的可能。也正是基于此，罗莎·卢森堡的演说，时常会遭到反对者的无理指责。德国社会民主党领袖，同时也是位自诩的“女权主义者”奥古斯特·倍倍尔曾对她恶语相向，说她的言语是“卑鄙的女人喷出的毒物”；奥地利的马克思主义先驱维克多·阿德勒更是直接称她是“恶毒的婊子……总喜欢像猴子一样抖机灵”。而在一些其他的场合，他常常会宣称卢森堡所做的一切并不明智，“证明了她不过是个女人而已”。而在1905年的一次党内大会上，阿德勒半开玩笑地说：“是时候让她停下来了……不能让一个蠢女人坏了我们的好事。”罗莎·卢森堡所遭受的诽谤表明了，一个卓越而勇于发声的女人的存在，通常会被包括同僚在内的男人们看作一种威胁。而这种境遇本身也证明了，人性中，尤其是权力拥有者身上的卑鄙与下流，其实从未消失。
我猜想，女性会遭到如此广泛的憎恨的原因——我同时把它看作女人们的天赋，是她们通常都会具有在个人体验层面推动日常生活“由表及里”的能力。与男人相比，女人更加现实，也更加坚韧，这使得她们可以更从容、更柔和地处理生活中的波折。但如今愈加强调“性感”的审美倾向却显示了某种隐性而致命的控制意图：肉体的完美被再度强调，同时也伴随着对暴露的要求。我将此看作对女性的诱骗和干扰。如此理想化，同时又是如此的贬低化（这两个极端必然相伴而生）的审美要求，隐含了一种看似不再可能，却依然阴险、难以揣测的目的：我们的身体不应当提醒我们自身的缺陷，从而使我们找到自我控制或是了解的极限。而我们所承受的一切不安也就此被掩盖。至于身体上的负担，则被梦想与梦魇稀释。然而，基于历史的宏观角度来看，女性作为承担者的使命却不仅仅使她们自己受益。她们往往会成为全人类由黎明前的黑暗到达真正光明的引渡者。当男性疲于争斗时，女性的敏感却会使她们体验到更多至关重要的东西，而勇气，会使她们肩负起超乎想象的重要使命。就像罗莎·卢森堡所说：“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我的灵魂正在因此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旧规则惯例的束缚。”
当罗莎·卢森堡被政府的追随者们杀害时，夏洛特·萨洛蒙仅仅两岁，但她与世界和自己的冲突已经埋下了伏笔。人们大都会将卢森堡之死归因于1918年斯巴达克派起义的失败——卢森堡正是这一党派的成员。但我们同样不应忘记，她所遭受的牢狱之灾，多数是由于她的反战主张：第一次在1915年，由于煽动公众反对政府决议，她被囚禁一年。而在刑满之后，无休止的非法拘留、“预防性监禁”成为政府阻止她活动的手段，并一直持续到“一战”结束。事实上，对于斯巴达克派的起义，卢森堡持有的是谨慎支持的态度。她不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可是面对一个屡战屡败、背负屈辱的德国，倘若没有一股新鲜的、充满正义的力量注入其中，那些复辟的、盲目的爱国主义必然会乘虚而入，导致整个国家陷入更加疯狂的境地——譬如对一个名叫希特勒的人的坚定支持。“这是个愚蠢的骗局，”她在自己服刑期间撰写的反战小册子《尤尼乌斯》[2]中这样写道，“去相信我们可以像兔子那样，在暴风雨来临前躲起来，等到一切结束后还可以再继续以自己往常的步子走在老路上。”她预言，德国人不会从失败中学到任何有益的东西，而事实也确实如此。到了1930年，戈培尔有关“是犹太人让我们蒙受了‘一战’失利的屈辱”的宣讲，还是得到了当时民众的广泛支持，与卢森堡生活的时代相比，他们的信念并没有太多改变。
夏洛特·萨洛蒙的意义，可以被她的后继者们公正地评价。这位犹太女画家对复调式绘画[3]的预见和诠释，使她几乎凭一己之力将绘画艺术的发展引领到了一个全新的层面。她不朽的作品《人生？如戏？》(Life?or Theatre?)不仅是绘画史上的重要作品，同时也是对德裔犹太人在“二战”期间遭遇的苦难的一份忠实记录。她用一幅又一幅的水粉画，描绘了自己在这黑暗岁月里的境遇。而这部创作于她生命最后几年里的作品，直到她死后多年才得以结集问世。她是在臭名昭著的奥斯维辛被杀害的，但或许，将她的作品全然归入大屠杀纪念中展出或许是个严重的错误。事实上，夏洛特卓越创造力的意义，要远胜于她作为一名“大屠杀死难者”的价值。《人生？如戏？》的配色是极艳丽的，这使得画面通常看起来很刺眼。而这种不同寻常的风格，似乎暗示了她所处的境遇——一面是压抑与禁锢，而于自己，夏洛特·萨洛蒙的才华却不容许半点儿压抑。这组矛盾的结果，最终通过这些非凡画作得以呈现。它们贯穿了绘画者在两次大战中的经历，将其间的疯狂与痛苦小心收纳，并以鲜艳的界限，诠释此时与彼时生命的痛楚和希望。
夏洛特的创作是“不顾一切”的（尤其是对纳粹所强调的“进步文艺规范”），这是来自评论者的观点。尽管她的追随者们几乎奉她如神明，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样的地位绝不夸张。《人生？如戏？》在表现形式上具有混合性的内在处理，在第一页便以三色字体的“歌剧”[4]命名，还出现了一组代替“演员表”的文字。而接下来的每一页，除了色彩明艳的图画，图画上同时还出现了文字与乐谱，使欣赏者可以在欣赏画面的同时，“聆听”不自觉流入头脑中的旋律，从而使作品以一种“纸上歌剧”的形式被欣赏。她是在法国南部的里维埃拉完成这些作品的，尽管欧洲大陆此时正危机四伏，但那里当时还是在意大利人的“友好保护”之下。可仅仅在完成作品后不久，夏洛特便遭遇了被驱逐的命运。
根据一份可信的报道，夏洛特在作画时会面朝大海，嘴里哼着歌——这大概也是她的作品富于韵律感的一个原因。欣赏她的作品是一种多层面的体验。随着黑暗渐渐渗入她的生活，她在画布上的表达也随之发生改变。由于她富于表现力的手法，欣赏者不难像置身诗歌朗诵会或是音乐会上那样，体察作者心境的变化。这种将声音与画面结合的表现方式同时还具有独一无二的“紧迫感”——画布上的角色仿佛可以主动发声，央告人们来查看这里发生了些什么。对于欣赏者而言，他并非从《人生？如戏？》中听到或看到了一些什么，而是直接进入了夏洛特所表现的那个世界。存放这部作品的阿姆斯特丹犹太人历史博物馆通过现代技术，将夏洛特的杰作搬到了互联网上。人们通过访问这个网站，便可收获有关《人生？如戏？》的全方位视听体验。
夏洛特将绘画与音符融合的尝试，使她逃离了恐怖的深渊——这深渊既是来自他人的暴行，同时也来自自我。她的天赋使她可以驱散笼罩在自己生活之上的黑暗，同时揭露自我与世界之间的“共谋”。《人生？如戏？》始于1913年她的姨妈自杀的那个晚上，那同时也是“一战”前夕看似安宁的一天。但死亡往往孕育着全新的生命——在自己的姐姐离世之后，夏洛特的母亲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来到“一战”前线，成了一名战地护士。而正是在那里，她遇见了萨洛蒙医生。两人迅速相爱，结婚，生下了夏洛特，而“夏洛特”这个名字，正是来自她不曾见面的姨妈。可这个美丽的名字，却暗示了一个不祥的结局，而这个结局在夏洛特降生时似乎已经被人们察觉：“小夏洛特生下来，似乎就带着对生活的不满。”而夏洛特父母的婚礼在后来的研究者们看来似乎也并不寻常：“那里似乎没有什么迹象显示，一场世界大战正在进行，尽管事实如此。”夏洛特的出生伴随着秘密与谎言。而从一开始，她便试图引导自己的观众去关注那不寻常的东西：一个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它的国民是怎样经营自己的日常生活的，那是一种狂喜与愤怒、冷酷与压迫共存的状态。与此同时，犹太人也背上了奇怪的罪名——由于他们的相对较高的自杀率，其他人开始将“堕落”的帽子扣在他们头上——自杀是亵渎神明的表现。出于这样的原因，夏洛特姨妈的自杀，只好被家人掩盖起来。但事实上，萨洛蒙家族总共有七人死于自杀，包括夏洛特的母亲——她于夏洛特八岁时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而夏洛特则被告知自己的母亲“死于流感”。根据记录，在这一时期，“没有人告诉过夏洛特自己家族这些死亡事件的真相”。
尽管尚无从知晓自己的“宿命”，但夏洛特还是为自由做出了极大的努力。在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便想象自己好像一只被束缚的飞蛾，“只有靠近烈火才能挣脱枷锁”。而当她在二十三岁时得知自己家族的秘密后，想到自己可能也难逃自杀的诅咒时，她决定要做些什么。“务必保存好它们，”在完成自己的作品后，夏洛特将它们交给了自己的朋友莫迪斯医生，“这是我全部的生命。”[5]当她坠入黑暗的深渊时，勉强用画笔描绘出那不可言说的可怖景象，使她成了那个时代的记录者。这是她谋求“幸存”的方式——生命可以轻易被磨灭，可记忆却能永存。而在这一层面上，她又是个不折不扣的榜样。和罗莎·卢森堡，以及我们即将谈到的玛丽莲·梦露一样，夏洛特·萨洛蒙全力以赴，对抗这世界，以及自己内心最不安的情状。这恰恰也是我试图论证的关键部分——只有当我们对她们所遭受的苦难有所体会与认同时，这些杰出女性的意义才能真正被理解。你永远无法在一场战争中装聋作哑，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或者提高耳机音量——像现在的年轻人喜欢做的那样，去掩盖由远及近的隆隆炮声。
在多数时候，按照官方辞令的说法，“战争让女人走开”，她们至少可以做一个无能为力的旁观者，等待灾难降临或风平浪静，但由于自己难以隐抑的才华，夏洛特却成了一个“主动受难者”。按照夏洛特的老师，同时也是她曾深爱过的男人阿尔弗雷德·沃夫森的说法，夏洛特是“亲近死亡”的，这与她的家族成员，以及她所属的那个时常忘却死亡的教训并主动发动战争的罪恶国家对待死亡的态度截然相反（沃夫森是一位“一战”幸存者）。他曾对夏洛特早期画作《死亡与少女》（Death and the Maiden）做出过这样的评价：“从对少女动人的表现来看，死亡并没有对她造成如通常一般的威胁。它甚至表现得如此温柔、亲切、不堪一击。”
对于女性而言，她们习以为常的“畏惧”，带来了怎样的“报偿”？这对于今天的女权主义者而言仍然是一个关键性问题。如果女性的畏惧来自她们的生活本身，那也一定是一种“被强加”的体验。在2011年英国伯明翰开办的一期以女权主义为主题的夏季学校中，女权主义者艾米莉·伯肯肖表示自己并不喜欢“真相”，“那更会使我感到害怕”。畏惧并不只是一种信号，它甚至可以成为一种需求。女人们不得不感到害怕。伯肯肖谈论了女人们在街上可能遇到的危险——那些穿着过分性感的女孩被看成一种隐患，以至于她们甚至要为自己遭受侵害承担一部分责任。但她的演说也出色地捕捉到了这种畏惧的模糊性：女性对突如其来的暴力的“通常反应”，暗示了人们对女性的某种期待（懦弱、无力，伴随着一些有关“弱不禁风”的陈词滥调）。如果女性一旦表现出潜在的“攻击性”，她便会被视作异类，毕竟根据多数人的臆想，女性并没有办法保护自己，更无法进行“攻击”了。使女人常常处于恐惧之中，显然会增长男性的权威性与安全感。这似乎是一个关于世界的根本性问题：这世界本不像人们描述的那样危机四伏，而恐惧也不应当成为某类人的生存常态。而当我们将恐惧视作一种必要的本能时，它将会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上烙下印记，成为一种无法回避的集体认同。对于罗莎·卢森堡、夏洛特·萨洛蒙和玛丽莲·梦露来说，恐惧是她们的“亲密朋友”。由于时常与威胁相伴，她们有关恐惧的经验，更像是一种超自然的能力，或是一种特异的知识，使她们有足够的能力来忍耐可怕的黑暗。
可是我们为何一再地谈论战胜恐惧的经验，而不去追究制造恐惧者的罪责呢？我们或许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一战”后的德国人，并没有反省自己挑起战争的责任，反而继续酝酿了下一场战争。从恐惧的角度来看，德国人这样做的原因，是他们并没有从自己的内心解决自己无法摆脱的恐惧，而是一味地希望可以将恐惧转嫁到别人身上。他们甚至不承认自己内心的恐惧——当一个人（经常地）或一个民族（反复地）否认现实，转嫁危机，显然是很可怕的事情。
当夏洛特抵达奥斯维辛时，她已经怀有五个月的身孕了。她的传记作者玛丽·洛文塔尔·菲尔斯蒂娜指出，在奥斯维辛，女性往往会先被处决（在奥斯维辛的幸存者中，仅有17%是女性，而通常来说女性忍耐极端条件的能力似乎更强），而孕妇的命运则要更加悲惨，根据目击者的报告，怀孕的女人们往往会被以“提高待遇”的名义从队伍中率先被挑出来，随后就会被处决。“种族灭绝，”菲尔斯蒂娜这样写道，“总会将妇女和孩子放在‘优先’的位置。”这看似有些令人震惊，却道出了这样的事实：对于敌人来说，女人可以孕育生命的能力是他们最大的恐惧。这种恐惧并非来自怀孕与出生的动作本身，不同于女性主义者用来反驳弗洛伊德那声名狼藉、被看作对女性最严重的诽谤的“阳物崇拜”理论（没有比站在男性视角对女性进行“精神分析”更可耻的欺诈了）的“生殖嫉妒”；并非由于男性对自己那孕育他们生命的身体因亏欠而产生的憎恨；也并非由于受孕意味着所有女人只能，或必须成为母亲，或者是更有争议的观点：这违背了女性原始的自我认定。问题的关键在于新生命究竟可能意味着什么，在汉娜·阿伦特看来，那意味着不可预知的开端。他的诞生将否定某些人自以为的“全知全能”，因为新生儿的未来不可被预知。极权恐怖的制造者——请允许我再次引用阿伦特的结论：“唯恐人们在世界上建立起超出他们控制的联系，从而提高他们自己在世界上的声音。”——不可预知的背后，很可能就是不可掌控的新联系。这一观点在当代也继续得到了支持，在关于奥巴马2012年总统选举的评论中，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写道：“以多种方式来控制女性，是极权主义者的一大特征。”（她指的是在选举期间被提及的一项正在个别州酝酿施行的法案，该法案涉及违反有关生育权的相关内容。）
由此而言，新生命的意义在于给极权者的幻梦提供长期而有效的警告——并没有什么卑鄙的力量可以掌控一切。1936年，十九岁的夏洛特被录取，成为柏林艺术学院唯一的一名犹太裔学生。对于招生委员会而言，将她招入学校，似乎意味着某种信任——认为她不会对纯正的雅利安血统造成威胁。这是由于他们认为，如果给这个天赋异禀的女孩艺术上的许诺，她便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私生活”。纳粹十分担心杂婚的后果，但他们对夏洛特却是放心的。这显然是可笑的——似乎极权者有办法对女性的性欲进行控制（它的基础来源于一种错误的性学观点）。但在这荒唐观点的背后，隐藏的是对女性身体——那不可控制之物——加以控制的企图，这种企图深植于极权者的逻辑之中。简言之，女性的威胁性在于你永远不知道她可能会带来什么，这显然是莫大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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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社会对完美的诉求（一切完好，没有瑕疵，没有界限，没有阴影）消除了普遍意义上的掠夺与侵犯，却更使女性本身成为那些亟须隐匿起来的邪恶企图的理想藏身之所。当世界权力的重心于“二战”后穿越大西洋转移到美国，与权力相伴的压制与强暴也如影随形地来到了新大陆。在其中，似乎没有人比玛丽莲·梦露承受了更多的痛苦。就像这一时期的美国本身一样，梦露的故事也被深深地烙上了“美国梦”的印记——然而，她的“美国梦”同样也不过是幻梦一场。
由于“二战”后期的军事介入和战后推行的“马歇尔计划”，美国俨然成了欧洲的救世主。当欧洲大陆还在战后的泥潭中挣扎时，美国取代了它的位置，成了自由的“堡垒”以及全世界的希望所在。而在这个层面上，好莱坞无疑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美国电影在欧洲受到了相当广泛的欢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在纳粹、墨索里尼以及法国贝当政府控制之下的地方都是被严禁放映的）。在评论家劳拉·穆尔维看来，美国的意义在电影中得以进一步深化，最终成为一种民主主义的全新标志，向全世界宣告了资本主义的“可向往之处”。而梦露则是这份向往的代言者。正如在1953年的影片《绅士爱美人》中，两位明艳夺目的美国女孩的出色演绎，使得美国的魅力很容易便被仍处于战争阵痛中的欧洲人所接纳。欧洲的灾难对于美国人来说显然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他们由此可以重新着手执行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被提及的计划：在欧洲，实现文化与经济两个层面的“殖民”。尽管这一企图被“二战”打断，但在这场战争之后，事情似乎变得更加容易：仅仅以可口可乐公司为例，从1947年到1949年，可口可乐工厂先后进驻了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士和意大利。而1951年一条有关”2.4亿瓶可口可乐倾销”的新闻则是在法国引起了轩然大波。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将梦露看作美国对于战争的一种回应、一件可供炫耀的“商品”，同时她还是冷战中一件时隐时现的“武器”。梦露一生中最重要的时刻之一，是她于1954年造访美国驻韩国军事基地进行慰问演出时发生的“不愉快”（她随后自称并没有遇到什么令人不快的事情）。1959年，苏联领导人对美国进行了第一次正式访问。而正是在这次“友好访问”中，赫鲁晓夫主动提出想“见见梦露”，因为对于苏联人民来说，美国是“可口可乐和梦露的国度”。梦露自己对于这些的看法显得很犀利。在她生前最后一次采访中，她指出：“我从没把自己当作一件商品，可显然，有人是这样认为的。”
梦露是在“一战”后的萧条之中出生的。她于1926年生于天使城的郊区，由于父亲失踪，母亲随后不久被送进了精神病院，梦露的童年十分灰暗。据最新的研究结果，在短暂的童年时光中，她总共十一次更换寄养家庭。她是这世界上留下影像最多的女人，尽管人们偶尔不愿承认她演技精湛，但却不能否认她是一名极具天赋、极出色的演员。人们对梦露总是持有错误的认知，不只是因为她悲惨的生活经历，也并非仅仅由于她的早逝（她的死因至今仍然是个谜）；而在于这两个方面更像是她生活中一条时时涌动的阴冷暗流，验证了她徘徊在B级片演员与大明星之间“一定并不光彩”的演艺生涯，更表现了一个具有支配欲的美国究竟是如何将自己的商品和美元撒向全世界的。但不同于人们的固有认知，梦露并不仅仅只是一个“胸大无脑的金发美人”，恰恰相反，她十分睿智，思想极具批判性，同时具有很强的自制力。她曾多次尝试反驳在那个被虚化的时空下被强调的所谓意义，而在今天，这种反驳显然比仍被坚持的谬论更具价值。
梦露的演艺生涯，始于带领美国人民走出战争沮丧的罗斯福新政时期，经历了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同时又涵盖了20世纪50年代的冷战、朝鲜战争以及因对共产党人的滥杀而臭名昭著的麦卡锡主义时期。每当道德崩坏的时刻，梦露的出现就像是一针强心剂，鼓舞人们继续相信生活的美好。她的完美无瑕像是一种魔法——美国梦的实现可以“不请自来”，于是人们也不必勉强自己穿过层层阴霾（尽管梦露自己的生活自始至终都布满了阴影）。正如我们所见到的，尽管她的劳军行为使她所代表的“自由主义”形象受到了质疑，但这并不妨碍她继续以这样的面目示人。在银幕上的梦露展现了美国社会的完美，但她自己却并不相信这一点。由于某些言论，她后来成为政府怀疑的对象。在1960年5月，时值冷战最严峻的时期，一架美国中情局的U2飞机被苏联击落。几周之后，当第二架飞机再次于同样的空域被发现非法侵入时，梦露特意向一名空军副官致电询问原因，他回复她那并不是一次可耻的间谍行为，而仅仅是一次海洋勘察。“我不知道，我不信任我们自己。”梦露对此这样回应。这个在语法上违背逻辑的句子（“我”显然是包含在“我们”之中的概念，那么它又怎样才能对“我们”产生怀疑呢？），显然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政治观点，引人深思。
梦露是一位杰出的反抗者。她的密友诺曼·罗斯滕（Norman Ro-sten）讲过一个有些令人意外的故事：梦露曾请求自己的丈夫阿瑟·米勒将他的家作为避难所，提供给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后者曾领导自己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但在此时却面临一场即将爆发的政变，生命受到威胁。但苏加诺最终被叛乱者苏哈托推翻了，其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叛乱者受到了美国中情局的支持。“氢弹是我的噩梦，你的噩梦是什么呢？”在1962年的一次采访中，梦露曾这样反问道。这些言论和故事都理所当然地被隐瞒起来，使得梦露的政治活动更像是一段隐藏起来的影像，被尘封在银幕背后，被她自己演绎的、为人们所期待的光鲜亮丽掩盖。这对于女权运动或许同样也是一条可借鉴的经验：女人的名誉，往往是由于反复的陈词滥调、“刻板印象”才被塑造成她们被期望的样子。
据我推测，梦露的政治活动经历之所以会被隐藏，是由于她对所谓“美国梦”的态度并不坚定。而她所坚持的“人道主义”却又是那样易碎和危险，这最终使她只能被一些狂热者“热情相待”。即便是作为一位明星，梦露的经历也太过近似于她所演绎的故事的反面。那些对她的执着有所了解的人们显然知道，她最关注的观众，是那些工人、穷困潦倒者，以及那些将银幕上的她视作全部生活意义而借以逃避现实的自闭者。她的母亲曾经是位电影剪辑师，而梦露自己在孩童时代便已经被雷电华电影公司（RKO）看中。她是底层中的幸运儿，却并不满足于自己的幸运。用亚伯拉罕·林肯的传记作者、诗人，同时也是梦露生命晚期的挚友卡尔·桑德伯格（Carl Sandburg）的说法，“关于她的一些民主的东西”，始终充满她的生活。在1960年，梦露曾给自己的朋友、《纽约时报》的高级编辑莱斯特·马克尔（Lester Markel）写信，对美国政府关于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政治态度提出了抗议：“莱斯特，我从小便被告知民主的意义，可当古巴人民为了实现民主，在驱逐独裁者巴蒂斯塔的斗争中付出了如此多的鲜血时，我那宣称热爱民主的祖国却对此漠不关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