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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2>1.刀锋上的女人：罗莎·卢森堡</h2>
玫瑰就在这里，我们跳舞吧！
——罗莎·卢森堡《社会改良还是社会革命？》
我必须用双手努力攀住这牢笼的边缘，为此我需要向困居在动物园中的野兽学习。
——罗莎·卢森堡，1917年2月18日
来自伏龙克要塞监狱（Wronke Prison）的通信
一只笼子在寻找一只鸟。
——弗兰兹·卡夫卡，出自“卡夫卡的第三本八开笔记”（Third Octavo Notebook），
于”K的城市：卡夫卡与布拉格”
(The City of K.：Franz Kafka and Prague)展览中展出
罗莎·卢森堡无疑是我们时代最具代表性的女性人物。但当她意识到自己的世界正处在无从预知的混乱中，而这完全是由于人们已经惯于用“政治谎言”为自己牟利所致之后，便不再期盼自己以往的信念在此生可能成为现实。倘若不设法让自己置身于有关独裁与恐惧的旧日景象之中，我们恐怕很难真正理解罗莎·卢森堡作为一位历史人物的意义。她的政治观点带有某种神秘主义倾向，这使她往往会让自己的盟友与批评者同时感到诧异。但这不意味着她的政治观点是语焉不详的“空中楼阁”。她的观点是带有强烈诉求的，这种诉求的出发点是保障受压迫者的利益——她希望可以建成一种良性的社会制度，从而矫正当时充满了不平等与不公正的社会现实。她是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这个身份也是我们之所以在今天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丑陋之处日渐暴露的时代追忆她的原因——但这仅仅是诸多原因中的一个。更关键之处在于，她是个女人，一个拥有卓越口才与斗争意识，同时也被多数“厌女症”患者视作眼中钉的女人。更何况她还是个犹太人，一个永远的异乡客。她一生都在波兰、瑞士和德国之间颠沛流离，却始终找不到一个可以让她不受迫害、真正施展抱负的地方。她是为了一个不够理智的信念而献身的。卢森堡出生在波兰东部卢布林省的小城扎莫什奇，十九岁时为躲避因与地下组织成员接触而招致的牢狱之灾，她藏在一个老农的破旧马车里，永远地离开了家乡，从此开始了独自一人的漂泊。而当听说这个犹太女孩打算接受洗礼，与自己的基督徒恋人结婚，并且她的逃亡也完全是因为要躲避家里对这桩婚事的反对时，当地一位热心的天主教神父向她提供了帮助。
没有归属感，反倒成了卢森堡思想力量的源泉。这种感受使她可以不受束缚，即便被囚禁也依然可以借由思想力量，实现精神上的自由。同时，这份不安也是她不断深入思考和寻找自我的原因。我们不难从那些出自她手的信件、革命宣传册以及报刊文章中理清她的思想轨迹（即使是在服刑期间，她仍然笔耕不辍）。“她内心热烈的革命激情熔化了束缚她的枷锁，而她的钢铁意志必然可以让她挣脱那罪恶的牢笼。”她的挚友、社会主义女权主义者克拉拉·蔡特金这样写道，“（集聚了）关于外部世界的思考与担忧，使得那囚禁她的斗室也显得无比宽阔。”作为一名革命理论家，卢森堡展示了一个被压迫的人，尤其是一个被压迫的女人，可以酝酿怎样卓越而远大的理想图景。“作为一个女人，我没有自己的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不向往任何国家；作为一个女人，我的国家是全世界。"1938年，在面对甚嚣尘上的法西斯主义时，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写下了这样的名言。而对于卢森堡和伍尔芙这样两位杰出的女性，即使时空隔开了她们，但民族主义依然是她们共同的苦难根源。“英国人的法律不接纳我们，并让我们确信，他们一定会长久地拒绝我们。”伍尔芙如是说，“他们视我们女人是国家的耻辱。”尽管卢森堡并没有活到希特勒的时代，但我们完全有理由将伍尔芙视作她的继承者，因为卢森堡所看重，并隐约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有所表现的精神诉求，在伍尔芙身上得到了延续和发展——实践对女性地位的强调，并将这种对女性地位的强调与反抗民族极端主义联系在一起。
当然，卢森堡最终还是以其革命活动而闻名的。由于她的努力，20世纪初的十个年头社会主义革命理论和实践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而这些成就至今仍有回音，振聋发聩。在21世纪的今天，如果没有2011年相继发生在突尼斯、埃及和利比亚的政治浪潮，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罗莎·卢森堡是处在怎样的动荡之下提出这些卓越的思想成果的。当我们看到这些在今天仍处在水深火热中的人聚集到街头，以理智或不理智的方式要求着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利时，他们好像正走在卢森堡和她的同伴们当年走过的那条老路上，等待着这个女人从过去的时光中复活，来为他们指明方向。“一个月之前，一周之前，三天之前，”埃及作家阿达夫·索埃弗（Ahdaf Soueif）在《开罗，我的城市，我们的革命》（Cairo,My City,Our Revolution）之中这样写道，“我无法告诉你这里将会发生什么。”而当时同样身在开罗的谷歌高管瓦伊尔·高尼姆（Wael Ghonim）则表示，“（暴动行为）完全是出自于自发自愿的。”这似乎是往昔动荡岁月的翻版——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都不曾体验过那段时光。对于罗莎·卢森堡而言，那段时光意味着某种脆弱但决绝的紧迫感。她深知，无论是在个人生命中还是在公共空间里面，任何变化都只有在自发的条件下才能成立。卢森堡时常用自己的私人体验来类比政治理论，这表现了她作为一个女性始终坚持的人道主义，以及这背后的坚强意志。在这一点上，性别刻板印象的荒谬之处被体现得尤为明显。无疑，卢森堡不仅有着卓越的才华，而且具有越挫越勇的顽强性格。更重要的是，她的政治远见可以穿透当时笼罩在社会上的阴霾，看清事物的本质。她把自己体验到的阴霾称作是“灵魂的擦伤”，正如我在本书最开始引用的格言，“你可以想象，”她在1898年给约吉谢斯的信里写道，“我对新生活的全部勇气，恰恰来自那些对我灵魂的伤害。”
2011年，那些在开罗或者其他地方通过激烈方式进行的请愿事实上并没有取得多少实质性的回应，尤其是其中日益被明确和亟待解决的女性权益问题仍然无法得到解决。到了2013年7月，政府力量再一次掌握了权力，第二次革命的尝试最终成为这次革命的终结。而在这一次骚乱中，更是发生了无辜妇女在解放广场被当众强奸的恶性事件。这几乎会成为每次暴乱的主题。在2011年12月，海茵德·芭达维（Hend Badawi）在参与对临时政府的抗议时遭到了强暴。之后，她大声斥责了到医院来探望她的陆军元帅、当时埃及政府的实际权力拥有者坦达维（Tantawi）：“我不需要您的探望，我不是那些忠诚于您的暴徒！”而现今，这个勇敢的女孩正在整个家族的“冷暴力”侵扰之下，努力完成自己的学业，并试图找到属于自己的人生道路。芭达维的革命之路也许就此画上了句号，但作为先行者的卢森堡，在与她相仿的年纪时，就已经将革命信念深植于内心，并通过实践，使之成为生命的核心意义：“我将通过参与有关这个社会的革命，修补我内心中需要变革的部分。”
但对于我们而言，所谓的“革命”正处于停滞之中。今天埃及方面的情况似乎变得不能更糟：由军政府把持的政权正在肆无忌惮地压迫平民。我们根本无从确定世界会变成什么样子，而那镇压革命的反动势力自己同样无从知晓未来。“中东地区已经进入了一个长期的动荡期，”记者、国际事务观察者帕特里克·库克伯恩（Patrick Cock-burn）写道，“在此之中反动势力将会证明，想要通过联结各方势力巩固自己的力量，会同革命本身一样艰难。”而这种负面的不确定性，使得卢森堡所看重的对公平和正义的执着信念，变得更加符合当今的主题。当革命初衷得不到满足，人们便会迅速回归到之前的生存模式时，资深评论员马尔万·比沙拉（Marwan Bishara）也注意到了“公平与正义”的意义。他呼吁人们，在考虑问题时一定要基于这样两个立场：事情可能会越发糟糕——而这世界又总在变化。事实上，革命的特性，在于强迫人们改变对时代的看法，使人们相信“不可发生之事正期待发生，曾经发生之事绝不会重演”。这会诱导人们进入“盲目革命乐观主义”的陷阱之中。对于观察者，尤其是当权者而言，这种盲目的愿景同样可以成为抑制革命的道具——他们只需要证明，未来并不会如想象一样被改造得更美好。在诸多恶兆之下，以预言种种可能后果的恐惧散播者们，会把无政府主义的崩盘作为例子，使人们怀疑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描述一种荒诞可怕的未来，来维持当下的荒诞，从而限制自由的声音。
但卢森堡所扮演的角色，既不是乐观的革命者，也不是危言耸听的当权派。在1917年11月24日于布雷斯劳监狱寄给露易莎·考茨基（Luise Kautsky）的信里，她希望自己的朋友可以继续“摸索、探寻、保持”着自己内心那个“年轻女孩”的存在，尽管露易莎此时已经63岁了。而当次年5月露易莎前去探望卢森堡时，她内心的煎熬、“焦躁不安、欲求不满的自我搜查”，全部都通过眼神清楚地传递给了卢森堡。于是，卢森堡隔着监狱的铁窗鼓励自己的同伴，“我欣赏的恰恰是你内心的不确定性。”对于卢森堡而言，这种通常表现为焦躁不安的不确定性，恰恰是政治生活与个人生活中的重要美德。在她同样写于布雷斯劳监狱之中的文章《论俄国革命》中，她强调要“避免利用一些现成的处方来处理人们在当下所面临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的实现是十分模糊的未来的事情”。对于卢森堡而言，那些根本性的未知始终占据着她的政治理念的核心部分。在处理敌我矛盾问题上，她会尽可能保持爱憎分明，但她十分厌恶自己的行为会被某种既定的情绪规则所操控。而当她面对对手与批评者的指责和挑衅时，她往往会提高自己有关革命信条“不确定性”的标准，来判断自己应当怎样处理这些来自反对者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正是她可以在民主自由与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有机联系的原因。这同样也使我们可以把握她两个身份之间牢不可破的联结，一个是她个人做为女性本身，另一个是做为男权统治世界中的公众。她是我在这本书里列举的第一位放下有关男权成见的女性，并且由此为这个世界贡献了自己的信条与引导。她以自己的全部力量对抗世界的不公，并以自己的宽厚和敏感，度量世界的粗鲁和野蛮。
1870年，卢森堡出生时，她的故乡扎莫什奇已被俄国人占领。四岁那年，她全家搬到了华沙——也许她最早的政治经验，便是在这里经历的有关1881年大屠杀的记忆。作为非正统犹太人，卢森堡一家既不属于不肯接纳他们的犹太社会，同样也不属于反俄罗斯的极端民族主义者社群。在年纪尚轻时，卢森堡便已经参与到女性无产阶级运动之中。十五岁时，她参与了由当时华沙无产阶级领袖玛利亚·波芙斯泽维奇（Maria Bohuszewicz）和她的合作者罗莎莉亚·费尔森哈尔德（Rosalia Felsenhard）一同组织的一次工人暴动（这两位领袖随后双双因这次事件被捕，惨死在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途中）。由于她“非正统犹太人”的身份，她时常扮演局外人的角色。1898年，她以一个年轻女犹太积极分子的身份加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尽管她从不把自己看作个犹太人，但她的犹太身份却总会成为外人眼中的标签。正像她的传记作者伊丽莎白·艾廷格（Elz·bieta Ettinger）所说，“她所拥有的身份，在德国眼中始终被看作下等人，经常遭受一种情感上的挑衅。”而在卢森堡身上，这一事实并没有改变。随着她凭借自己的努力，不断让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和威望得到提升时，这种敌意也进一步被加剧了。用汉娜·阿伦特的话说，此时的她“正保留着自己的波兰犹太人身份，生活在一个自己不喜欢的国家，以及一个自己即将鄙夷的政党之中”。而男权主义世界对女性，尤其是那些所谓“出风头”的女性的厌恶已经达到了气急败坏的程度。这一点在卢森堡身上的表现简直堪称范例：维克多·阿德勒管她叫“恶毒的婊子”，奥古斯特·倍倍尔则称她的言论是“卑鄙女人喷出的毒物”（这两人至少在这一点上达成了一致）。
除了是女人和犹太人，小时候经历的一次误诊，还让她成了跛子。她从没谈论过这件事，除了在自己著名的小册子《尤尼乌斯》（Junius）中，“也许”对此有所提及——这本小册子写于她服刑期间，是以偷运的方式送出监狱，随后匿名出版的。她在书中指责战争减少了劳动人口时这样写道——这使得“老年人、女人和残疾人”都不得不担负起重体力劳动的责任。这使我们不得不联想，她或许是在为“日后的自己”发声——这三个词在若干年后，都将指向她自己。卢森堡是从不屈服的，当1914年她因煽动反战游行而遭逮捕，并被执行“庭外审判”时，她抗议道：“当一桩可怕的暴行发生在眼前，任何人都是有罪的。而我这样一个女人却因为说出了真相而被审判，简直毫无道理。”用当时的检察官的话说，她是对自己的“无家可归”感到骄傲。她无法，更不愿在这样的黑夜中隐藏自己的光芒。而她微妙的处境，包括她“局外人”的身份，都为她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思考革命的出路问题，尤其是将一种新型的话语置于政治环境中提供了条件。这正是我希望证明并长期以来坚信的：女性的身份以及女权主义本身，最重要、最独特的任务，是向社会提供一种不可替代的政治眼光。正是在罗莎·卢森堡的身上，我发现了这个问题的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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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政治思想？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也许卢森堡的生平和著作会证实，女性的特质（同时参考过往的经验），往往能克制或驱动她们在那样的时刻，更好地扮演自己的角色。那些经由卢森堡思考的提议，通常会达成某种极限：“近乎于夸张”的或“触及界限”的——在她给约吉谢斯的信里，这两个短语也被看成自己的口号。“我们正处在一个狂乱的时刻，“1906年，她同样是在一封写于华沙监狱（她的这一次入狱是由于推翻独裁政府的计划暴露）给考茨基夫妇的信里提到，“‘一切存在都应当灭亡’。”（引自歌德的《浮士德》）但同样，革命的危险之处，在于没有人知道，推翻一切之后，会有什么幸存下来。可在卢森堡眼中，这种危险却同样是“激动人心之物”。“革命是高尚的，”在来自1906年的信件里还有这样一句话，“一切都将随之重新洗牌。”
无论在怎样的条件下，卢森堡一直在努力寻找自我。在华沙，她曾与十三个政治犯一道被塞进一个狭小的单人牢房，身心备受摧残。但磨难从未损耗她的热情。“我的内心情绪，”在列举了自己于被囚禁过程中所遭受的侮辱之后，她却心平气和地写道，“永远都不会因此而沮丧气馁。”而在1916年1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写给玛蒂尔达·乌尔姆（Mathilde Wurm）的信里，她说当一个人身处苦难中时，“务必要保证人格的完整性，这要比任何事情都重要”。“而这，”她又强调，“要依赖于保持坚定、纯洁和乐观，正确的乐观是抗衡一切的武器，因为咆哮是恐惧和软弱的表现。”但对于卢森堡来说，群体中的“坚定”往往很容易变成顽固的盲从，进而成为一种使人误入歧途的品质。所以在同一封信里，她承认这种保持人格完整的“处方”，只有在人“孤身一人”时才会有效。然而能量和热忱终究是关键。她向自己的密友克拉拉·蔡特金致意：“那个瘦小脆弱的罗莎，已经拥有了充沛的能量，足以应付一切挑战。”“热忱连同批判性思维，是我们成为自己的路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做出了这样的总结。卢森堡或许可以作为“因信称义”的代表，因为她的渴望与勇气成就了她一生的非凡与卓越，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她的信仰之上（尽管信仰总会在现实世界中显得“不合时宜”）。我斗胆说，大概从没有一个人，会像卢森堡这样游走于刀锋之上，只为享受革命信仰带来的荣耀。
在卢森堡遇害两年后，蔡特金访问苏联归来。在列宁的建议下，她决定要整理卢森堡的遗作，并尝试出版它们。尽管卢森堡有一些“错误”，但在列宁眼中，她依旧是出色的“革命之鹰”。蔡特金原本被叮嘱要销毁她最著名的手稿《论俄国革命》（无法确定这份指令是来自列宁本人，还是其他苏共政治局成员），可这篇文章最终还是出版了。这份手稿，卢森堡写于自己的单人牢房，而她始终将牢狱生涯看成独自思考革命或是个人问题的好机会。而她那些从监狱中寄出的信件同样非常有名。［1921年她的《狱中书简》第一次由索菲亚·李卜克内西（Sophie Liebknecht）整理出版。］尽管是一篇包含了无比的勇气和相当程度质疑的文章，但《论俄国革命》无疑是后人介入卢森堡内心，尤其是她的革命理论的重要通道。这篇文章直到1922年才由她的私人律师保罗·利维（Paul Levi）（有人认为他们之间曾有过一段短暂的恋情）整理出版。利维选择了一个恰当的时机出版这篇文章——在此前不久，“喀琅施塔得起义”[1]标志了人们对布尔什维克政权的第一次奋起反抗（在布尔什维克看来，这次事件无疑是一场悲剧）。
事实上，卢森堡对俄国革命的时机选择是大加赞赏的。她对革命事业的热爱，与她对战争的憎恶是相伴而生的。在《论俄国革命》的开篇，她写道，“俄国革命是世界大战中最重大的事件”，“它的爆发，它史无前例的激进主义，它持久的影响，很好地驳斥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官方起初十分卖力地从思想上为德帝国主义征服战争进行粉饰的谎言：德国刺刀担负着推翻俄国沙皇制度和解放受它压迫的各族人民的使命。”通常来说，卢森堡生命中最黑暗的日子，是她发觉自己所在的政党最终背叛了革命的初衷，开始倒向支持战争的一方势力之时。这显然使她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根据蔡特金的记录，她与卢森堡在那段时间里都曾认真地计划过自杀。显然，为了避免成为战争中“必然的受害者”，以及自身的其他利益，是时候让全世界的工人阶级联合起来了。作为对德国社民党背叛革命路线的回应，卢森堡以她惯有的犀利反讽，通过对《共产党宣言》结尾部分的“改编”，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全世界的工人会在和平时期团结起来——但当战争爆发，他们每个人都恨不得要撕破对方的喉咙！”俄国革命最终推翻了沙皇的统治，并且揭露了社民党对于这样一场帝国主义战争虚伪的和谈条约。这同时也拷问了德国乃至整个以“现代化”“文明”“先进”自居的欧洲大陆，在革命问题上是否需要向他们眼中“落后的俄国”学习。正因为如此，“讲真话的卢森堡”才会成为众多愚蠢的沙文主义者攻击的对象，其中尤以那些来自社民党同僚的攻击为甚。由于卢森堡从不掩饰对俄国人的革命路线的赞赏，以及由此阐发的对于社民党自身的批判，她让自己处于腹背受敌的困境之中。对于自己那些狂热的昔日同志基于民族主义而宣扬的“勿忘逝者之耻”，希望借此煽动民众好战情绪的行为，卢森堡则毫不留情地将其斥责为一种“杀戮教唆”。
这同样是属于她的思想特质，同时也是她一种独特的贡献：她对革命的热爱并未经由批判性的调和而变得模棱两可，反而更加直接而富于激情。在《论俄国革命》中，她提出的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分别是布尔什维克有关给农民进行土地分配的方式（她担心过于简单的配给制度会导致新一轮的土地私有化危机），以及革命后俄国的民族自决[2]。她痛恨任何形式的民族主义，即使是对于之前处于极端受压迫出境的俄国人，他们可能由于解除了枷锁而滋生的自豪感同样也是危险的。就像她自己亲眼见证的，这种民族情绪只能导致国民的盲目自信，最终导致严重的排外性危机，甚至是战争的再度爆发。但贯穿这一危机的，以及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其基础的，始终还是民主与自由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卢森堡对平民的“善意”也有所彰显：她认为这种关联性，是由于平民的心智很容易被革命的“继承者”所利用（这不啻她的又一次伟大预言）。她曾在自己于1905年关于大罢工的文章里劝告列宁：“革命中不应有任何权威者存在。”更著名，同时也更早一些的事情，是她曾在1904年指责列宁，正在“为守夜人的国度培养一群无脑的好人”。而当她的《论俄国革命》得到了人们的认可时，列宁“社会主义革命需要同时在人们的心灵层面着手改造”的论断，其中的深意才被人们真正理解。但由于抓住了革命的时机，同时也很出色地领导了革命，列宁还是赢得了卢森堡长久的青睐。她的批评建议并没有影响他们之间的私人关系（他们时常会面，并建立起了一段深厚的革命友情）。但在革命问题上，她却从不给自己的朋友留任何情面。在她看来，列宁的某些方面是“完全错误”的，尤其是那些“命令、工厂监工的独裁暴力、严酷的处罚、恐怖统治”的革命手段。后来的评论者认为，这种争论，也许只有在这一时期的苏俄政府才行得通，而绝不能发生在当时的德国，因为当时德国并没有一位像列宁这样有力的领导人，以及一个足够理智的政党，可以确保革命在适度的范围内进行。卢森堡也深知这一点。她从未拥有任何权力——她只是自己的领导者。但这并不妨碍她谈论权力以及权力的后果。正如女权主义者需要注意的，权威往往会陷入对自己的盲目相信之中。但卢森堡却并未陷入这样的困境，正如她的第一位传记作家彼得·奈德尔（Peter Nettl）所写，“她从未因自利的目的而追逐过权力”。
筹办和进行国民代表大会，始终是布尔什维克所醉心的一部重头戏。但随着俄国革命成功伴随的权力获得，人们开始对它并没有那么热衷了。而民主的冒险性在于，它往往会导致一种“多人合作的错误结果”。对于列宁，十月革命后的选举，那些“农民选民”统统都回归到了民粹派[3]和克伦斯基[4](Narodnik and Kerensky)的阵营，而那些非布尔什维克分子及公民大会的支持者也进一步表明，民主在革命之后是受到限制的。而西方的议会民主制由于人为地制造了一个权力中心，同样有悖于工人委员会参与政治的初衷。卢森堡承认议会制的价值，但她同样认为这种权力的让渡对于民主是一种损失和背叛，甚至隐藏着令民主流产的危机。她援引托洛茨基的话，“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即使是有关民主实践的偶像崇拜也是不被允许的，”而她接着又补充，“于是社会主义或者马克思主义的偶像崇拜也同样是荒谬的。”对于卢森堡来说，民主的关键在于思想的自由（这便是偶像必须被禁止的原因）。在1907年一场斯大林在场的公开演讲中，她描述了一种对《共产党宣言》的盲目崇拜：将其视为一种形而上学的伟大思想。而在某些时刻，她认为这样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像是重病在床的老人，害怕一丁点新鲜的微风都会带来致命的危害”。她始终坚持，在不平等漫延的时刻，普遍民主不过是个幌子。那样的处境中并没有民主或社会主义的半点存在。她那不可妥协的政治目标也强调了这一点：
托洛茨基和列宁找到的纠正办法，即取消一切民主制，却比这一办法应当制止的坏事更坏。因为它堵塞了唯一能够纠正社会机构一切天生缺陷的生机勃勃的源泉本身。对于实现民主的目的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始终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的、不受限制的、朝气蓬勃的政治生活。
对于一个新兴的政权而言，政治生活中的人民，与代表制中的“代表”一样，都是需要时间和空间来成长的。而托洛茨基的决定，显然瓦解了这种可能。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这种决定往往是预示政治局面即将要走向崩溃的丧钟。因为它意味着一种定格，使人民永远停留在“此时此地”，就像是星空图展示的“天体始终不是我们朝它注视时的那个样子，而是它们从无限的远方向地球发出光信息的那一时刻的样子。已经当选的人同选民之间的任何活生生的精神关系以及他们之间持续的交互影响，在这里都被否认掉了”。革命的规律与天体运行在很多方面是极相似的。卢森堡同时也是善用比喻的语言艺术家，在她的一封书信里，她描述一只在她牢房窗外飞翔的燕子，那抖动的翅膀好像是“将天空的蓝色绸缎剪成了碎片”。这种去政治化的的“革命诗情”，在她的文字里屡见不鲜。
强调人民的政治参与并不意味着要倾向无政府主义。事实上，所谓的革命，恰恰是包含在对“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清算”之中的。卢森堡本人更倾向于选举制及代表议会制的政府组织形式。她的要求是十分具体的：人民要有出版自由，以及自由结社和集会的权力（这往往会被一个政权以防止对立者产生为由而禁止）。倘若不然，她坚称，将势必会导致公共生活遭到侵犯，“任何公共机构的生命就要逐渐灭绝，就成为没有灵魂的生活……公共生活逐渐陷入沉睡之中。”卢森堡认为，真实的政治生活，其唯一可靠的基础就是“作为学习场所的公共生活”本身。政治本身就是一种教育，它即便不是唯一的，也是最高的教育形式。1905年的工人大罢工，不仅仅为俄国日后的革命做好了思想基础的准备，同样也为“活动本身提供了自省的契机”。其实，卢森堡在1902年投身到对妇女投票权的争取运动中时，便已经意识到人们的政治运动经验尚且是不充足的，他们对自己应有的权利并没有清晰的认识：“似乎没有什么比投身到政治运动之中更好的方式，来锻炼政治参与的能力。”
同样地，由于这种“学习能力”，卢森堡同样意识到，政治的走向必然会是难以预料的事情。卢森堡有关政治自发性的理论是十分出名的，但也激怒了某些片面掌握这一理论的批评者。在我看来，卢森堡始终坚持认为的是政治参与的空前性与不可预知，而这必然需要被领导者纳入考量范畴，从而应对在革命完成之后可能出现的状况（这也正是她的理论为何往往会在政治团体的统治出现问题时被重新提及的原因）。但对于批评者来说，卢森堡似乎“走得太远了”，她允许了自发性，就意味着允许人民的心智发展，鼓励人们的认识水平超出最初革命完成时的状况，而这同样意味着已完成的革命，还需要“容纳人民的个人意志”。这显然是问题的核心所在，因为个人意志是无法被预测的。我们将怎样迎接一个以无边界的个人意志为核心，存有潜在巨变可能的政治进程呢？用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的话说，如果“我们尝试一种全新的思考机制，将一切都纳入到可变的范畴中”，结果会怎样呢？这同样对汉娜·阿伦特产生了深远的启发——阿伦特所强调的“新开始”，确实是受惠于卢森堡的：“毁坏个人性的目的是为了毁灭自发性，从而使人无法创造属于他自己的产物，从而只能将自己作为资源贡献出来。”“一个全新的国家，却面临着一个已经悬置上千年的古老问题，”卢森堡在《论俄国革命》中写道，“只有经验可以矫正道路，打开全新的局面。只有不受拘束，精力充沛的生命，以各自的方式即兴创作，将政治引向人类创造力的领域，它才能自发克服所有错误的企图。”而民主的一大特点，正在于它可以对出现的错误进行即时的反馈。“在极权国家，你永远不知道错误在何时何地发生，”埃及前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在1994年的一次采访中谈道，“但在一个民主国家，只要你犯了错，违背了意愿，它很快就会被推上表面。所有人都能看得见。”
《论俄国革命》是卢森堡写在德国战后的斯巴达克派起义前夕的。所以当我们在今天再读到这篇文章，我们不难发觉她坚定的乐观主义情怀，以及她充沛的生命能量，与她对人民的强烈信心。她谈到了活力——这在精神分析学家迈克尔·帕里森（Michael Parsons）看来，是“信仰的真正形式”，同样也完全不可预知（你永远无法通过公式来计算精神能量的增加与消耗）。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失败从未使卢森堡身上信仰的力量衰竭。这就好像是在一幅定格的画面中捕捉动态的形象——卢森堡并没有在绝望中死去。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面临的情况，往往是腹背受敌的。俄国革命的“自我意识”，这自我宣称的“历史经验的全知全能者”并不能看到工人阶级“处处都在坚持自己的错误”。大罢工并没有取得任何确定意义上的成功。它“尽管，或者仅仅是因为如此”而成为一种“爆发性的内心诉求，只是由于被压迫太久而不得不释放”的力量和典型案例。
聆听卢森堡的教诲。问题的关键，始终是导致爆发和倾泻的力量，以及我们会对这种迸发提供怎样的描述。她描述政治斗争时用到的关键词是“摩擦”（friction）。卢森堡并没有任何作为一个政党领导人的经验，而在她的个人行动中，她也从未预先计算过得失。她从不曾对冲自己的赌注[5]来避免损失。但这样并不意味着她是个不够聪明的玩家。她始终明确地想要寻找一个看似有些矛盾的状况——一种可以正确指导未来，却同时也悲观地预见未来社会“必然犯错”的政治眼光。在1904年写给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亚历山大·波特列索夫（Alex andr Potresov）的信中，她写道：“如果我们坚定不屈的革命理想，在实践中必须和列宁式目光短浅的理论观点相结合，而不是在灵活且宽广的心智下被实践，是令人惋惜的。”（坚定与灵活并不矛盾）而在同年完成的文章《俄国社会民主的组织问题》中，她指出任何由真正的革命者酿下的错误，其实都要比任何宣称自己毫无过失的政党的实践与尝试都要“更有价值”，一个革命政党可能犯的最大错误，正是其自以为肩负了历史的使命，并在这样的意识下去做一些“必须”做的创造。卢森堡从未放弃对那些脱离人民，自诩为“全知全能”者的猛烈抨击。唯一的革命之路，是建立心智上真正的民主自由，从而使一切观点都被定义成“不完美的”与“待完善的”。这便使得革命观点的易错性可以成为革命者的一种自觉。任何所谓完美的革命都是容易崩溃的，就像雅各·拉康（Jacques Lacan）的观点：“知者易迷失！”——展开来说，就是“任何自以为永远正确的男人或女人其实恰恰正走在错误的路径上”，或者“没有错误经验的引导，人寸步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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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者应当抱有怎样的远见呢？不夸张地说，卢森堡的远见，是可以延伸至无穷远的。1917年，英国天文学家沃克利（Walkley）宣称自己发现了宇宙的中心。而这个有关宇宙是个球体（一个巨大的土豆团子或冰激凌球）的主意——“当然是愚蠢的”“完全白痴的小资产阶级妄想”，在写给露易莎的信里，卢森堡如此评论道，“我们丝毫不能背离宇宙的无穷性来探讨问题”（她在监狱中的思想深度总是令人惊叹的）。而对于这一问题的思考，还存在着来自地缘政治学角度的局限。这也是促使卢森堡关注这一问题的原因，就像资本本身，仿佛从不会停止流动。我们可以把她看成最早提出“全球化”［或者是按马克思主义地理学家大卫·哈维（David Harvey）的提法，“历史——地理唯物主义”］的理论家。她未完的遗作《政治经济学入门》，是基于她在1907年至1914年间在社会民主党学校中做的演讲整理而成的。作品有一章的标题是“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从古代德国和印加到印度、俄国和南非”。她卓越的思考引领了一个时代——地球上的每一部分，甚至宇宙的每一组成之间都是彼此关联的。而打破彼此之间的限制，将使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道德观念与地缘认知，在她的思考中始终构成一个形影不离的整体。
由于资本的传播日益变得“失去控制”，“毫不考虑未来的后果”，它也可能会成为人们回到帝制时代的某种预兆。它毁坏了所有非资本形式的联结，为不断膨胀的资本影响提供了一种庞大而畸形的映射。而如何应对这种状况也被卢森堡看作革命任务的核心。其实马克思本人已经对这不断膨胀的资本进行过讨论，这些讨论主要集中在《资本论》第二卷有关国际贸易的部分。但相比卢森堡，马克思并没有对这个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他并没有对如何处理工业化国家过剩资本的累积——它们显然无法实现内部消化——这一问题给出足够清晰的解答。而卢森堡则在她最重要的那部基于在学校的讲演内容整理而成的作品《资本积累论》中论证了“资本的发展，必然是以有计划地破坏和消灭阻碍其发展的非资本化社会单元为前提的”。资本“洗劫了整个世界……地球的各个角落都充满了它暴力的影子。任何程度的文明和任何形态的社会都无法逃脱它的侵袭”。
卢森堡并未对过分理想化的“非资本社会”抱有幻想，尤其对“原始社会主义”的那一套提法嗤之以鼻。尽管许多社会问题会被人们用“不公平”一言以蔽之，但卢森堡却对它们进行了区分。在她看来，不公平的肇因大致有三种：基于精英意识与统治的不公平、继承性的不公平，以及由于征服战争带来的理所当然的压迫。她将印加与斯巴达作为自己讨论“军国主义”的例证，而军国主义是她阐释世界“基本暴力”的钥匙（她也因此对德国的军国主义无比厌恶）。她在一篇有关奴役制度的文章中这样写道：“高高在上的支配权力，将随着战争与征服的发生进一步加剧。”但她在《原始共产主义的瓦解》中又写道，这种看似秩序森严、以原始征服为手段的社会形态，一旦遭遇“欧洲文明，也就是资本主义文明，便会土崩瓦解。对于旧的社会形态来说，这种遭遇致命且普遍，并且显然是概莫能外的演进方式”［这也启发了后来的女性思想家娜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观点，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卢森堡的观点则更为激进，在她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旧秩序不仅是自利的，更是盲目的，资本本身的日益猖獗恰恰预示旧秩序已经正在走向彻底的毁灭。尽管旧秩序的力量当时还十分强大，并一再地在自己身边兴风作浪，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卢森堡也没有对这一观点有丝毫动摇。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文学批评家，同时也是卢森堡忠实的支持者、评论者格奥尔格·卢卡奇（Georg Lukacs），曾准确地引用希腊悲剧的典故来评价卢森堡的工作：她的书写，将资本主义垂死挣扎描述成了“可怕的死亡之舞，成为俄狄浦斯步向自我毁灭的坚定步伐”。出于对资本主义必定，甚至已经开始走向毁灭的坚定信仰，她也许从未成为“马克思的女儿”，即使有人认为这是她最大的错误（这就像是一种迷信，或是像一个强迫症患者在日常生活中不断修正自己的“错误”）。评论者认为卢森堡或许低估了资本主义的适应能力——那所谓总会让资本主义在危急时刻“悬崖勒马”的力量，就像我们前不久经历的“次贷危机”那样。事实上，这正是卢森堡早年间围绕“修正主义”与爱德华·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6]争论的焦点。这也是1898年她在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的契机，她认为，资本主义的危机或“狂乱”（按照她自己的说法），才是这一社会制度真正意义上的“不朽”。换句话来说，资本主义社会将永远处于危机状态，直到灭亡。然而，卢森堡的批评者们都找错了重点。卢森堡的观点，始终是基于认识与真实的考量，同时也是对那些处于“自由审查”压力之下真正在生活中挣扎的人，以及那些反抗令人陷入虚无中的资本主义生活的人进行考察而后得出的结论。恰恰是由于无比精确和充满恶意的精明，资本主义在这个世界上从来都无法隐藏自己的丑陋（那时常显露的丑陋面目，同时也展现了其持久的非人性力量）。以马克思的观点，从普遍的角度上说，人们之所以会走上革命之路，往往是由于实际力量与生产关系的不协调，而人心往往具有揭露超负荷不公平的能力。打个简单的比方，这就好像是那股席卷了日渐枯萎紧缩的欧洲大陆的狂热力量——有些时候，人们会突然发觉自己在旧秩序下受够了。
巨大灾难之后，往往会产生全新的局面（灾难往往不只是灾难，失败也不只是失败）。前文曾提到，卢森堡将罢工看成一种积蓄已久的力量爆发，并“溢出”到政治领域之中的状况。1902年，马提尼克岛上的皮里火山发生大爆发，造成了巨大的灾难：“浓烟围绕着山峰久久不散，岛上尸横遍野，蒸汽与烟雾弥漫的火海包围了岛上的每一个人。”“在消失城市的废墟上，”卢森堡在当时见报的评论中写道，“一个无人知晓、素未谋面的客人已经抵达——那还是人类自己。”正所谓天怒人怨。在卢森堡看来，这场灾难很像是地球对这世界上粗鲁野蛮的人类的报复（她的话语引发了阿伦特的共鸣，启发后者发现政治生活的真正核心）。她十分鄙视政治家们一面在灾难发生时争相在公众面前表达自己的怜悯，一面却热衷于宣扬君权式权威，不惜以流血战争手段镇压反对者的行为：“皮里火山，你这伟大的巨人！你可以肆意大笑；你可以尽情鄙视你脚下这些面容亲切的谋杀犯，佯装哭泣的食肉者！”历史总是惊人地相似——伴随着2011年埃及骚乱而来的，是在日本发生的毁灭性大地震。
人类有关政治的认识显然是无止境的——在这个问题上，卢森堡的追随者贝尔托·布莱希特日后也提供了一些证据[7]。在卢森堡看来，那火山时时发出咆哮，嘲笑着人类的意志，但“那地球的领主们，却凭借他们的智慧，始终坚定信念，不曾动摇”。历史中总不乏被欺骗者。卢森堡谈论了傲慢，而傲慢的资本主义作为一种霸权形式，给人们带来的是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束缚。出于同样的原因，奴隶制最大的罪恶便在于“将奴隶们排除在精神生活的大门之外”。卢森堡在1907年的一篇文章里，以一个承诺作为结尾：“在社会主义社会，知识是共有的财产。任何努力工作的人，都可以获得知识。”而那些所谓的领主，就像党派政治中的独裁者与他的拥护者们一样，以为知识是他们的私有物品——这显然是个致命错误。
这大概也是她如此热心教育事业的一个原因。尽管她最初并不愿意从事在党校教书的工作，但后来她发觉，这份工作是她一生里最具创造力的活动（这同样促成了她多部重要作品的问世）。教育，尤其人文学科的教育，是对暴政最强有力的反驳。她曾在波兰接受过短暂的人文教育，那时有关革命的文章已经只能以走私的方式从俄国偷运过来，而人文学科的教育也大多只能转入地下（而在现今，我们同样要对人文学科的被孤立与经受的威胁有所警惕）。对此，她的传记作者艾廷格写道，这意味着人文教育获得了一种使人在“精神意义上幸存”的功效。“我们需要确保每个学生都清楚，”在1908年的纽伦堡，卢森堡在一场关于柏林学校的讲演中强调，“他们不会从我们这里得到早已完备的理论，这就使得他们必须持续学习，直到终老。”政治也可以作为一种始终持续的学习行为。学习将会为革命增添色彩，终结大众那无法自我控制的生活。这或许就是保守的政客会选择大幅削减人文学科教育投入的原因——也许他们都曾仔细研读过罗莎·卢森堡。
或许卢森堡从未有意成为革命伟人，她只想做一个革命理念的传播者。她曾阐明，这世上最卑鄙的诽谤，莫过于声称工人大众根本无法驾驭“精神生活”。而这种理念的后果，其实与制造了无数死亡的战争并无二致——它蒙蔽了大众，制造了无法挽回的“精神黑暗”。也许甚至正是某种理念的“分析专家”在“以非凡创造力下的实验手段，制造了大众之间自发的阶级斗争”，卢森堡在1904年有关列宁的批评中指出，“而无意识者总能胜过那些神智清醒的人”。这并非纯粹意义上弗洛伊德理论中的“无意识”［尽管她使用的术语“无意识”（das Unbewuβte）来自弗洛伊德］。通过描写这种无意识，卢森堡实际上是希望阐明一种“客观历史进程的内在逻辑”。而历史往往被掩盖在政治现实之下这一观点，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是不言自明的。这也正是对政治势力与智识对立的解释。但格奥尔格·卢卡奇却不同意这一点，在他看来，可靠的政党可以成为知识与真相的提供者——这是他与卢森堡最大的分歧。但卢森堡从不相信这一点。正如她在1899年写给约吉谢斯的那封著名信件里所写的：“一些我在生命中体验到的东西，将会以我自己的方式被阐释和表现。正因如此，我的灵魂将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臻于成熟。凭借着观念的力量和强烈的自信，它将会冲破一切陈规旧俗的束缚。我想要像一声惊雷一样，以我的观点、信念和表达的力量，唤醒人们麻木的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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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对本章一开始的问题——革命者究竟该被允许在怎样的范围内思考的回应，卢森堡曾在自己最著名的宣讲中这样阐释道：“自由，就是被允许以不同的方式思考。”用德语来表达则是“持不同政见者”——以不同寻常的方式思考，与常规格格不入，持异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我更进一步总结——也许并不准确的“有意识思考”。那么，允许了自由思考，譬如允许革命理念自由扩散与传播，会导致怎样的结果呢？在卢森堡看来，“思考是人们在世界上自由行动的另一种方式”——这也被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一书里用来描述多丽丝·莱辛（Lessing）。在卢森堡1907年给自己年轻的情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克拉拉·蔡特金的儿子，他们的交往似乎并没有受到过反对）的信中，卢森堡抱怨了自己的失意，因为她觉察自己似乎正在失去思考的习惯。在2011年出版的卢森堡书信集里，编者在“思考”这个词前，加上了“系统或是集中”作为定语，但原文确实只有简单的“思考”一词（对于阿伦特而言，行动与思考并不是对立的概念，而是实现自由的两大支柱）。对于卢森堡而言，思考是永远可以随心所欲的行为，因为它不受任何资质上的束缚。以思考的名义，任何人都可以抵达任何地方。
在我看来，这种思考得到的随心所欲的自由，既是她遭到忌恨的来由，却也同时是她对今天的女权主义运动具有重要意义的原因。她超越了人类思想的限制，以超出世俗政治本身认可的方式驾驭了它。在拉康著名的话语理论中，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看作需要单独分析的一类，因为对于歇斯底里者而言，他们思维中有意识与无意识之间的薄膜几乎透明，以至于接近临界。我并无意苟同那些将卢森堡称为“歇斯底里者”的恶毒咒骂——她短暂的生命时光里还经受过比这更恶劣的侮辱。事实上，拉康对“歇斯底里”的诠释更像是一种称颂：他将歇斯底里者的话语所体现的特质，体现为一种更接近于灵魂真实的纯粹。但这种特质对于卢森堡来说，又掺杂进了她那由于个人身份决定的怪异：一个波兰裔犹太女人，同时又是马克思主义者，这意味着她要责无旁贷地将政治思考当成一种任务，寻找事情的真相，以卓绝的工作，解放她在1917年给露易莎·考茨基的信里所描述的那“有力的、不可见的、烈焰般的力量”。卢森堡甚至认为，所谓的“政治气候”，往往是在毫无征兆的状态下变化的。“一个称职的船长，应当有能力凭借水面最细微的变化为他的船队指引方向，但却无法知晓何时狂风暴雨将至。”在1917年2月从伏龙克要塞监狱给玛蒂尔德·乌尔姆的信里，她这样写道。高尔基的《在底层》，是她最喜欢的戏剧。她曾在柏林看过两次，并且给蔡特金写信说，只要资金允许，她还会继续看下去（高尔基也曾赞美她是一只在革命浪潮中努力发出自己声音的“风暴鸟”）。
倘若你正在与革命相关的心灵相接触，你怎样能在这无法掌控，甚至是无法自我参透的心灵背景下，提前知晓革命的动向呢？“没有什么比人心更加善变了，"1917年，她给乌尔姆写信道，“尤其是大众的心理，就像是塔拉塔[8]，那永恒之海，其深处永远千变万化……他们总会进入与预期不尽相同的状态。”而于此十三年前，她在布雷斯劳监狱里给自己的朋友亨丽特·霍尔斯特（Henriette Holst）写信道，“亲爱的亨丽特：别相信，”——她罕有地展现了自己的忧郁，“别相信通常状态下的我，我在每个时刻都可能发生变化，而生活也恰好是由这些时刻组成。”而革命局势与革命者的心理，其实也是与此相似的。
卢森堡认为，任何无法触及人灵魂最深处的革命都是失败的。1898年，她写信给罗伯特·赛德尔（Robert Seidel），询问他是否知道“是什么让我在这些日子里不得安宁”。答案是“人民”，她接下来自答道：“当他们书写时，他们总会忘记最重要的，是要深入自己的内心。”“我以此起誓，”她又继续写，“永远不会忘记，只要一提起笔……就要去挖掘灵魂深处的自己。”她曾谈论党媒的语言：“很传统，很呆板，全是陈词滥调。”但她的讨论并未停止于此。事实上，她和约吉谢斯的情感关系，正是以这种对内心的探求和自我解剖为核心的。说白了，卢森堡是个开导者——约吉谢斯的内心相对而言是空乏的。这并非有关性别的陈词滥调。由于写作能力的不足，用艾廷格的话说，约吉谢斯更把卢森堡当成“一支笔”。她是傀儡，而他是主人。作为一个善于鼓动人心的杰出组织者，约吉谢斯成为波兰社会主义革命的灵魂人物。尽管卢森堡可以为他提供帮助，但他始终也没能介入德国社会主义者的圈子。这一切并没有被完全公开。约吉谢斯似乎对卢森堡的陪伴不感兴趣，并且并不愿意让旁人觉得自己已经和卢森堡同居（这看上去像是对她的保护，但绝非如此）。他并不愿意接纳一段婚姻，即使卢森堡曾希望或早或晚，可以有一个孩子。当过了生育年纪后，她还曾考虑收养一个孩子，却都被约吉谢斯拒绝了（我们只是从卢森堡的信件中得知这些，因为约吉谢斯的信并没能被保存下来）。用今天的话来说，约吉谢斯先生大概是陷入了一种“承诺恐惧”。而遗憾的是，她还不曾拥有现代女性的观念，让她明白如果离开这个懦弱的男人，她的生活或许会更愉快。她并不是唯一一个拥有卓越的革命观念，却不得不将自己的个人生活与一个男人捆绑在一起的人，即使这段关系已经十分不平等——有类似经历的女性还有艾琳娜·马克思[9]，一位同样在革命中鼓舞人心，并且生前与卢森堡有过不少联系的杰出女性。1899年，卢森堡给约吉谢斯写信道：“我身上所有的自发性都在慢慢消失，我变成了一个只会‘等待’你的决定的女人。”而这个男人无休止的命令，给卢森堡留下了一个“孤独且挥之不去的自我。每当我想到自己，不安、疲惫、筋疲力尽、躁动不安便会一同造访”。一个可以由此推断的事实是：倘若约吉谢斯更加彻底地参与到与卢森堡的共同生活之中，我们大概无法看到这些离奇并充满空虚感的介于彼此共享与否之间生活的描述。
她曾再三抱怨约吉谢斯在给她的信里只谈论党内事务和他们的“伟大事业”，而忽略了那些心灵上的交流。她目光所及之处，皆是“事务”（这是他们所在党党媒的名字，其中大部分内容是由卢森堡执笔的）。如果可以在生活中“与拥有人格之人、真正的灵魂、独立的个体相伴”，再冗杂的事务，她也可以处理得游刃有余。但从这位约吉谢斯身上，她看不到“任何东西，只是完完全全的一片空白”。每每当她遭遇到“无比纷乱的思想，以及通过对外物的观测得到的诸多观感”时，从他身上只能得到与预期“完全相反”的“帮助”（她曾不止一次希求从他身上得到更多的启发）。当她在前往苏黎世探望他并“没有留下争吵阴影地”归来后，她发觉这个被自己信任的男人已经全然“无视”她以及她的“内心生活”（这封信还异乎寻常地表明，约吉谢斯曾对卢森堡有过同样的指责）。但卢森堡也绝非总是慈悲的。在约吉谢斯照顾自己濒死的哥哥，情绪陷入低谷时，她却毫无同情心地指责他是在“愚蠢地进行弱智的情感自杀”。
显然，约吉谢斯是仅为了政治信念而生活的人，而这个信念几乎毁掉了一个人生活里最好的部分。于是，对于她的下一任爱人克斯特亚·蔡特金，她谨慎地提出了警告。对于卢森堡来说，她所致力的，无非是让人们可以“像鸟儿一样飞翔”，获得更多的幸福。“于我而言，变得快乐像是一种被诅咒的渴望。它酝酿着，日复一日，带着如鸽子一般愚蠢的顽固，为了我那微薄的幸福而与命运争执不下。”这里没有任何隐喻。1917年，她写信给索尼亚·李卜克内西（Sonja Liebknecht）：“有时我觉得自己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而是一只人形鸟，或是其他野兽。”“没有任何人，”在给约吉谢斯写得最深刻的一封信里，她写道，“可以如我们这般，拥有如此多快乐的可能。”可那被她看作幸福构成的充要条件——内心灵动、思想自由，于他而言却是不可理解的。对于她来说，所有的关系、友谊都必须遵循“我可以认不出你的样貌，但我必须了解你的心”这样的信条（这被她写进了1898年给赛德尔夫妇的信里）。
但旁人奋斗的终极目标，始终是权力（约吉谢斯征服世界的手段，大概是在镜中想象自己的征服，或者拒绝真实的内心生活）。“你对私人与政治生活里的权力崇拜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她1899年写信给他道，“而我，作为一个例子，仅仅对‘做’这个词表示信任。”作为一个“承诺恐惧者”，还是用今天的话说，约吉谢斯或许还是个“控制狂”。他需要她的成就，却也对这成就无比憎恨。“你的狂妄自大和疑心重重，使得我的成功与正在获得的公众认同，成为我们之间关系的毒药。”在搬去柏林两年前，她已经做出了这样的判断和预言。但她在许多方面，在他们十五年共同生活的历程中，她还是努力介入了他的生活。她服从于他，或者至少表明了她愿意做的；而在创作上，她的灵感、事实的检验以及编辑工作，也是依赖于他的——尽管她感觉最美好的时刻之一，是当她每每收到他改动过的文章，都“几乎大吃一惊”。她也偶尔会占到上风。“我试图让我们之间的问题占据我头脑的一小部分。当我回过神来，我正打算把你攥在我的利爪之中。我攥得有点紧，以至于你不得不尖叫。你会明白……我十倍好于你，所以我有权这样做。直到你变得温柔，我才会停止对你的威吓。学着在精神层面屈服一点吧……你必须屈服，因为我将使你体验到爱的力量。”
我们不难把她经历的情感旋涡，与日后对列宁主义批判联系在一起。约吉谢斯是她的指导者，在两人整个通信的过程中，他所扮演的，始终是一个“十分令人不快的角色”，他们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贴切的形容：“老师对待他宠物般的学生”（艾廷格在翻译这一部分时使用了波兰语的直译，即“男校长”一词，从而使这一论断与日后她对列宁更强烈的直接批判有了联系）。约吉谢斯甚至是充满暴力气息的人。当卢森堡开始与克斯特亚·蔡特金交往时，他甚至扬言要杀了卢森堡。这并非只是一次威胁，有一次，他尾随了卢森堡，并朝她亮出了自己随身携带的手枪。在分手之后，他还一直坚持要保留两人曾共同居住公寓的钥匙。约吉谢斯这一系列过分的举动，像极了极端的权力在“守夜人国家”的所作所为。从另一方面来说，在卢森堡身上，激情——例如在政治领域，对于自由而言是个需要解决的问题。“神护佑的，是那些不带有激情的自由人。”她在给自己最后一个情人汉斯·迪芬巴赫（Hans Diefenbach）的信里这样写道。这封信也是为一次运动提供的“遥控指挥”，由于此时的她已身陷囹圄，“因为那意味着，他们从不会对他人的幸福与自由虎视眈眈。”事实上，她又指出，“这其实与激情没有关系。我有足够的激情引燃一片草原，却也可以始终保持自由的圣洁，并对他人给予单纯的祝福。”“你必须让我以我喜欢的方式，做我喜欢的事，”在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前夕的信里，她指出，“我过的是井然有序的生活，我必须活得像我自己。”真正的激情是不考虑回报的。就像是民主，它从不承认控制或是主宰。它使人人得其所。“当我离开了列奥·约吉谢斯，我仿佛得到了重生。”
在此时，我需要澄清，关于为何我认为大多数看待卢森堡的政治与私人生活之间联系的观点都是误解。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提到，这些信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展示了一个女人在革命的不屈意志。比如，就像他们2011年出版她的信件时导读文章所用的题目，卢森堡是“感性且充满笑容的”。当然，没有什么会比卢森堡信件中的那些文字更富感性，而她的笑容和她其他的东西一样，都是政治生活的组成部分。“笑容，”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这样写道，“可以使人们找到一个不需要出卖灵魂，就可以自由生活的地方。”这同样可以作为女权主义的一大信条。让我们想想马提尼克岛上那鄙视、嘲笑“哭泣的食肉者”的皮里火山。当法兰克福的检察官以她“必然要危害社会”为由决定在1914年“预防囚禁”她时，她表示：“我相信你，你可以逃跑；但一个真正的社会民主主义者却不会。他将坚持自己的作为，并嘲笑你的审判。”在这点上，吉莉安·罗斯（Gillian Rose）有关卢森堡将反讽的玩笑升格成了一种新型政治艺术的论断显然是正确的。但我并不接受艾廷格有关罗莎·卢森堡强硬的政治理念与活动是在弥补她私人生活的不幸这一观点。我并不认为她的私人生活是失败的。我无法苟同彼得·奈德尔将她与约吉谢斯分手后的生活看作“失落的时光”。但我也并不认同艾德丽安·里奇的看法——女人“应当以工作作为她们的生活重心，无所谓伴侣的去留”。我们并不需要在爱人与事业之间做出选择。重点并非是私人与公共生活的孰轻孰重，而是如何将它们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借此，卢森堡在那黑暗年代所醉心的事物——像马提尼克，像革命，最终将她的灵魂带到了政治的表面。
